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犹太人“好心”上门卖浓缩铀,周总理下令:迅速查明真伪

1954年,犹太人“好心”上门卖浓缩铀,周总理下令:迅速查明真伪

自从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这一武器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一些拥核国家也开始借助核武器,对无核国家实施核威胁和核讹诈。

所以,核武器成为关系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能否保持独立主权地位的重要基石。

经过科学家艰苦钻研,我国在1964年的10月16日15时,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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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子弹爆炸现场

中国能够取得这一成就是十分了不起的,因为在中国之前的四个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强大的工业国,而刚成立的新中国,计算机有限,工作人员硬是用算盘敲出来一个个数值;当时的电网还未完全覆盖,通电设备也是非常的差,他们便点着蜡烛摸黑核对每一个数值;因为食物,气候条件恶劣,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的科研工作者们,常常因为低血糖,营养不良等情况而昏倒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大家知道中国拥核的路上很艰辛,但未必知道,中国在研制核武器时曾差点遭受西方国家的蒙骗,要不是周总理谨慎处理,中国的核事业就要因为犹太人的“假热心肠”而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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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照片

自从二战之后,世界格局演变成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两大阵营间的对抗十分激烈。因为美国人在二战后期研发出了原子弹,这使得他们在推动二战进程的同时,也拥有了在二战后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新筹码。

为了遏制美国,苏联也迅速研发出了原子弹,使得美国的核优势不复存在,两国进入了一种核平衡状态。

但是,尽管有了苏联的制衡,但全世界还是笼罩在核威胁中,尤其是受美帝国主义敌视的新中国,也时刻处在美国人核打击的危险中。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三次威胁要对中国人实施核打击。

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人遭遇了未曾预料的顽强抵抗,以至于美国的将军一再叫嚣要给中国扔原子弹: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召开记者会,会上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警告中国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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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开记者会发言

当有记者问,那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道:“这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使用原子弹是一直在积极考虑的。”

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表明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态度。杜鲁门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世界哗然。甚至美国国会也拿出了相应的提案。

面对美国的威胁,毛主席等领导人毫不相让,这些老革命家可是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当即毛主席对美国回复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但我一定会战胜你!”除了抗美援朝战争,还有两次台海危机,美国人同样打出“核威胁”的牌。

美国对中国实施核轰炸蠢蠢欲动,毛主席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发展核武器对新中国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中国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毛主席便提出:“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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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讲话

造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这在当时是一个超前的想法,毕竟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一个连汽车都不能造的落后的农业国,造原子弹这种高端武器谈何容易。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向来有着大气魄,正如毛主席后来就核潜艇问题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在造原子弹的时候,毛主席态度坚定。

五十年代的时候,中苏关系还在“蜜月期”,于是,五十年代的我国制定了“利用外援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正式上马了原子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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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在天安门城楼

不过,尽管中苏两国是利益攸关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苏联在援助中国核事业方面并不是尽心尽力的。

50年代的世界,只有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掌握核武器,法国正在研制当中,对于这种决定性的战略武器,谁掌握了它,谁就有了国际话语权。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技术,那这三个国家的话语权将被削弱,其核优势将荡然无存。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不速之客突然登门造访,声称给中国送来了“浓缩铀”。那是在1954年,几个犹太商人到访北京,他们声称自己掌握了一批浓缩铀,并可以将其卖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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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浓缩铀是研制核武器的重要材料,它是指经过同位素提炼后,铀235含量远超天然铀金属的一种战略材料。

铀本身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种稀有金属元素,带有放射性,其中共有三种同位素,但铀235的含量十分低。根据铀235含量的不同,含量在2%到20%之间的被称为是“低浓缩铀”,20%以上被称为是“高浓缩铀”,而高于85%的被称为是“武器级浓缩铀”,可以直接用来制造原子弹。

因为天然铀矿石不具备武器级铀235的含量,所以必须对其进行提纯。一般而言,铀235的提纯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扩散法,一种是离心法,一种是激光法,此外还有蒸馏法、电解法、电磁法等技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使用气体扩散性提炼出来的铀235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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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缩铀金属

但是,因为铀矿石中的三种同位素互相之间联系紧密,无论是化学性质还是物理性质,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分离提纯的难度,掌握这些提纯方法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有着极大的考验,这也成为核武器制造的一个巨大门槛。

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技术水平,不足以完成这一工作。但犹太商人的到来,就如同“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般恰如其时,如果能够直接获得浓缩铀,哪怕数量很少,也能大大推进中国核武器的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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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铀浓缩工厂

所以,犹太商人的来访,立时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要知道,美国负责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其中一大批技术人员都是犹太人,有着“原子弹之父”之称的曼哈顿计划领导者奥本海默就是犹太人,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

可以说,就制造核武器方面,犹太人有着很大的发言权,经他们手搞过来的情报和资源,还是有着很高的可信度的。况且,犹太人和中国人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犹太商人在中国长期活动,有着一定的口碑。

而以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搞到一些实验样本将其倒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知道,全世界目前还有多达几十枚核弹头不知所踪,这其中一部分是不是被倒卖掉,至今还让人浮想联翩。连核弹头都能丢,黑市上出现核材料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在当时,党中央将这件事的决定权交到了周总理手上,让他来处理。周总理在接手后,几经斟酌,决定:“迅速查明真伪”,先把事实搞清楚犹太人送过来的是不是真的浓缩铀,然后再做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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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听取汇报

不过,要想弄清浓缩铀的真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通过专业仪器才能搞明白这份样本的铀235含量,而检测用的“重同位素质谱计”中国是没有的,国际上也不会卖给中国。无法检测,就判断不了真伪,这可让人犯了难。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杨承宗。提起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功勋科学家,大家肯定会想起邓稼先、钱学森等前辈,杨承宗的名字或许对于公众来说有些陌生,但他在当时也是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杨承宗出生的年份是1911年,那一年辛亥革命,正是中国社会改天换地的一年,而自幼好学的他在长大后考取了上海大同大学(后撤并为复旦,上海交大等大学),并在之后一直服务于中国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

提起镭,大家一定会想到居里夫人,正是她发现了镭这一元素。而杨承宗在1947年赴法留学期间,正是在居里夫人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工作室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并因此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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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约里奥-居里夫人在杨承宗(左一)博士论文通过后的庆贺会上与他碰杯

这个青年有为的科学俊才,同时也有着极高的爱国热情,杨承宗在1951年的时候,毅然决定放弃在法国年薪近五十六万法郎的优越工作,而选择返回祖国。

在回国之前,约里奥·居里曾和杨承宗有过谈话,她告诉杨承宗:“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

约里奥·居里的话让杨承宗大受感动,他随后还通过钱三强将这些话转告给了毛主席,这句话对我国制定研发原子弹的政策有着重大影响。

而受钱三强的嘱托,杨承宗在回国前,要从法国购买一大批祖国急需的原子能研究设备。还是在约里奥·居里的帮助下,杨承宗购买到了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以及其它高精尖的实验仪器,共计装了十几个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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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照片

为了买这批仪器,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杨承宗还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也投了进去,最终才置办齐全。

作为高端人才,杨承宗回国必然引起法国的芥蒂之心,再加上这批设备,更是加大了他回国的阻力。这时,还是约里奥·居里出手相助,在她的关照以及同事布歇兹的护送下,杨承宗才带着这些“物品”,一路免检离开了法国。

因为法国没有直通内地的航线,杨承宗必须转道香港,而港英当局当时不许杨承宗登陆香港,后来杨承宗还是在港警的“护送”下转乘中国轮船“石门号”才顺利回到内地。正是因为有这些屈辱经历,愈发坚定了杨承宗建设祖国的决心。

1951年的秋天,杨承宗回到祖国,并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在1953年,由于研究所急需中子源,而杨承宗获知北京协和医院保存了抗战前从美国购买的507毫克居里的镭源以及配套的提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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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者工作

杨承宗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助手修复了本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破坏的装置,用它制成了氡-玻中子源,这也成为中国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

而时间来到1954年,在犹太人兜售浓缩铀的事情发生后,面对无法辨明真伪的困局,杨承宗又站了出来。因为我国缺乏重同位素质谱计,杨承宗在接手这一任务后,根据放射性的蜕变原理,与同事一起完全使用放射化学方法来检测这批样本。

经过连续的实验检测,杨承宗最终得出了结果,犹太人想要卖给我们的根本不是浓缩铀,而是硝酸铀酰,其铀235同位素含量仅仅相当于天然铀矿石,根本达不到武器级铀235浓度。于是,犹太人的谎言被戳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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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铀矿石

犹太人为什么要卖给我们假的浓缩铀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自从在历史上灭国后,一直流亡世界各地。这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所以遍布世界各地,其在欧美国家尤其分布广泛,其与美国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

犹太人一直想要复国,于是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用来建立以色列。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尽管以色列的建国有着联合国的合法依据,但事实上,这个国家根本就是美国在不顾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推动建立的,这也才有了后来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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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国犹太人欢呼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以色列与美国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也正因为犹太人与美国之间的利益捆绑,犹太人在世界上常常充当美国人的马前卒,为美国奔走效命。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自然是不愿意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但是,中国又不是朝鲜、古巴、越南这些小国家,美国没有使用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放弃核武器的底气,所以只能想一些阴招。

美国人吃准了中国科技水平不够,且急于研发原子弹的心理,想要通过欺诈的手段,给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制造麻烦,让中国徒费精力,所以才派犹太人闹了这么一出。

不过,美国人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约里奥·居里夫人说的没错:“中国也有自己的科学家”,中国或许贫穷落后,但我们不傻不笨。中国人可以靠敲算盘研究原子弹,仅仅是判断一个材料的真伪,怎么会难倒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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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者打算盘工作

中国在这之后坚定了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并在苏联援助下着手实施。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逐渐背弃了诺言。中国也毅然放弃了与苏联的合作,并将核武器的研究策略从“寻求外部援助”转为“完全独立研发”,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新道路。

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并依恃着他们的高空侦察机和卫星,肆无忌惮的窥探着中国的核基地。

通过侦察,美国人发现了中国罗布泊存在着明显的道路、车辆、住房和供应站,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显然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基地,很有可能就是核武器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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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工棚

而随着时间推移,在1963年的时候,他们发现罗布泊的活动日趋频繁,对美国而言这也许是一个可怕的征兆,中国的原子弹可能即将面世。美国人按捺不住了,他们想来想去,萌生了直接炸掉罗布泊的想法。

在当时,美国时任总统是肯尼迪,他甚至提出对罗布泊实行轰炸。如果美国人的这一计划成行,确实是十分危险的。

但是,不久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美国政坛动荡,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等到新总统约翰逊即位,他认为不值得为这个目标冒这么大风险,否决了这一方案。

但是,约翰逊也不打算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放任自流,他尝试拉拢苏联,一起压迫中国。但是,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到达冰点,赫鲁晓夫还是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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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中间)

赫鲁晓夫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明白,核武器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夸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不能一次达成目的,反而会激起中国的拼死抵抗。

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中国如果反击,受冲击的自然是苏联,苏联怎么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让自己独自承担风险。就这么着,美国人又一次的图谋失败了。而不久后,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这是一个大事件,这使得我国在成为第五个拥核国家的同时,在国际上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极大地的改变了国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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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毛主席在当时高兴的说:“要给赫鲁晓夫颁一个一吨重的勋章。”短短一句话中,包含了太多的情绪,有感谢也有讽刺。但我想,更多的应该是“感谢”,感谢赫鲁晓夫放弃援助中国,让中国独立自主的研发出了原子弹,让中国挺直腰杆子成为世界大国。

原子弹的成功研制,还要感谢一些人,他们就是那些日以继夜奋战在一线的科研人员,是他们让中国人挺直腰杆子的。我们前文说到的杨承宗先生,就在原子弹的研发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

自从1961年的3月份,杨承宗从原子能所调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仅仅一周后,杨承宗又来到了二机部所属的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另一方面是国内正在经受自然灾害困扰,这些事情也都影响到了核武器的研究工作。

但是,杨承宗始终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从改善员工生活条件开始,鼓舞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干劲,然后整顿研究所秩序,为研究所大量购置图书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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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宗工作照

在杨承宗的管理下,第五研究所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在中国第一批铀水冶厂没有建成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建成了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在两年的时间里将上百吨的重铀酸铵进行了提纯处理,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研制要求的2.5吨纯铀化合物。

正是这批物资,为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准备好了原料,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物质基础。

二机部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立下大功,受到中央表彰,但是因为杨承宗是借调而来,组织关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以与荣誉失之交臂,但他毫不在意,也从不对别人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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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杨承宗和中国科大少年班学生在一起

不仅如此,他还为二机部发展考虑,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五所这样的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改变单一方向,要注意应用。”他的这些话在当时极具前瞻性,为五所指明了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再往后,杨承宗从工作岗位离休,服务于教育事业,还组织成立了合肥联合大学。为国家核事业奔波半生的他,在人生的后半程,还在为国家的未来考虑,实践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伟大信念。直到2012年,百岁高龄的杨承宗最终告别了他热爱且奉献一生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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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杨承宗出席中国科学院50周年报告会

新中国自建成以来,走过了七十多年风风雨雨,完成了一个古老的国家在新世纪的华丽蜕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一过程中,原子弹的研制是一个标杆式的事件,罗布泊的那一声轰鸣,是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国向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将再次走向伟大!

犹太人向中国兜售假浓缩铀的事件是原子弹研发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与苏联的撤离事件一起,警醒着我们国人,外国人是靠不住的,在丛林般的世界中,只有自立自强,才能真正赢得尊严。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敌人,是他们时刻鞭策着我们;我们也要感谢国际友人,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人类社会永恒不衰的音符;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是他们的努力奉献创造了这一切;我们也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是他们为我们指引着暗夜中的方向;而我们更要感谢亿万人民,是他们的付出推动着这个国家迈着铿锵的步伐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