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在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全面攻势,令人惊讶的是,这场困兽之斗不仅没有被挫败,反而把国民党军队给打的全面崩溃,堪称抗战中的又一场国耻。

“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在投入兵力是日军的四倍的情况下,付出了比日军多5倍的伤亡,惨败程度不亚于淞沪会战。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在8个月的会战中,中国损失的军队60万以上,丧失国土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被日军占领,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落于日军之手。

在为时不到40天豫中会战中,有38个城市落入敌手,国军创下了一天丢失一城的记录。

用一溃千里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此次战役被认为是中国军队的奇耻大辱,蒋介石也非常痛心,当着部下的面说:“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这场会战发生在1944年4到12月,日军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而国军的武器装备也今非昔比;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还会遭此惨败?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日军不惜血本,投入兵力空前
“豫湘桂战役”日军叫做“一号作战计划”,也叫“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包括三场会战——在河南进行的“豫中会战”,在湖南进行的“长衡会战”,在广西进行的“桂柳会战”。

其目的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

会战爆发的背景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遇惨败,基本失去了制海、制空权,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本土战略物资告急,驻扎在南亚的日军也成为孤军失去物资供应嗷嗷待哺。

毫不夸张地说,日军遭遇了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处于回光返照状态。

但是困兽犹斗,日军不会束手待毙,要进行垂死挣扎,向南进攻,打通南方的通道,控制中国大陆交通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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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可以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为打持久战做准备;二来可以为被盟军封锁分割的南洋日军提供援助;三则可以避免盟军利用中国空军基地向日本发动空袭。

对日军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作战,日军自己也称之为“起死回生之战”,是被逼到悬崖边之后的求生一搏,必定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

所以在这次会战中,侵华日军主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几乎全部出动,包括日军的杀手锏第三坦克师团。

当时日本在华日军主力“支那派遣军”一共有25个师团,此次战役日军投入了18个师团;日军投入的兵力多达40万,加上后勤人员多达70万,投入兵力规模为中国战场之最,甚至超过了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为明治维新以来所独有。

而且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的差距巨大,武器装备也不在一个水平。

根据抗战期间两国军队的较量史,国军要想打成平手,兵力至少应该是日军的6倍以上。

日军既然投入40万兵力,国军想要取胜的话,至少需要250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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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不过500万,受各种因素限制,根本无法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会战。

事实上,国军在此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只有将近200万,是日军的5倍左右。

因此,仅仅从兵力对比上来说,这就是“敌强我弱”的会战,胜算不大。

但是中国军队打不过可以,怎么也不该败得那么惨,败了也要赢得对手尊重。

可事实上中国军队在此战中的表现,确实没有亮点;不但没有赢得日军尊重,也被盟军低看。为什么会是这样?

国军高层轻敌,战略出现误判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太平洋战场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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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高层看来,日军已经陷入困境,战败已经是时间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应该反攻的应该是国军。

除了轻敌,情报工作不到位,出现战略误判也是导致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方在1944年1月底就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开始调兵遣将为此做准备,国军高层全然不知。

为了保证效果,日军开始施放烟幕,迷惑国民政府。

他们在各种场合表示,日军的军事行动重点在美国在华航空基地,还让重庆方面相信,日军可能会实施早已制定很久的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军的一系列行为,麻痹了国民党高层,没有进行积极备战。

当然,蒋介石对日军的行动,也并非毫无察觉。

1944年3月,日军在实施一号作战计划之前,蒋介石就判断日军会有所行动,因为其长江运输遭到美空军的袭扰,无法持续;在此情况下,日军将不得开辟平汉路。

于是,国民党方面未雨绸缪,制定了“平汉线作战计划”以应对。

但日军的战略目标超乎预料,除了打通平汉路,还包括攻占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战略要地。

国民党原来制定的“平汉线作战计划”,显然无法应对日军攻势。

对于日军兵力集结,以及进攻态势,国军决策层一无所知,毫无防备,出现了战略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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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春天,尽管蒋介石在衡山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但议题只是军队换防和换装,以及局部反攻,根本没有进行全面备战。

高层既没有知彼知己,也没有做到有备无患,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对于会战的失败,高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对此毫不讳言,做了深刻检讨:

“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

国军派系林立,不能同心协力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各省军阀拥兵自重,作战时首先考虑的是保存实力;而蒋介石对于杂牌军也百般地方,想方设法进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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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杂牌军在战斗中对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阳奉阴违,推诿扯皮。

比如广西战场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桂军只听白崇禧指挥,不服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挥。

即使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比如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也是明争暗斗,相互拆台矛盾重重,在战场上无法相互协调,甚至隔岸观火、见死不救。

在河南进行的“豫中会战”,国军兵力是日军的4倍,但是由于蒋汤不团结,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敌攻陷,损兵20多万。

“长衡会战”中,方先觉的第10军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但薛越却不去救援身陷重围困的他们,方先觉连连发出求援电报给,薛岳却把部队调到湘东去了。

原来在常德会战时,薛岳越级指挥第10军第190师,导致第10军损失惨重,方曾经策马前去找薛岳算账,两人结下梁子。

因此,在第10军身陷绝境的时候,不仅薛岳,第62、第46、第79、第74军都没有拼死相救,看着他们全军覆没。

在广西进行的“桂柳会战”同样存在这种亲痛仇快的现象,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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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以第二十六军不执行命令擅自撤退为例,痛陈中国军队“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而将领们“疆界太严,风气太坏”。

“查此次桂柳会战,以职指挥无方,日蹙百里,实属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

大敌当前,各部勾心斗角,不能令行禁止,协调行动;这样的军队要是能打胜仗就出怪了。

为了内战考虑,不愿全力以赴最新高清电视剧,美剧,港剧,韩剧
由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国军高层普遍抱着观望心理,坐等日军灭亡,不愿意打恶仗,不希望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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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保存实力,为抗战胜利后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做准备,

在会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装备精良,清一色的美械,在国军中战斗力一流。

但是蒋介石为了防范陕甘宁边区,没有让胡宗南全力以赴去中原救急。

因为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得不到援助,只能以原有的兵力作战,加剧了国军的溃败。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让全世界对国民党军队“刮目相看”,美国政府更是对他们的表现大失所望。

虽然国军准备不如日军,但是在日军失去制空权、美国空军全力助战情况下,依旧败得一塌糊涂,确实不该。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不仅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政治腐败的必然,为国民党内战失败埋下伏笔。

战役的惨败,也导致了一个恶果,那就是《雅尔塔协议》签订的时候,三巨头将中国排除在外,无视中国主权,作出了苏军出兵东北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