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执政初期，为什么要推行海禁政策？带来了哪些影响？
爱新觉罗·玄烨，即清圣祖、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他在执政初期，一直推行海禁政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又有云南地方官请开银矿，朝臣们还没来得及展开讨论，大学士李光地便抢先奏道:“矿徒聚集起来非常容易，一且将来矿产开尽，这些人如何疏散得了?”李光地话没说完，康熙已深表赞同，竟连连点了四次头。于是，云南开银矿的事未获批准，这实际上是对1713年矿禁政策的进一步肯定。以后，广东湖南、四川、河南的矿厂也相继被禁止。与矿业政策由“禁止一开放一再禁止”的反复完全一样，康熙的外贸政策也经历了“禁海一开海一再禁海”的摇摆，并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推行海禁政策
康熙前期，清朝一直推行海禁政策。这既是对明朝防范倭寇、禁止民间出海贸易政策的继承，也是清朝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清朝人关之初，以郑成功、张煌言为首的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相当活跃。1658年，郑成功、张煌言联军北伐，由福建攻入浙江、江南，兵临南京城下，一时声威大震，东南动摇，连驻防杭州的清军将领也考虑过投降，清朝朝廷上甚至有过迁都的讨论。为了防止郑成功势力不断从海上进攻，清朝严厉执行禁海政策，规定从天津到广东沿海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与郑成功、张煌言串通贸易者，不论军民，通通就地正法;地方官员执行不力者，革职重惩。
1661年清朝又颁布“迁界令”，尽毁沿海民房物资和船只，立界移民。迁界是禁海政策的进一步扩大，其目的是制造一个无人区作为隔离地带，以实现彻底禁海。“迁界令”下达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到处挖界沟，筑界墙，派八旗军队驻成，界内外严禁通行，出界寸步即以违旨罪捕杀害。沿海人民被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扶老携幼迁往新区，海边的故居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一块石头也不留下，很多人颠沛流离，处境十分凄惨。康煕初年，清朝与海上郑氏政权的军事对峙仍在继续，朝野上下都严格执行禁海政策。1678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要求开放海禁，允许百姓造船出海贸易，官兵借此机会利用商船作战，解决军费不足的问题。
康熙接到奏疏后，明确表示反对，说:“今若开放海禁，恐怕诈之徒会趁机与海贼勾结，侵扰沿海人民。海禁绝不能轻易开放!”禁海政策的实施，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悲剧，不仅断绝了沿海百姓的生路，也使政府的收益大大减少，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因此，不仅广大人民暗中仍与海外开展贸易，就是清朝的地方大员们也纷纷呼呼开放海禁。1683年台湾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的对峙局面宣告结束，全国形势陡然发生了变化，海禁政策失去了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康熙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下令开放海禁。1683年8月17日，福建总督姚启圣首先上疏，要求恢复沿海各省迁界。因当时台湾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康熙没有批。两个月后，福建巡抚吴兴祚再次上疏，建议将广东沿海土地召募百姓垦种。
康熙见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批准执行。这年11月他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土席柱二人南下广东福建，主持展立界限的工作，又派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负责勘测江南、浙江海界。临行前，康熙千叮咛万嘱咐说:“迁移百姓是件至关紧要的工作，你等要转告各省督抚，务必查明原有产业，各还其主，妥当安插，不得有误!”杜臻、席柱领命而去，先赴广东，从钦州防城(今广西防城县)开始，沿海由东而北，历经7府3州29县，给还民由28192顷，使31300人回归故园;接着又到福建，从福宁州(今福建霞浦)的分水关开始，沿海而北，历经4府1州24县，给还民田21018顷，又使40800人回到了原籍。
展界开海又再次禁海
1684年5月，杜臻、席柱圆满完成任务回京，展界是开海的必要准备，开海则是展界的必然继续。1684年4月，江南浙江两省展界复业工作基本完成，康熙立即批示同意开放海外贸易，允许两省商民出海捕鱼。但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开放海上贸易，康熙闻讯后火冒三丈，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总督、巡抚自图得利，中饱私囊，这是国家绝不允许的!”在他的亲自干预下，1684年7月，福建、广东两省也废除了出海贸易的禁令。当时距收复台湾还不到一年时间。紧接着，开海令推广到沿海各省。1684年11月，康明确宣布:“各省原先制定的海禁条例，从今以后一律废止。海禁一开，创建海关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1684年8月，户廉部尚书梁清标派该部司员宜尔格图、吴世把二人为收税郎中，前往广东、福建主持筹建海关事宜。康立即批准，设闽粤江浙四关，定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为对外贸易口岸。宜尔格图和吴世把计划按内地税关模式筹建海关，却遭到了康熙的反对。他说:“宜尔格图等人主张找给海关一定税额在路、桥、渡口等处一概抽税，这不符合朕恤商裕民的宗旨。一概抽税，就与在原本没有收税的地方增设关口收税一样，恐怕会扰害国计民生。因此，朕认为，只能对出人海上进行贸易的船只收税。”
1689年3月，康熙又专门传旨，对捕捞鱼虾的船只、民间日用物资以及百姓赖以糊口的贸易，都实行免税;福建、台湾之间进行贸易的船只，以及澳门陆上贸易改走海上的船只，只能收一次税。康熙还规定，外国贡船随带的货物一律免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海关按照统一的税率和计税方法办事，外国船只在任何一关交了进口税后，其余三关不得重复征税。康熙开放海禁，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心愿，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及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1685年3月施琅奏报说:“海禁开放以后，沿海各地竞相打造船只，飘洋过海，贸易频繁，捕采纷纷，往来难以数计。”
当时，北自锦州、天津南至广东，东到台湾，往来船只络绎不绝。仅1686年12月停泊在广东海面的西洋船就达29艘。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到日本贸易的中国船只，1684年为26艘，1688年达194艘，5年间增加了7倍多，形势非常喜人。然而，开海政策执行了30年后，康熙又来了个180大转弯。由于海寇猖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蜂拥而来使中国海防面临威胁，汉人与海外联系密切使清朝东南海疆的潜在危机日益加重，出于这三方面的忧虑，1716年10月康熙明确提出了禁海问题。第二年1月，兵部等衙门遵照康的旨意，会同来京陛见的广东将军管源忠、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两广总督杨琳等人，议定了禁海的规定，经康熙批准，立即雷厉风行地下达执行。
康熙后期的禁海，与顺治时期的禁海政策有所不同，它不是概禁绝、不准片板下海，而是区别对待，内外有别，总的原则是:中国商船与东洋贸易照旧，与南洋吕宋、噶喇巴(令印度尼西照亚雅加达)的贸易严行禁止;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照旧，地方文武官员严加防范;禁止向国外卖船、运米出境，也禁止中国人留住国外。康熙禁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断绝对外贸易，而是为了割断内部敌对势力与外部殖民势力的联系，防止国内与侨居国外的反清势力结合，以确保大清江山安然无恙。开矿禁矿，开海禁海，康熙完成了一次次自我否定，终点又回到起点。这种政策决策的反复，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
禁矿政策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冶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一度使清朝矿冶业急剧衰落。以云南铜矿为例，1723年全省铜产量为100万斤，收税2万两银，比1705年减少了3/4。禁海对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沿海人民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种阴影甚至笼罩着以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的对外政策，闭关锁国，流毒极深，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局面。因此，禁矿与禁海，是康熙历史上的倒退，表明晚年的康熙在某些重大决策上已失去积极进取的锐气，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皇子众多
康熙八岁御极，六十九岁驾崩，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对这件事作过调，说自秦始皇元年以下，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一人，“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廉为此感到无比欣慰。康熙之后，清代诸帝在位时间也没有超过康的。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嘉庆在位二十五年;道光在位三十年;成丰在位十一年;同治在位十三年;光在位三十四年;宣统在位三年。其中乾隆本可与乃祖比美，只因他不肯上同皇祖纪年，故在位六十年即传位嗣子，自己当了太上皇。所以康熙与以后诸帝比，也是在位最久的皇帝。皇帝在位时间长短，由诸多因素促成。
其中主要是御极早晚、政局如何、寿命长短三项。顺治帝早丧，选中康熙即位，康熙以八岁少年当皇帝。前数年，他实际上没有也无能力掌握政权。不过，康熙亲理朝政是很早的，只有十几岁，属于政治上早熟。当时，客观急需，促使他少年老成，及早干预国事。所以康熙御极早，虽由其父所定，也是他本人有才能，有谋略，能够胜任。康熙当政期间，虽然也出现过外来侵扰、内部阴谋、叛乱和储位之争，但并未酿成重大祸乱，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没有宫庭政变，没有造成国家危机的外患，政局基本上稳定。大清帝国是强大无敌的，这与康熙的治理密不可分。
康熙通过各项政策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国用充足，兵强马壮，边疆巩固。不论内部还是外部敌人都望而生畏，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康熙的内政、外交刚柔适当。刚，表现于常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事物，精明果断，不避艰险，勇于进取，国家的大权、大利不丢不让;柔，则表现于对下属和人民比较宽和，政策较灵活，不作激化矛盾之举，尽可能息事宁人，让各阶层的人们或多或少地从皇帝的“仁政”中得到好处，能够过得去，活得下去。
康熙的作为，使他在全国赢得了崇高的威信。比起暴君，人门还是欢迎一位仁德皇帝的。他“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人到七十古来稀。康熙在人们准备为他庆祝七十大寿的时候去世，已登古稀之年。古代皇帝长寿少，短命者多。康熙属于长寿者。他与一般帝王不同，从来不追求长生不老，也不幻想返老还童。他幼年时期，身体不算太好，吐过血，“常灸病”，直至多少年后，仍念念不忘灸病之苦，即艾味亦恶闻”，“闻即头痛”。但他一生不消极保养，而是以积极态度从事骑射、狩猎和田园劳动，“或猎于边墙，或田于塞外”，增强身体素质，锻炼“勇果无敌”精神。
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他将自幼至今狩猎所获做了一个统计:“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比方说野兔为小动物，不屑详计总数，但最高记录尚能记忆，最多时“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十八”，超过庸常人毕生所获。他认为“恒劳而知逸”，如果长期安逸，劳累就经受不住。他一生读书、治理朝政向来不辞辛劳。并于日理万机之余暇，充满乐趣并心神宁静地修技艺;其兴趣、嗜好高雅不俗。
生活上节饮食，慎起居;“不喜厚味”，喜“粗食软蔬”，所好之物不多食，不尚豪华，爱简洁。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习惯，使他避免了糜乱生活之害，因此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并健康长寿。他在迎接古稀之年作诗一首:淡泊生津液，清虚乐有余。正霜惭薄德，神惫恐高誉。苦好山林趣，深耽性道书。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康熙当时是就饮食一事书怀，其心境极为平和。但诗中涵义很深，既讲养身之道，又将养心、养性融合其中。
康很欣赏自己的健康和寿命，说:五十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人向他进鸟须方，康熙笑而辞之，说:“自古帝王鬓斑须白者史书罕载。吾今幸而斑白矣”。“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廉之美谈乎?”几十年间，他继承祖业，治理国家，不曾虚度时光。他非常满意地说:“赖祖宗积善累德之效，所以受无疆之福，得四海余庆，万类仁寿，使元元之众安生乐业。于此观之，可谓足矣”。这是就过去而言，康熙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也没停止操劳和思虑。康熙一生是充实而又硕果累累的康熙帝的妻子，从清东陵陵寝安葬者统计，共有四位皇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钮祐禄氏、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其中赫舍里氏为康熙四年册封，于康熙十三年生允礽之日死。
康十六年，册封钮祜禄氏为皇后。康熙二十八年册封佟佳氏为皇后。乌雅氏却是雍正即位尊为皇太后的。妃嫔等有: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惠皇贵妃佟佳氏、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定妃万琉哈氏、懿密妃王氏、纯裕勤妃陈氏、惠妃纳拉氏、宜妃郭络罗氏、荣妃马佳氏成妃戴佳氏、良妃卫氏、平妃赫舍里氏、慧妃、宣妃、通嫔纳拉氏、嫔高氏、谨嫔色赫图氏、静嫔石氏、嫔陈氏、穆嫔陈氏、端嫔董氏、僖嫔、布贵人、伊贵人、兰贵人、马贵人、袁贵人、文贵人、尹贵人、新贵人、常贵人、勒贵人、妙答应、秀答应、庆答应、灵答应、春答应、晓答应、治答应、牛答应、双答应、贵答应、瑞常在、常常在、尹常在、禄常在、徐常在、石常在、寿常在、色常在。共后、妃嫔、贵人、答应、常在五十五人。
多妻必多子
据清实录载康熙子、孙、曾孙一百五十余人。多妻多子孙，是康熙家庭的一大特点。长期以来，中国是个体小生产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犹是经济单位。人们观念中子孙多是一大幸福，平民百姓如此，帝王将相更是。其实不然。如果说贫苦劳动人民家庭成员之间同甘共苦，无所争夺，能享天伦之乐，皇帝则很难有这种幸福。争夺皇位就是一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