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一流人才牺牲在南京了,我是二流人才”

国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一流人才牺牲在南京了,我是二流人才”

抗战结束后,有人对时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说:“你们德械师,都是一流人才”!担任过德械师教导总队长的桂永清却黯然回道:

“一流人才,全都牺牲在南京城下了,剩下的都是二流人才,也包括我”。

在国民政府军战斗序列中的真正德械师,分别是87师、88师、36师、教导总队四个,他们也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尤以教导总队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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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德械”?
1924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苏联的援助和中共的加持,使得国民政府拥有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相较于当时盘踞在各地的军阀军队,这支具有新鲜血液和强大生命力的军队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强军队。

在中原大战后,收进了很多降军,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所控制的军队一度达到了两百余万人的规模,虽然数字很庞大,但其中以黄埔为主体开枝散叶而成的军队其实只有70个师,人数仅是三分之一,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央军”,也就是蒋介石所谓的嫡系部队。

但即使是嫡系,由于当时的中国在近代落后世界太多,中央军也无法脱离旧式军队的桎梏。装备方面,以步枪为例,身为嫡系的中央军在同一支部队中却有着不同的枪械,汉阳造、毛瑟枪、捷克式、比利时式,甚至还有民间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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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械不一,必然导致有效火力的大打折扣,后勤也无法保证。

黄埔教官大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只是在保定军校停办后来到黄埔继续从教,他们所接受的仍是一战时甚至更早的军事思想,他们所教出的军官,在中央军中自然也无法适应现代新型战争的局面。

蒋介石对苏联人始终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有鉴于此,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决定要寻找一位新的“合伙人”,来让自己的枪杆子变新、变强,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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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德国人呢?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政府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这让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跌入冰谷,形同决裂,苏联在国民政府中的军事顾问也被“礼送”出境。

苏联人走了,但军事顾问不能没有,而当时有能力、且有意愿的有美、英、日、德四个国家。

前三家都有庞大的在华利益,请谁都不好不请其他两家,但军队只能接受一种训练模式。

而德国正处在一战后战败国的地位,受到《凡尔赛和约》的束缚,自顾尚且不暇,不可能侵犯中国利益。

另外,身为战败国的德国经常受到英法美等国的欺压,与中国可谓同病相怜,再加上德国确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实力,早在晚清时期就有大量军械、乃至战舰出口中国,军界风评极佳,所以德国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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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国人怎么想呢?

败于一战的德国人急迫需要庞大的国外市场来恢复国家实力,中国无疑是很好的市场目标,而德国此时的国际地位低微,面对蒋介石抛过来的“橄榄枝”可谓喜出望外。

受制于《凡尔赛条约》,很多德国的职业军官被迫离开军队,自谋生路,国民政府的邀约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使得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得到很好的生活保障。

郎有情,妾有意,双方的合作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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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蜜月下的军队升级
1927年底,蒋介石接见了德国名将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兵工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不久之后,鲍尔以“经济事务顾问”的名义接手中国军队的改造。

他先回国挑选了46位退役的德国军官来华,组成了精简实用的军事顾问团,在之后扩大到120人。同时在鲍尔的热情联络下,德国军工业巨头哈布罗、西门子、克虏伯、法本等公司与中国纷纷达成军火贸易协定。

鲍尔和军事顾问团的第二任团长格奥尔格·维采尔提出了军事改革的理论,如改造指挥系统,完善军官和专业兵种培养制度,建设装甲部队等。而到了军事顾问团的第三位团长汉斯·冯·塞克特时,才真正开始推动国民政府的军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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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蒋介石专门挑选组建了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作为试点部队,全盘接受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进行军队建设。

国民政府设置教导部队由来已久,在黄埔军校建立后就设立了教导团。1930年,为便于军校学生练兵,教导总队正式成立。保定军校出身的唐光霁遵照德国顾问训练计划,在南京香林寺成立教导队总部,其中主要包括挑选出来的优秀下级官兵和军校学生组成。

1933年,桂永清接手教导总队,按照德国步兵团编制,开始扩编并裁汰老弱病残,各兵种共计有15名德国顾问担任指导,完全按照德国军队典范训练,旨在将教导总队打造成为德式作战部队的样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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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扩编,教导总队虽名义上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但实际上已经独立成军,具有旅一级的作战规模。

在第五次围剿红军结束后,蒋介石计划整军,教导总队就作为首批参加整训的部队,编制为“教导师”,已成为全国陆军部队的楷模。

蒋介石的心头肉
蒋介石对于教导总队给予了很大期望,甚至将其作为中国“国防军”示范来打造。凡是有关军事改革必先经过教导总队实验,出国学习军官在回国后,必须先去教导总队服务或参观。因此教导总队无疑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心目中的宝贝疙瘩、“近卫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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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总队的军官基本都接受过正规的军校教育,且多是海外留学归国。如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毕业于德国柏林陆军大学,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曾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

就连普通士兵也是精挑细选,不仅要有战争经验,还要求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

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全国识字人口仅占国内人口两成不到,而教导总队可以宣称百分之九十的成员都是具有文化水平的军队,即便是与其他徳械师相比,也不遑多让。

待遇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无法及时领到足额军饷,但教导总队却是全额发放,直到全面抗战开始。成员被服、食宿一应俱全,还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即便是87、88师这种中央军精锐也无法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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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好,是必须用辛苦努力去换的,教导总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很高,教导总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桂永清接手教导总队后,便给部队定下了近乎苛刻的规章制度。教导总队奉行“五不”的规定:“不抽烟、不赌博、不宿娼、不饮茶、不用热水洗脸洗澡”。

武器装备上,不仅配备德式轻武器,重武器也向德国靠拢。作为为数不多的拥有直属炮兵的部队,教导总队的每个营都配有炮排,团属炮兵还配有榴弹炮、战防炮等重型火力。这在当时军队普遍落后的情况下,是十分令其他部队眼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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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豪华配置相匹配的还有强劲的战斗力。1936年西安事变后,教导总队曾一度屯兵潼关,给张学良部造成了极大压力,后又协助28师攻克华县,参加一场渭南战役下来,教导总队仅阵亡二十余人。

抗战爆发前,教导总队已经基本完成整编,已经脱离了实习训练性质的部队,成为真正的示范性质作战部队。

但是客观来说,教导总队在全面抗战开始前的战斗经验还是较少,特别是缺乏与真正现代化的日军的交战经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教导总队匆忙进入了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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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南京,败于南京
淞沪会战是教导总队战斗力面对的第一次大规模检验,在三个月的拉锯战中,教导总队先后两次投入一线战场。

1937年8月,教导总队一部交由张治中指挥,在日军海陆空火力的围攻下,虽伤亡惨重,但仍未丧失战斗力。

10月,桂永清回国后主动请缨,率领教导总队全体投入战斗,第一团、第三团镇守淞沪重地八字镇。

11月5日晚,教导总队夜袭夺回了日军已经攻占了一半的八字镇,从第二天开始,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日军数十次大规模冲锋,直到9日日军在金山登陆,才被迫撤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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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结束后,原本计划撤退至江西休整的教导总队在南京司令部的强烈要求下留在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此时的南京已经无险可守,除教导总队外,另有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和宪兵队,教导总队负责紫金山和城垣东部守卫,另分一部防守乌龙山要塞负责长江防务。

作为防守南京部队中条件最好的一支,实际上教导总队几乎负责了一半的南京防线。而教导总队所负责的紫金山,也是整个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也是最后陷落的地区,截止到12月13日南京陷落时,紫金山仍是中国军队唯一一处仍在进行有效抵抗的地区。

12月9日,教导总队开始与敌接触,日军要控制南京,必要攻下紫金山,而拿下紫金山,要先攻下老虎洞,围绕老虎洞的战斗从开始到13日的五天内,教导总队虽然伤亡惨重,但日军在紫金山未能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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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日,我方的战斗形势就已经开始恶化,南京城已经门户大开,城内守军多数已经溃退,教导总队仍然坚守。但由于中华门失守,整个南京防线遭到毁灭性崩溃,长官部决定总撤退,此时只有渡江一途,但运输司令擅离职守,导致整个撤退十分混乱,从紫金山撤下的教导总队被散兵和逃难群众冲散。

13日,日军军舰截断了最后的退路,教导总队全体3万5千余人,战后收容不到四千,几乎全军覆灭在南京城下。

其中,数年积累的杰出军官们已经基本殉国,教导总队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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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碍于德日已经结盟,德国顾问不得不撤离后,教导总队更是断绝了装备供给和训练条件,桂永清在封兰战役中因为指挥失误,导致教导总队残存的力量也损失殆尽,余部编入四十六师,教导总队的名称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