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残梦

 

 

第一章 佃户家的第九个女儿

民国九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农历十月刚过，晋北高原就刮起了刀子似的西北风。枯草在黄土坡上瑟瑟发抖，光秃秃的杨树枝桠像一双双伸向灰白天空的乞讨的手。张家庄的清晨是在一阵压抑的咳嗽声中开始的——那声音来自村东头最破败的那座土坯房。

张来福蹲在门槛上，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发呆。树早死了，只剩下一截黑黢黢的树干，像一根戳向天际的控诉的手指。他的目光空洞，手里攥着一把干枯的高粱秆，无意识地捻着，捻着，直到碎屑从他粗黑的指缝间簌簌落下。

屋里又传来女人的呻吟。

“他爹……”声音细若游丝，却像针一样刺进张来福的耳朵。

他猛地站起身，拍了拍补丁摞补丁的棉裤，走进昏暗的堂屋。土炕上，他的女人王氏正侧躺着，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身下的旧棉絮已经被羊水浸湿了一片。接生婆刘婶跪在炕沿，一双粗糙的手在王氏高高隆起的肚子上按压着。

“使把劲儿！就快出来了！”刘婶的嗓音嘶哑。

张来福别过脸去。墙角堆着八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三岁，像一窝挤在一起取暖的麻雀。他们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没有哭声，连最不懂事的老八都安静得出奇。饥饿已经教会了他们过早地懂得沉默。

这是第九个了。

张来福走到灶台前，掀开那口裂了缝的铁锅。锅里只有半锅清澈见底的水，映出他憔悴的脸——三十五岁的年纪，看起来像五十岁。他摸了摸怀里，那里贴身藏着最后半块玉米饼子，是昨天用一捆柴火从村西李地主家换来的。他原本打算留给即将生产的老婆。

可是老大还在发烧。

里屋传来孩子压抑的咳嗽，每一声都像锤子敲在张来福心上。老大是长子，十二岁了，已经能帮他下地干活。可三天前淋了雨，高烧不退，现在躺在里屋的草堆上，脸颊烧得通红。

“哇——”

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屋里的寂静。

“生了！生了！是个丫头！”刘婶的声音里听不出喜悦，只有如释重负的疲惫。

张来福的手颤抖了一下。丫头。又是丫头。前面八个孩子里已经有五个丫头了。他走到炕边，看见刘婶手里托着一个瘦小的婴孩——皮肤皱巴巴的，像只刚出生的小老鼠，哭声也细弱，仿佛随时会断掉。

王氏虚弱地转过头，看了一眼孩子，眼角滑下一滴泪。不知道是生产的疼痛，还是对这个不该到来的生命的歉疚。

“她爹，给孩子起个名吧。”王氏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张来福盯着那个小生命看了很久。窗外的西北风刮得更猛了，吹得糊窗户的旧纸哗啦作响。他忽然想起去年春天——那是这个家最后一次还有笑声的时候。他带着孩子们去后山挖野菜，在背阴的沟里看到一丛野生水仙。白色的花瓣，嫩黄的花心，在贫瘠的黄土里开得那样倔强。

“叫水仙吧。”他说，声音干涩，“张水仙。”

刘婶麻利地用一块旧布把孩子裹好，放在王氏身边。然后她搓了搓手，看向张来福：“来福哥，接生的钱……”

张来福垂下头：“刘婶，眼下实在……”

“我晓得。”刘婶叹了口气，“给两把高粱米就行。”

可是连两把高粱米都没有。张来福翻遍了屋里所有的瓦罐、布袋，最后在米缸最底层摸出了不到一把带壳的高粱。他捧给刘婶，手微微发抖。

刘婶看着那点粮食，又看看炕上虚弱的王氏，再看看墙角那八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她接过高粱，倒回米缸一半：“留着给月婆子熬口粥吧。”说完，她拍拍身上的土，佝偻着背走了。

门吱呀一声关上，屋里又陷入死寂。

那天晚上，张来福做了他这辈子最难下咽的饭——半锅水，加了一把高粱米，一把晒干的野菜叶子。米少得几乎看不见，煮出来的汤清澈得能照见人影。他先舀了一碗稠点的端给里屋的老大，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勉强喝了两口就摇头不喝了。

剩下的，他分给其他孩子。八个孩子围着那口锅，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手里的木勺。每人小半碗，几乎都是菜叶子。老三喝得太急，呛得直咳嗽，却死死捂着嘴，生怕把珍贵的食物咳出来。

王氏没有吃。她侧躺着，把干瘪的乳房塞到水仙嘴里。婴儿本能地吮吸着，却吸不出多少奶水，急得哇哇直哭。哭声像小猫叫，挠着每个人的心。

“他爹，”王氏在黑暗中说，“明天去李老爷家问问，还需要短工不。”

张来福沉默着。他知道李地主家的地早就租给了别人，现在不是农忙季节，哪还需要短工。但他还是“嗯”了一声。

夜深了，孩子们挤在土炕上睡着了。张来福坐在门槛上，望着黑漆漆的夜空。星星很亮，冷冷地闪烁着。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是佃户，也是生了六个孩子，最后饿死了三个。难道这就是命？一代一代，在土里刨食，在生死线上挣扎，生下一大堆孩子，然后眼睁睁看着他们挨饿、生病、死去。

里屋又传来老大的咳嗽声，这次带着痰音。张来福心里一紧。他知道那种咳嗽——去年村头的王老二就是这么咳着咳着没的。郎中说是肺痨，得吃药，可一副药的钱够全家吃半个月。

他摸出怀里那半块玉米饼子，已经硬得像石头。这是留给王氏的，她刚生产，需要补身子。可是老大……

张来福在黑暗中坐了许久，久到腿都麻了。最后，他蹑手蹑脚地走进里屋，蹲在老大身边。孩子烧得浑身滚烫，呼吸急促。张来福把那半块饼子掰成小块，泡在温水里，一点点喂进儿子嘴里。

老大无意识地吞咽着，吃完后，呼吸似乎平缓了一些。

张来福回到堂屋，发现王氏还没睡。月光从破窗户纸的洞里漏进来，照在她苍白的脸上。

“老大吃了？”她问。

“嗯。”

“那就好。”

两人都不再说话。沉默在黑暗中蔓延，沉重得让人窒息。

第二天天没亮，张来福就出门了。他先去了李地主家，果然被门房赶了出来：“老爷说了，开春前不雇人。”他又去了镇上，想找点零活，可是兵荒马乱的年月，街上冷冷清清，店铺大多关着门。

傍晚回到家时，远远就听见哭声。

他心里一沉，加快脚步。推开门，看见王氏抱着老大在哭。孩子的脸色已经变成青灰色，身体软软地垂着，眼睛半睁着，却已经没有了神采。

“什么时候……”张来福的声音哽住了。

“下午……咳着咳着就……”王氏泣不成声。

墙角，孩子们挤在一起，最小的老八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吮着手指看着父母。水仙在襁褓里睡着，浑然不知这个家刚刚失去了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一刻起，已经悄然改变了轨迹。

埋葬老大那天，张来福在村外的乱葬岗挖了个浅坑。没有棺材，只用一领破草席裹了。下葬时，老三突然问：“爹，大哥是去天上找奶奶了吗？”

张来福的手僵住了。他看着儿子天真又恐惧的眼睛，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最后，他点了点头：“嗯，去天上就不饿了，不冷了，也不疼了。”

这句话不知是说给孩子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回来的路上，张来福看见村口槐树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告示。他识字不多，但勉强认得几个字——“童……养……媳……银元……”他的脚步慢了下来，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

风刮起来，吹得告示哗啦作响，像在催促什么。

晚上，张来福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小水仙。孩子睡得很不安稳，小眉头皱着，偶尔抽泣两声。她太小了，小到张来福一只手掌就能托住。他想起了那丛黄土坡上的水仙花——在那么贫瘠的地方，居然也能开出花来。

可是花能活，人能吗？

“她爹，”王氏在黑暗中说，“李老爷家前阵子是不是说要找个丫头？”

张来福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妻子在想什么——事实上，这个念头这几天一直像鬼魅一样在他脑海里徘徊。五个丫头，已经养不活了。送走一个，或许能换点钱给剩下的孩子看病、吃饭。而且李地主家是村里最富的，去了至少不会挨饿。

可是那是卖女儿啊。

“我打听过了，”王氏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李老爷的孙子三岁，想要个童养媳。去了是当半个小姐养的，不是当丫鬟。”

“你舍得？”

长久的沉默。然后，张来福听见了压抑的抽泣声。

他没有再问，只是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到妻子的手。那只手粗糙、干裂，在微微发抖。他握紧了，好像这样就能传递一点力量，或者从对方那里汲取一点勇气。

水仙在睡梦中咂了咂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被贫穷和绝望一点点推向另一条轨道。

窗外，北风呼啸，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远处传来野狗的吠叫，凄厉而苍凉。这是一个普通的冬夜，在山西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一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夜晚做出的决定，将如何改变一个小女孩的一生；更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的命运，将如何与一个时代的动荡纠缠在一起。

而此刻，水仙只是睡着了。在母亲的怀里，在哥哥姐姐们不均匀的呼吸声中，在这个摇摇欲坠却依然试图温暖她的家里。

她梦见了一片白色的花，开在黄土坡上，向着灰白的天空，倔强地仰着头。

 

第二章 槐花院落里的童年

李地主家的黑漆大门，是水仙对“另一个世界”最初的印象。

那门真高啊，高到她必须把脑袋仰到极限，才能看见门楣上褪了色的“耕读传家”四个大字。门环是铜的，雕成狰狞的兽首，在正月惨淡的阳光下泛着冷冰冰的光。张来福抱着五岁的水仙，在那扇门前站了很久。他的手在发抖，连带着怀里的女儿也跟着轻颤。

“记住爹的话，”他第三次重复，“少说话，多做事。李老爷问什么答什么，别抬头。”

水仙点点头，小手紧紧攥着父亲破旧的衣襟。她身上穿着母亲连夜改小的、原本属于三姐的棉袄，虽然打了补丁，但洗得很干净。王氏还特意用红头绳给她扎了两个小小的辫子，像两只瘦弱的羊角。

大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露出半张刻薄的脸——是管家李福。他上下打量着父女俩，目光在水仙脸上停留了片刻：“进来吧。”

踏进门槛的瞬间，水仙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不是家里那种混合着柴火、霉味和人体气息的味道，而是一种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香气，后来她才知道那是檀香。院子真大啊，青砖铺地，扫得一尘不染。正对着的是三间大瓦房，飞檐翘角，窗棂上雕着花鸟。东西各有一排厢房，院中央一棵老槐树，虽然时值正月，枯枝依然遒劲地向天空伸展。

张来福被领到东厢房外等候。水仙听见屋里传来咳嗽声，接着是一个苍老但威严的声音：“带进来。”

屋里比外面暖和多了，炭盆里烧着银炭，没有烟，只有红彤彤的光。炕上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藏青色长袍，外罩黑色马褂，手里拿着一杆旱烟。他的脸方方正正，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看人时有种穿透的力量。这就是李守仁，张家庄的村长，也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地主。

炕边站着个女人，四十出头，面容姣好但神情冷淡，嘴唇抿成一条细细的线。她穿一身绛紫色棉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边插着一支银簪。这是李守仁的续弦王氏——和水仙母亲同姓，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抬起头来。”李守仁说。

水仙怯生生地抬起脸。她看见老爷的眼神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微微点头：“模样还算周正。多大了？”

“五岁。”张来福替女儿回答，声音干涩。

“识数吗？”

水仙摇摇头。

“会干什么活？”

“会……会喂鸡，会捡柴火，会看弟弟……”水仙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李守仁吸了口烟，缓缓吐出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李家的人了。主要任务是陪着石头——就是我孙子。他比你小两岁，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明白吗？”

水仙点点头。

“每月初一，准你回家探亲一次。做得好，年底有赏；做不好，”李守仁顿了顿，“李家不养闲人。”

一直沉默的王氏突然开口，声音又尖又细：“丑话说在前头。来了李家，就要守李家的规矩。第一，手脚要干净；第二，嘴巴要紧；第三，眼里要有活。记住了？”

“记住了。”水仙小声说。

手续简单得近乎残酷。李守仁让管家拿来一块银元、两斗高粱米。张来福接过时，手抖得厉害，银元差点掉在地上。他最后看了女儿一眼，那眼神复杂得水仙很多年后才能读懂——有愧疚，有不舍，还有如释重负。

“爹……”水仙小声叫了一句。

张来福转过身，没有回头，快步走出了屋子。他的背影在门口的光亮里晃了晃，消失了。

水仙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但她死死咬着嘴唇，没让它们掉下来。王氏冷冷地看着她：“哭什么？来了李家是你的福气。多少人想进还进不来呢。”

那天晚上，水仙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小丈夫——李石头。

他被奶妈抱进来时，正发着低烧，小脸通红，蔫蔫地靠在奶妈肩上。三岁的孩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手脚细得像芦苇杆。李守仁接过孙子，脸色柔和了许多：“石头，看，这是爷爷给你找的伴儿。”

石头抬起眼皮，看了水仙一眼，又闭上了。

“带他们去睡吧。”李守仁对奶妈说。

水仙被领到西厢房的一个小隔间。房间不大，但干净，有一张小小的炕，铺着崭新的被褥——那是水仙第一次睡这么软的床。她和石头被放在一起，奶妈嘱咐：“夜里石头要是哭，你就拍拍他。他要喝水，桌上有温水。”

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两个孩子，和一盏如豆的油灯。

水仙侧躺着，看着身边的石头。他睡得很不安稳，眉头皱着，偶尔咳嗽两声。她想起在家时照顾弟弟妹妹的情景，本能地伸出手，轻轻拍着石头的背。一下，两下，像母亲曾经做过的那样。

石头在睡梦中向她靠了靠，小脸贴在她的手臂上。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了。

水仙却睡不着。她睁大眼睛看着陌生的屋顶，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她想家了，想母亲粗糙但温暖的手，想姐姐们挤在一起睡的土炕，甚至想那个总是空着的米缸。眼泪无声地滑下来，她不敢哭出声，只能把脸埋在被子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不知过了多久，她哭累了，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她回到了家，母亲正在灶台前做饭，锅里煮着香喷喷的高粱粥。她跑过去，母亲转过头，却变成了李太太王氏那张冷冰冰的脸。

水仙惊醒了。

天还没亮，屋里黑漆漆的。石头在睡梦中咳嗽起来，越咳越厉害。水仙慌忙爬起来，摸黑倒了一碗水，笨拙地喂他喝。水洒了一半，但石头喝了几口，咳嗽渐渐止住了。

“娘……”石头在梦中呓语，小手抓住了水仙的衣角。

水仙愣了愣，然后轻轻握住那只小手。很烫。她想起母亲照顾发烧的弟弟时，会用湿布敷额头。于是她摸索着找到盆和布，用冷水浸湿，敷在石头额头上。

这个动作，她重复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晨，奶妈推门进来，看见水仙眼睛红肿但依然在给石头换额头的湿布，愣了一下。她摸了摸石头的额头，烧退了。

“你做的？”奶妈问。

水仙点点头，紧张地看着她，怕自己做错了。

奶妈没说什么，但吃早饭时，给水仙的粥里多放了一勺咸菜。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水仙很快摸清了这个新家的规矩。李守仁是个严肃但讲理的人，只要活干得好，他并不多话。王氏则截然不同——她似乎对所有人都怀着莫名的敌意，尤其是对水仙这个“买来的童养媳”。

水仙的工作很简单：全天候陪着石头。石头身体弱，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疯跑，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玩。水仙的任务就是看着他，陪他玩，照顾他的起居。这听起来轻松，实则不然。石头被宠坏了，脾气古怪，想要的东西必须立刻得到，否则就哭闹不止。而无论石头如何，王氏都会把错归咎于水仙。

“你是怎么看的？让他磕着了！”
“他不想吃饭你就不会哄？”
“哭得这么厉害，你打了是不是？”

水仙学会了低头认错，无论是不是她的错。她也学会了察言观色——王氏心情不好时，要尽量躲着；李守仁在书房时，不能大声喧哗；管家李福来传话时，要站直了听。

但最让水仙痛苦的，是想家。

每个月只有初一能回家一次。那天清晨，水仙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王氏会检查她的衣服、手、脸，确认没有丢李家的脸，才放她出门。回家的路要走半个时辰，水仙每次都跑着去。

家门还是那扇破木门，院子还是那个长满杂草的院子。但一切都不一样了。自从拿到那块银元和两斗米，家里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点。老大死后，老二成了长子，开始帮父亲下地。姐姐们有的被许了人家，有的去别人家帮佣。水仙每次回家，都觉得家人离自己又远了一些。

母亲总是拉着她的手，上下打量：“长高了，胖了点。”然后偷偷塞给她一块糖，或者一把炒豆子。那是她攒了很久的。

父亲很少说话，只是蹲在门槛上抽烟，偶尔问一句：“李家对你好吗？”

水仙总是点头：“好。”

她不敢说真话。不敢说王氏如何用指甲掐她的胳膊，因为石头不肯吃饭；不敢说如何被罚跪在雪地里，因为打碎了一个碗；不敢说夜里想家想到偷偷哭，第二天眼睛肿了又要挨骂。

三月初一，水仙回家时，发现四姐不见了。

“许给后山刘家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那家有个瘫子儿子，需要人伺候。”

水仙知道，又是卖女儿。她看着母亲，突然问：“娘，你舍得吗？”

王氏愣了愣，眼圈红了。她转过身去，假装收拾灶台：“有什么舍不得的。去了有口饭吃，总比饿死强。”

那天回李家的路上，水仙走得很慢。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有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女孩，被贫穷推出家门，推向不可知的命运。她们像风中飘散的蒲公英种子，落到哪里，就在哪里挣扎着生根。

而她的根，注定要扎在李家的院子里了。

春天来了，老槐树发出了新芽。水仙发现了一个秘密角落——书房窗外的那块青石板。每天下午，李守仁会在书房里教石头认字，窗开着，声音清晰地传出来。

“人之初，性本善……”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水仙就坐在那块青石板上，一边假装择菜，一边竖起耳朵听。那些字句像神奇的咒语，钻进她的脑子。她不认识字，但喜欢那些声音的韵律，喜欢听李守仁讲解时温和的语气——那是他唯独对孙子才会有的语气。

有一天，她正在外面听，石头突然指着窗外：“爷爷，她在偷听！”

水仙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菜撒了一地。她跪下来，准备迎接责罚。

李守仁走到窗前，看了她很久。水仙低着头，能看见他黑色的布鞋和灰色的裤脚。

“你想识字？”他问。

水仙不敢回答。

“抬起头。”

她抬起头，看见李守仁的脸上没有怒意，只有一种复杂的表情——惊讶，探究，还有一丝她看不懂的东西。

“进来。”

那是水仙第一次走进书房。屋子真大啊，三面墙都是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书。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空气里有墨和纸的味道，还有一种淡淡的霉味，但很好闻。

李守仁拿起一本《三字经》，翻到第一页：“认得这几个字吗？”

水仙摇头。

“这是‘人’，这是‘之’，这是‘初’。”他用手指点着，“人，就是你和我。之，就是‘的’。初，就是开始。”

水仙盯着那些方方正正的字符，觉得它们像一个个小房子，里面住着神秘的灵魂。

“想学吗？”

她用力点头。

“每天石头学完，你可以来学一刻钟。”李守仁说，“但不能让太太知道。明白吗？”

水仙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太太知道，但她还是点头。从那天起，她生命里照进了第一束光——虽然微弱，但真实存在。

然而秘密很快被发现了。

那天王氏提前从娘家回来，径直来到书房，正好撞见水仙趴在桌前，用石头的旧毛笔在废纸上描字。水仙的脸吓得煞白，笔掉在纸上，溅出一团墨迹。

王氏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她没说话，只是走到水仙面前，抬起手——

“是我让她学的。”李守仁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王氏的手僵在半空。她转过身，声音尖利：“老爷！一个童养媳，学什么字？还想考状元不成？”

“识字总不是坏事。”

“怎么不是坏事？识了字，心就野了！到时候不服管，你怎么跟亲家交代？”

李守仁走到桌前，拿起水仙描的那张纸。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但确实是个“人”字。他看了很久，然后对水仙说：“出去。”

水仙如蒙大赦，逃也似的跑出书房。但她没走远，躲在窗下，听见里面的争吵。

“……她终究是石头的人，识几个字，将来也能教教孩子……”

“教什么教？一个佃户的女儿，还真当自己是小姐了？我告诉你，明天开始，不准她再进书房！”

“这个家，我说了算。”

短暂的沉默。然后王氏哭了，不是伤心的哭，是愤怒的、尖利的哭：“好啊，李守仁！你现在为了个买来的丫头跟我较劲！我嫁到你们李家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这么对我……”

后面的声音模糊了。

那天晚上，水仙被罚不许吃饭。她跪在柴房里，膝盖硌在冰冷的地上，但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老爷站在她这边。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虽然最终还是妥协了（第二天她就不能再进书房了），但那一刻的维护，像一颗种子，埋进了她心里。

夜里，石头又发烧了。水仙照顾他时，他迷迷糊糊地问：“爷爷为什么让你学字？”

水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也讨厌学字，”石头说，“手疼。”

水仙轻轻拍着他的背：“睡吧。”

石头很快睡着了。水仙却睁着眼，看着从窗纸破洞漏进来的月光。她想起书房里的那些书，想起墨香，想起“人之初，性本善”。那些东西离她那么远，却又那么近。

她知道，从今以后，她只能偷偷学了。在择菜时，在洗衣服时，在哄石头睡觉时，回忆那些字的形状，用手指在空气中描摹。像一个饥饿的人，反复咀嚼记忆中仅有的一点点粮食。

而窗外的老槐树，在春夜里悄悄伸展着枝叶。它在这个院子里站了几十年，见过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悲欢，现在又见证了一个小童养媳如何在这个森严的院落里，为自己开辟一方小小的、精神的避难所。

风过时，树叶沙沙作响，像在诉说一个刚刚开始的故事。

 

第三章 庭院深深

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

刚到五月，晋北的日头就毒辣起来，把李家大院的青砖地晒得滚烫。槐树撑开浓密的树冠，在院子里投下一片晃动的阴凉。知了在枝头不知疲倦地嘶鸣，一声高过一声，把午后的时光拉得又长又黏稠。

水仙已经十岁了。

五年的光阴，把她从那个瘦骨伶仃的小丫头，抽条成一个清秀的少女。虽然依旧单薄，但脸颊有了血色，眼睛也明亮了许多。她学会了在这个深宅大院里生存的所有规则——何时该低头，何时该沉默，如何从王氏尖刻的话语里分辨真正的指令，如何在李守仁严肃的面容下捕捉转瞬即逝的宽容。

她的生活像上了发条的钟表，规律得近乎刻板。

天不亮就起床，第一件事是去看石头。八岁的石头长得比同龄孩子矮小，脸色总是苍白，像棵缺少阳光的豆芽菜。夜里他常做噩梦，醒来一身冷汗，需要水仙轻声哄着才能再入睡。水仙会摸摸他的额头，确认没有发烧，然后去厨房打热水。

厨房是李家的另一个世界。

穿过两道月亮门，沿着青砖小路走到后院，三间低矮的瓦房就是厨房。这里永远是热气腾腾的——蒸笼冒着白汽，大锅里煮着小米粥，灶膛里的火哔哔啵啵地响。厨娘赵婶是个胖墩墩的中年女人，脸上永远挂着汗珠，说话粗声大气，但心眼不坏。

“小仙儿来啦！”赵婶总这样叫她，“石头的粥在锅里温着呢，加了两颗红枣。”

水仙会轻声道谢，小心翼翼地盛出一碗。红枣是稀罕物，只有石头有份。她自己的早饭是两个杂面窝头，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就着几根咸菜。但比起家里，这已经是神仙日子了。

伺候石头吃完早饭，一天的工作才真正开始。

王氏会准时出现在堂屋门口。她四十多岁了，但保养得宜，皮肤白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鬓边那支银簪随着她的动作闪着冷光。她的眼睛像尺子，把水仙从头到脚量一遍。

“袖子脏了。”这是今天的第一句话。

水仙低头看，右手袖口确实沾了块灰渍，可能是早上抱柴火时蹭的。她赶紧拍打，灰渍却像生了根。

“去换一件。”王氏的声音没有起伏，“记住，你是李家的人，出门丢的是李家的脸。”

水仙回屋换了件干净的旧衣——那是石头穿小了的，王氏让裁缝改过给她。虽然是男孩的衣服，但料子是细棉布，比她自己带来的补丁衣服好得多。

换好衣服出来，王氏已经在院子里了。她站在槐树下，仰头看着树冠，不知在想什么。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今天有客人来，”她没有回头，“县里教育科的刘科长。老爷要在书房接待。你带着石头在西厢房，不准出来。”

“是。”

“中午要加两个菜。你去帮赵婶择菜、洗菜。手脚利索点。”

“是。”

“还有，”王氏终于转过身，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管好你的眼睛和耳朵。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

水仙垂下眼帘：“知道了，太太。”

这是她们之间最常有的对话——指令，应答，没有多余的词。五年了，水仙早已学会不去问“为什么”，也不去揣测那些指令背后的深意。她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接收指令，执行，然后等待下一个指令。

但机器也有自己的秘密。

水仙最大的秘密，还是识字。

自从那次书房风波后，她再也没能光明正大地走进去。但她找到了别的途径——石头。

八岁的石头已经到了正式开蒙的年纪。李守仁专门从镇上请了位老秀才，姓周，六十多岁，留着山羊胡，戴着老花镜，说话文绉绉的。每天上午，周先生会来两个时辰，在书房教石头读书。

水仙作为“陪读”，被允许坐在书房角落的小板凳上。她的名义是“照顾少爷”，实际上是为石头磨墨、递纸、在他坐不住时轻声安抚。但对她来说，这是每天最珍贵的两个时辰。

周先生教《三字经》《百家姓》，也教简单的算术。水仙就坐在那里，一边假装做针线，一边竖起耳朵听。她的记忆力极好，听过一遍就能记住。晚上哄石头睡觉后，她会躲在被窝里，用手指在床单上反复描画白天听到的字。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她不知道这些字怎么写，但记住了它们的读音和意思。周先生讲解时，会穿插许多故事——孟母三迁、孔融让梨、凿壁偷光。那些古人从书页里走出来，在她贫瘠的想象中有了模糊的形象。

有一天，周先生讲到“昔孟母，择邻处”，石头听得不耐烦，扭来扭去。水仙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小声说：“孟母为了儿子搬家三次呢。”

石头嘟囔：“搬家有什么好讲的。”

周先生却注意到了。他推了推老花镜，看向水仙：“你听过这个故事？”

水仙一惊，赶紧低头：“没……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孟母搬了三次家？”

水仙语塞。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周先生刚才只讲了孟母搬家，没说次数。

王氏那天正好来书房查看。她站在门口，听到了对话，脸色立刻沉下来。但她没当场发作，只是淡淡地说：“周先生辛苦了。石头今天怎么样？”

“尚可，尚可。”周先生捋着胡须，“就是注意力不太集中。”

“顽劣。”王氏看了石头一眼，又看向水仙，“你跟我来。”

水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跟着王氏来到堂屋，垂手站立。

“跪下。”

水仙跪在冰凉的地砖上。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孟母搬了三次家？”王氏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之下是汹涌的暗流。

水仙不敢说谎：“听周先生讲的。”

“周先生今天第一次讲这个故事。”

“以前……以前老爷教石头时，我听过。”

王氏沉默了。她走到太师椅前坐下，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拨着浮叶。瓷器碰撞的声音清脆而冰冷，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刺耳。

“水仙，”她第一次叫了她的全名，“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有时候，太聪明不是好事。”

水仙低着头，看着地砖的纹路。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李家吗？”

“……知道。”

“你爹娘为什么把你送来？”

水仙的喉咙发紧：“因为……家里穷。”

“对，因为穷。”王氏放下茶杯，“穷人家的孩子，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就该知足了。识字？那是少爷小姐的事。你识了字，心就野了，就会想不该想的事。”

她站起身，走到水仙面前。水仙能看见她绣着缠枝莲的裙摆和一双小巧的绣花鞋。

“从明天起，周先生上课时，你去厨房帮忙。”

水仙猛地抬起头：“太太，我错了，我以后……”

“就这样定了。”王氏打断她，“记住你的身份。童养媳就是童养媳，别想那些不该想的。”

那天晚上，水仙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心痛”。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是一种钝钝的、沉闷的痛，从心脏的位置蔓延到全身。她躺在小床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眼泪无声地流淌。

窗外的槐树沙沙作响，像在叹息。

第二天，周先生来上课时，水仙果然被派去厨房了。赵婶见她眼睛红肿，叹了口气：“又挨骂了？”

水仙摇摇头，低头择菜。

“丫头啊，”赵婶一边揉面一边说，“听婶一句劝。在这深宅大院里，知道的越少，活得越久。太太最讨厌下人有心思，你安分守己，将来等石头少爷长大了，拜堂成亲，再生个一男半女，这辈子就算安稳了。”

水仙没说话。她择着菠菜，绿色的汁液染红了指甲。她想起周先生昨天没讲完的故事——孟母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堂旁边，孟子才开始认真读书。

她能搬到哪里去呢？

这个院子就是她的全世界。东厢房到西厢房三十步，前院到后院五十步，槐树的影子从东移到西，一天就过去了。她能搬到哪里去？

中午，客人来了。

水仙在厨房帮忙端菜时，偷偷瞥了一眼堂屋。刘科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李守仁陪着他，两人谈着什么“新式学堂”“普及教育”。

“……现在省里有政策，每个村都要办识字班。”刘科长的声音传出来，“李村长，您是一村之长，要带头啊。”

“那是自然。”李守仁说，“只是师资……”

“师资我们可以支援。关键是场地和生源。”

水仙的心跳加快了。识字班？村里要办识字班？

她端着托盘走过月亮门时，听见王氏冷冷的声音：“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家，识几个字就心野了，不好管。”

“太太这话就不对了。”刘科长笑着说，“现在倡导男女平等，女孩子识字，将来相夫教子，也是好的。”

“我们庄户人家，不比城里……”

后面的声音远了。

水仙把菜送到堂屋门口，交给等在那里的管家李福。转身离开时，她听见李守仁说：“这样吧，祠堂旁边有间空房，收拾出来做教室。先生来了，食宿李家负责。”

“好！李村长果然开明！”

那天下午，水仙一边洗衣服，一边想着“识字班”三个字。肥皂泡在木盆里漂浮，折射出七彩的光。她捞起石头的长衫，搓洗着衣领，忽然觉得那布料上的纹路像一个个她不认识的字。

如果村里真有识字班，她能去吗？

不可能。王氏不会同意。她是李家的童养媳，白天要照顾石头，要做家务，哪有时间去识字？而且王氏说得对，她这样的身份，识了字又能怎样？

可是……

“水仙姐！”

石头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小家伙跑进后院，脸蛋红扑扑的，手里拿着一个纸鸢。

“周先生下课了，我们去放纸鸢！”

水仙擦干手，跟着石头来到前院。石头身体弱，跑几步就喘，纸鸢总也飞不高。水仙帮他拿着线轴，小跑着，纸鸢在午后的微风里摇摇晃晃地升起来。

“高点！再高点！”石头仰着头拍手。

纸鸢越飞越高，变成蓝天里的一个小黑点。水仙仰望着，忽然想起周先生教的一句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不懂诗的意思，但喜欢“上青云”三个字，像纸鸢一样，飞得很高很高。

线忽然断了。

纸鸢在空中顿了一下，然后开始下坠，飘飘摇摇，越过院墙，消失在视野之外。

石头“哇”地哭了。

水仙赶紧哄他：“不哭不哭，明天让老爷再买一个。”

“我要那个！我要那个！”

孩子的哭声引来了王氏。她站在堂屋台阶上，皱眉看着这一幕：“吵什么？”

“纸鸢……纸鸢飞走了……”石头抽抽搭搭。

王氏看了水仙一眼：“你怎么看的？连个纸鸢都看不住。”

水仙低头：“是我不好。”

“去，把纸鸢找回来。”

“可是……飞到墙外去了……”

“那就去墙外找。”王氏的声音不容置疑，“找不到别回来吃饭。”

水仙咬了咬嘴唇，转身往外走。她知道王氏不是真的要纸鸢，而是在惩罚她——惩罚她昨天的“逾矩”，惩罚她不该有的心思。

李家大院在村东头，院墙外是一片荒地，长满杂草和灌木。水仙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寻找，被荆棘划破了手，被蚊虫叮了满脸包。太阳渐渐西斜，她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纸鸢。

就在她准备放弃时，忽然看见远处的老槐树——不是院里的那棵，是村口那棵更老的槐树。树杈上挂着什么东西，在风中飘荡。

她跑过去，果然是那个纸鸢。线缠在树枝上，纸鸢倒挂着，已经破了。

水仙爬上树——这是她在家里就学会的本事。她小心地解开线，把纸鸢取下来。正要下树时，忽然听见树下有人说话。

是两个扛着锄头的村民，刚从地里回来。

“听说了吗？村里要办识字班了。”

“听说了。李村长出的钱。”

“好事啊。咱们这辈人不识字就算了，孩子该识几个字。”

“我让我家小子去。你呢？”

“去，干嘛不去。又不要钱。”

两人走远了。

水仙坐在树杈上，抱着破了的纸鸢，望着西边的天空。夕阳把云彩染成金红色，像燃烧的火焰。远处，李家的青砖院墙在暮色中显得格外高大、森严。

她想起王氏的话：“记住你的身份。”

她是张水仙，佃户的女儿，李家的童养媳。她的世界就是这个院子，她的未来就是等着石头长大，拜堂成亲，生儿育女，像赵婶那样，在这个院子里终老。

可是……

她低头看着怀里的纸鸢。纸破了，竹架子也断了，再也飞不起来了。但她还记得它飞起来的样子——那么高，那么自由，好像能碰到天。

风从远方吹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水仙在树上坐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才抱着破纸鸢跳下树，往回走。

李家大门已经关上了。她敲了很久，李福才来开门，脸色不悦：“怎么这么晚？”

“找纸鸢……”

“找到了就赶紧进来。太太让你去柴房。”

水仙的心一沉。

柴房里没有灯，只有月光从高高的气窗漏进来。王氏已经在等着了。

“跪下。”

水仙跪在柴堆上。

“知道为什么罚你吗？”

“因为……没看好纸鸢。”

“不对。”王氏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因为你心思不在这里。你的心飞了，飞到墙外去了。”

水仙愣住了。

“我告诉你，水仙，”王氏走近，绣花鞋停在离水仙只有一步远的地方，“你这辈子，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墙外的世界跟你没关系。识字班跟你没关系。那些不该想的事，想都不要想。”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你，飞不出去的。”

门关上了。锁落下，发出沉重的声响。

水仙坐在黑暗里，抱着膝盖。柴房很冷，寒气从地面渗上来，钻进骨头里。但她没有哭。

月光从气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方形的光斑。光斑里有灰尘在飞舞，像一个个小小的、会发光的字。

水仙伸出手，手指在光里划动。她在描一个字——一个她不认识，但很想认识的、关于飞翔的字。

窗外的槐树又在风中摇曳，叶子沙沙，沙沙。

像叹息，又像低语。

 

 

第四章 山雨欲来

民国二十六年，春天来得迟。

三月了，晋北的黄土坡还是一片枯黄。风刮起来，卷着沙土，打得人脸生疼。张家庄的人们蹲在墙根下晒太阳，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日本人。

“听说打到了保定府。”

“保定离咱们这儿可不远。”

“怕啥？咱这穷乡僻壤，鬼子瞧不上。”

“那可说不准。听说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水仙蹲在井台边洗衣服，这些零碎的议论随着风飘进耳朵里。她今年十七岁了，身量长开了，眉眼间有了少女的模样。只是脸色依旧苍白，像一朵在阴影里开得太久的花。

石头的衣服已经换成了少年人的长衫。他十三岁，个子还是不高，瘦瘦小小，像根没长开的豆芽。周先生年前走了，说是年纪大了，教不动了。李守仁又请了个年轻的先生，姓陈，戴眼镜，说话带着山西口音。

陈先生不只教四书五经，还带来一些奇怪的书籍和报纸。水仙在打扫书房时偷偷翻过，上面的字她认不全，但看懂了一些——日本人，侵略，抗日，亡国奴。

“亡国奴”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

这些天，李家大院的气氛明显不同了。李守仁常常外出，有时一两天不回来。回来时脸色凝重，把管家李福叫到书房，关上门说很久的话。王氏也变得焦躁，时常无缘无故发脾气，看水仙的眼神更加尖锐。

“手脚麻利点！磨蹭什么？”

“这菜咸了！你想齁死老爷？”

“石头的衣服怎么还有褶子？没烫平？”

水仙学会了沉默。她低头干活，把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她的心像被一根细线吊着，悬在半空，随着外面的风声摇摇晃晃。

四月初一，水仙照例回家探亲。

五年了，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春天看路边的野花，夏天听田里的蛙鸣，秋天踩着落叶，冬天踏着积雪。但今年的春天，路上多了些陌生人——拖家带口，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破烂家当。

逃难的。

水仙加快脚步。村口的景象让她心一沉——她家的土坯房塌了一半，院子里荒草丛生，门板歪斜着，像张没牙的嘴。

“爹？娘？”她喊着，声音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荡。

邻居王婶从隔壁探出头来：“水仙？你回来啦？”

“王婶，我爹娘呢？”

“搬走了。去年秋天就走了。”王婶走出来，拍打着围裙上的灰，“你大姐嫁到外县，把他们都接去了。你爹临走时说，要是你回来，就去赵家庄找他们。”

水仙站在原地，看着破败的家。院角那棵她小时候种下的枣树还在，已经枯死了。灶台塌了，露出黑黢黢的洞口。她曾经睡过的土炕，现在堆满了瓦砾。

家没了。

这个认知像一块冰，从头顶灌下来，冷透了全身。虽然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虽然父母看她的眼神总带着歉疚，但那毕竟是个去处。现在，连这个去处也没了。

“你还好吧？”王婶担忧地看着她。

水仙摇摇头，又点点头：“我没事。谢谢王婶。”

回李家的路上，她走得很慢。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她觉得冷。路边的野花开了，星星点点的黄，是蒲公英。她蹲下身，摘了一朵，轻轻一吹，白色的绒毛四散飘开。

像她的家，散了。

回到李家时，已经是下午。王氏站在门口，脸色阴沉。

“怎么这么晚？”

“家里……没人了。问邻居，说搬走了。”水仙努力让声音平稳。

王氏盯着她看了很久，忽然说：“进来。老爷找你。”

书房里，李守仁正在看一张地图。那是水仙第一次见到地图——很大的一张纸，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标着密密麻麻的字。李守仁指着其中一个位置：“这里，石家庄。日本人已经占了。”

他抬起头，看见水仙，示意她坐下。

水仙不敢坐，站在书桌前。

“你家里的事，我听说了。”李守仁的声音很温和，“以后初一就不用回去了。安心在这里。”

“是。”

“水仙，”李守仁看着她，“你今年十七了，是吧？”

“是。”

“按说，该给你和石头办婚事了。”李守仁顿了顿，“但现在这个时局……再等等吧。”

水仙没说话。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童养媳长大了，就要圆房，成亲，生孩子。她想过很多次，每次想到，心里都空落落的。石头对她很好，像对姐姐一样依赖，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男女之情。

“我叫你来，是有别的事。”李守仁站起身，走到窗前。槐树已经发芽，嫩绿的新叶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玉片。

“日本人迟早会打到山西。”他的背影很直，但水仙看见他肩胛骨的位置，衣服绷得很紧，“我是村长，要组织村民转移。但村里有些人，特别是老人，不愿意走。”

他转过身：“我需要帮手。你认识村里的人，知道谁家有什么困难。帮我去劝劝。”

水仙愣住了：“我？”

“对。你每个月都回家，村里人都认识你。你说话，他们可能听得进去。”

“可是太太……”

“太太那边我去说。”李守仁走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这是愿意走的人家名单。你挨家挨户去，跟女人们说说。鬼子来了会怎么样，不用我教你吧？”

水仙接过本子。纸很粗糙，上面的字迹工整。她翻开第一页，看见第一个名字就是“王婶”。

“我……我能行吗？”

“你识字，会说话，心也细。”李守仁看着她，“水仙，这世道要变了。女人不能只躲在屋里绣花做饭。该站出来的时候，就得站出来。”

那天晚上，水仙失眠了。

她躺在小床上，翻来覆去。窗外的月光很亮，槐树的影子投在窗纸上，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李守仁的话——“该站出来的时候，就得站出来。”

从小到大，她一直都是被安排的。被父母卖给李家，被王氏管束，被命运推着走。她从来没有“站出来”过，甚至没有“选择”过。

现在，李守仁给了她一个任务。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王氏果然没有阻拦。她只是冷冷地说：“早去早回。别在外面乱说话。”

水仙换上最朴素的衣服，把头发编成一根粗辫子。她拿着小本子，走出李家大门时，心怦怦直跳。

第一站是王婶家。

王婶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水仙，愣了一下：“水仙？你怎么……”

“王婶，我是替李村长来的。”水仙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日本人可能要打过来，村里组织转移。您家……”

“我不走。”王婶打断她，继续撒着谷子，“我都这把年纪了，死也要死在家里。”

“可是鬼子来了……”

“来了又能怎样？我一个老婆子，要杀要剐随他们。”王婶转过身，眼睛浑浊但坚定，“你年轻，你不懂。家就是根，根拔了，人就死了。”

水仙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着王婶佝偻的背影，想起自己坍塌的家，心里一阵酸楚。

下一家是村西的张家，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还在吃奶。张婶听水仙说完，脸色煞白：“走？往哪儿走？这一大家子……”

“李村长说，可以先躲到后山的山洞里。”

“山洞？那不得冻死饿死？”张婶哭起来，“这日子没法过了……”

水仙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当年生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绝望？她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张婶的背：“婶子，活着才有希望。孩子还小，您得为他们想想。”

张婶抬起头，泪眼婆娑：“你说得对……活着，活着……”

那天，水仙走了八户人家。有愿意走的，有坚决不走的，有犹豫不决的。她一边劝，一边在本子上做记号——谁家需要帮忙搬东西，谁家老人走不动需要担架，谁家孩子多需要多分点干粮。

中午，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休息。掏出怀里揣的窝头，就着凉水吃。几个孩子跑过来，围着她看。

“水仙姐，鬼子真的会来吗？”

“水仙姐，鬼子长什么样？”

“水仙姐，我娘说鬼子吃小孩，是真的吗？”

水仙看着他们脏兮兮的小脸，心里堵得难受。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她只是说：“别怕。李村长会保护大家的。”

一个稍大的男孩说：“我爹说，李村长是好人。他偷偷给村里买枪。”

“枪？”水仙心里一惊。

“嗯。我爹看见了，藏在祠堂后面。”

水仙没再问。她吃完窝头，继续往下走。

傍晚回到李家时，她累得几乎站不稳。但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充实，还有一点点的骄傲。她今天做了事，重要的事。

李守仁在书房等她。听她汇报完，点了点头：“做得不错。明天继续。”

“老爷，”水仙犹豫了一下，“村里有人说……您在买枪？”

李守仁的手顿了顿。他抬起头，看着她：“你听谁说的？”

“孩子们说的。”

“是，我在买枪。”李守仁没有否认，“光躲不行。鬼子真来了，得有人挡一挡。”

“可是……您不是村长吗？打仗是军队的事……”

“军队？”李守仁苦笑，“国军的部队早就撤了。现在能靠的，只有我们自己。”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传单，递给水仙。上面有图有字——一个拿枪的人，背后是燃烧的村庄。文字水仙认不全，但看懂了一句：“全民抗战，保卫家乡。”

“这是八路军发的。”李守仁说，“他们就在附近活动。打鬼子，保护老百姓。”

水仙接过传单，手指拂过那些字。她想起陈先生带来的报纸，想起“亡国奴”三个字，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流。

“老爷，我能做什么？”

“继续劝大家转移。能走一个是一个。”李守仁看着她，“水仙，这个任务很危险。鬼子有探子，如果知道你在帮村民转移，可能会……”

“我不怕。”水仙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李守仁看着她，很久，点了点头：“好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水仙白天在外面跑，晚上回来整理名单，向李守仁汇报。王氏虽然不满，但李守仁发话了，她也只能忍着。只是看水仙的眼神，更加冰冷，像看一个陌生人。

石头察觉到家里的变化，拉着水仙问：“水仙姐，你每天出去干什么？”

“帮老爷做事。”

“做什么事？”

“很重要的事。”水仙摸摸他的头，“你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也要做重要的事。”

石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四月中旬，第一批村民开始往后山转移。水仙帮着搬东西，抱孩子，搀扶老人。山路难走，她的布鞋磨破了，脚底起了泡。但她没有停。

在山洞口，她看见李守仁正和几个男人说话。那些男人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但站得笔直，眼神锐利。其中一个年轻男人看见水仙，点了点头。

“这是水仙，我让她帮忙组织转移。”李守仁介绍。

年轻男人伸出手：“谢谢你，同志。”

水仙愣了一下。同志？她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我叫陈志刚，八路军的。”年轻男人说，“李村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水仙和他握了手。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有力。

“鬼子可能这几天就会到。”陈志刚对李守仁说，“你们得加快速度。能带走的粮食尽量带走，带不走的藏起来，不能留给鬼子。”

“我知道。”

那天晚上，水仙在油灯下缝补磨破的鞋。王氏推门进来，没有敲门。

“水仙，我有话跟你说。”

水仙放下针线，站起来。

王氏关上门，走到她面前。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这些天，你跟着老爷忙前忙后，很得意吧？”王氏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是压抑的怒火。

“太太，我只是……”

“只是什么？只是忘了自己的身份？”王氏走近一步，“我告诉你，你再能干，也是李家的童养媳。等鬼子走了，等时局稳定了，你还是要跟石头圆房，生孩子，伺候公婆。”

水仙低下头，没说话。

“老爷器重你，是因为现在缺人。”王氏继续说，“你别以为这就上天了。女人终究是女人，能干什么大事？”

“太太，我只是想帮村里人……”

“帮村里人？”王氏冷笑，“你先帮帮你自己吧。鬼子来了，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你这样的年轻姑娘。你知道鬼子对女人做什么吗？”

水仙的脸白了。

“我听说，”王氏凑近，声音压得很低，“鬼子把女人抓去，糟蹋完了，再杀掉。有的还开膛破肚……”

“别说了！”水仙捂住耳朵。

王氏拉开她的手：“我就是要说。让你知道厉害。这些天，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哪儿也不准去。”

“可是老爷让我……”

“老爷那边我去说。”王氏转身要走，又停下，“水仙，我是为你好。你这样的，出去就是送死。”

门关上了。

水仙瘫坐在床上，浑身发抖。王氏的话像毒蛇，钻进她耳朵里，钻进她心里。她想起白天在山洞看见的那些女人——抱着孩子的，扶着老人的，眼神里有恐惧，但也有坚定。

她也想起陈志刚说的“同志”。

同志。她咀嚼着这个词。什么意思？志同道合的人？她和他们志同道合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不想躲在屋里等死。她不想像王氏说的那样，等着鬼子来，等着被糟蹋，被杀死。

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山野的气息。槐树在风中摇曳，叶子沙沙作响。

远处，有狗在叫。一声，两声，很快连成一片。

水仙的心提了起来。她听过这种叫声——不是平常的吠叫，是惊恐的、凄厉的叫声。

她冲出房间，跑到前院。李守仁已经站在那里了，望着村子的方向。

“老爷，怎么了？”

“不知道。”李守仁的脸色在月光下很凝重，“但肯定不是好事。”

狗叫声越来越响，整个村庄的狗都在叫。然后，有火光——村西头，一点，两点，很快连成一片。

“起火了。”李守仁说。

水仙的腿发软。她想起白天转移时，村西还有几户人家没走——张瘸子家，李寡妇家，王家老爷子……

“老爷，我去看看……”

“不准去。”李守仁拉住她，“回屋去。把石头叫醒，准备随时进地窖。”

“可是……”

“没有可是。”李守仁的声音很严厉，“这是命令。”

水仙跑回屋，叫醒石头。小家伙迷迷糊糊：“怎么了？”

“没事，穿好衣服，跟我来。”

她拉着石头来到后院的地窖入口。那是李守仁早就准备好的，里面存了粮食和水，还有被褥。

王氏也来了，脸色苍白，但还算镇定。她看了水仙一眼，没说话。

李守仁最后进来，关上地窖门。黑暗瞬间吞没了一切。

地窖里很安静，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石头害怕地抓着水仙的手：“水仙姐，我害怕……”

“不怕，有姐姐在。”水仙搂着他，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

她也怕。怕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她是姐姐，要保护石头。

外面，狗叫声渐渐停了。但有一种新的声音传来——很微弱，但清晰。

是枪声。

砰。砰。砰。

像有人在敲打闷鼓，一下，一下，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水仙闭上眼睛。她想起白天在山洞看见的那些人——王婶，张婶，孩子们，陈志刚……他们现在在哪里？安全吗？

她又想起自己的家，那个已经坍塌的土坯房。如果鬼子真的来了，那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枪声停了。

然后是死一样的寂静。

不知过了多久，李守仁轻轻推开地窖门的一条缝。月光漏进来，照在他脸上。

“我出去看看。”他说。

“老爷……”王氏想阻止。

“没事。”李守仁拍拍她的手，看了水仙一眼，“照顾好石头。”

他出去了。门又关上。

地窖里只剩下三个人。王氏坐在角落里，抱着膝盖，一动不动。石头靠在水仙怀里，睡着了，眼角还有泪痕。

水仙睁着眼睛，望着头顶的黑暗。

她知道，有些东西，从今晚开始，永远地改变了。

风从地窖门的缝隙钻进来，带来一丝烟味——焦糊的、呛人的烟味。

火还在烧。

村庄在燃烧。

一个时代，也在燃烧。

 

 

第五章 血色黎明

枪声在天亮前停了。

地窖里的三个人像是被冻结在时间里。王氏蜷缩在角落里，披头散发，早已没有了平日里的刻薄和威严。石头靠在水仙怀里，睡睡醒醒，每次惊醒都要抓紧她的衣角，确认她还在。

水仙抱着石头，背靠冰冷的土墙，眼睛盯着地窖门的那条缝隙。从缝隙里漏进来的光，从漆黑变成深灰，再变成灰白——天快亮了。

门外终于传来脚步声。沉重，缓慢。

水仙的心提了起来。石头也醒了，惊恐地瞪大眼睛。

门被推开。李守仁站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但他身上有浓重的烟味，还有一种水仙从未闻过的、甜腻的腥气。

“出来吧。”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

水仙扶着石头站起来，腿麻得几乎站不稳。王氏也挣扎着起身，但试了两次都没成功。水仙伸手去扶她，王氏愣了一下，抓住她的手，指甲几乎嵌进她的肉里。

走出地窖的瞬间，水仙以为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

天空是诡异的橘红色，不是朝霞，是火光映照的。浓烟从村子的方向滚滚升起，像一条条黑色的巨蟒在空中扭动。风把烟和灰烬刮过来，落在脸上，落在肩上，带着温热的触感。

前院里，槐树的叶子蒙了一层灰，无精打采地垂着。

李守仁站在院子中央，背对着他们。他换了衣服，但水仙还是看见他袖口上有一抹暗红，像是不小心蹭上的朱砂。

“老爷……”王氏颤声问，“村里……”

“完了。”李守仁转过身。水仙看清了他的脸——一夜之间，他好像老了十岁。眼窝深陷，嘴角下垂，额头上有一道新鲜的擦伤，还在渗血。

“鬼子昨天半夜来的。”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但水仙听出那平静下面是汹涌的岩浆，“村西头没走的七户人家，全完了。”

“全……完了？”王氏重复着，像是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张瘸子被砍了头，挂在自家门框上。李寡妇和她两个女儿……”李守仁顿了顿，“死在炕上，没穿衣服。”

水仙的胃一阵翻涌。她捂住嘴，强迫自己不要吐出来。

石头听不懂，只是紧紧抓着水仙的手：“水仙姐，我饿……”

“等一下，再等一下。”水仙机械地拍着他的背，眼睛却无法从李守仁身上移开。

“王老爷子被刺刀捅了十几个窟窿，扔在井里。”李守仁继续说，像在念一份清单，“还有赵家的两个儿子，想反抗，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了。”

王氏的嘴唇在发抖，却说不出话。她瘫坐在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

“总共二十八口人。”李守仁说完这个数字，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水仙跑回屋，端来一碗水。李守仁接过去，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半。他勉强喝了几口，喘息才慢慢平复。

“老爷，我们现在怎么办？”水仙问。她的声音出奇的平静，连她自己都惊讶。

李守仁看着她，眼神复杂：“鬼子已经走了。但他们还会回来。而且下一次，可能就不会只是村西头了。”

“祠堂那边……”

“祠堂没事。”李守仁说，“枪藏好了。陈志刚他们也撤了。”

水仙松了口气。但李守仁接下来的话让她的心又沉了下去。

“但我得去一趟镇上。鬼子抓了三十几个村民，关在镇公所。我要去交涉，能救一个是一个。”

“不行！”王氏突然尖叫起来，“你不能去！那是送死！”

李守仁走到王氏面前，蹲下身，握住她的手：“秀英，我是村长。那些人是我的村民。”

“可是……”

“没有可是。”李守仁的声音很温和，但不容置疑，“我答应过要保护他们。现在他们被抓了，我不能不管。”

王氏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抓着李守仁的手，像溺水的人抓着浮木：“守仁，你要是出事了，我和石头怎么办……”

“所以我得去。”李守仁擦掉她的眼泪，“只有我能去。鬼子要的是钱，是粮食，是听话的村长。我给他们，换回村民的命。”

他站起身，对水仙说：“水仙，你照顾好太太和石头。我去去就回。”

“老爷，”水仙上前一步，“我跟您去。”

李守仁愣了一下：“胡闹。你去干什么？”

“我能帮忙。”水仙说，“您需要有人跑腿，传话。而且……”她顿了顿，“而且我会认字，会记东西。鬼子说的话，我能记下来。”

李守仁看着她。晨光里，少女的脸苍白但坚定，眼睛里有种他从未见过的光。

“太危险了。”他摇头。

“我不怕。”水仙说，“总比在这里等着强。”

两人对视着。风刮过来，卷起地上的灰烬，像黑色的雪。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叹息。

“好吧。”李守仁最终点了头，“换身最破的衣服，把脸抹黑。别让人看出你是女的。”

水仙跑回屋。她用锅底灰抹了脸和脖子，换上石头最旧的一套衣服——虽然还是大，但勉强能穿。她对着水缸照了照，水面倒映出一个脏兮兮的少年。

出门前，她想起什么，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那是她这些年攒下的——三枚铜钱，一块王氏赏的碎银，还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是她偷学的几个字：“人”“家”“国”“安”。

她把布包塞进怀里，贴身放着。

王氏站在堂屋门口，看着他们。她的眼睛红肿，但已经不再哭了。

“守仁，”她说，“你一定要回来。”

“嗯。”

“水仙，”她又看向水仙，“护着老爷。”

水仙重重点头：“我会的。”

走出李家大门，水仙才真正看到了地狱。

街上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有的房子塌了，露出黑黢黢的屋架，像一具具巨大的骷髅。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味，焦糊味，还有那种甜腻的腥气，更浓了。

几个村民在街上走动，眼神空洞，像游魂。看见李守仁，他们围过来。

“李村长，我娘……”

“我儿子被抓走了……”

“我家房子烧了，粮食也没了……”

李守仁一一安抚：“我去镇上交涉。大家先去祠堂，那里有粮食，有水。互相照顾，等我回来。”

从张家庄到镇上，平时要走一个时辰。今天他们走了两个时辰——因为要绕开大路，走小路，还要躲躲藏藏。

路上，水仙看见了很多不想看见的东西。

一只被踩扁的布鞋，鞋面上绣着歪歪扭扭的花——可能是哪个小姑娘的。

半截断掉的烟杆，上面还系着褪色的红绳。

一摊已经发黑的血，渗进黄土里，像大地的一道伤疤。

李守仁走得很快，但不时停下来，查看地上的痕迹。有一次，他蹲下身，捡起一个弹壳。黄铜的，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三八大盖的子弹。”他喃喃道。

“老爷懂枪？”水仙问。

“年轻时候学过。”李守仁把弹壳扔回地上，“那时候还是清朝呢。”

他们继续走。太阳升高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水仙只觉得冷。她想起王氏的话——鬼子对女人做的事。她的手心全是汗。

快到镇子时，他们遇见了第一批逃难的人。

不是张家庄的，是更北边的村子来的。拖家带口，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破烂家当。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恐惧和绝望。

一个老太太看见李守仁，扑过来：“这位老爷，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李守仁从怀里掏出两个窝头，递过去。老太太千恩万谢，分给身边的孩子。

“大娘，镇上情况怎么样？”李守仁问。

“不能去啊！”老太太压低声音，“鬼子占了镇公所，到处抓人。昨天枪毙了十几个，说是‘反抗分子’。尸首还在街上摆着呢。”

水仙的心一沉。

“谢谢大娘。”李守仁拱拱手，继续往前走。

“老爷，真要进去？”水仙拉住他。

“要进去。”李守仁说，“不过你不能进去。你在镇外等我。”

“可是……”

“没有可是。”李守仁的语气不容置疑，“如果天黑我还没出来，你就自己回去。告诉太太，带着石头去后山，找陈志刚。”

水仙的喉咙发紧：“老爷……”

“听话。”李守仁拍拍她的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个，如果我没回来，交给陈志刚。他会知道怎么办。”

水仙接过信。信封是普通的黄纸，没有字，但捏起来很厚。

“老爷，您一定要回来。”

李守仁看着她，忽然笑了。那是水仙第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温和，这么……像父亲。

“水仙，你知道吗？”他说，“你很像你娘。”

水仙愣住了。

“不是现在的娘。是我的第一个妻子。”李守仁望着远方，眼神有些恍惚，“她也叫水仙。也是这么倔，这么要强。”

风刮过来，吹起他的衣角。阳光照在他脸上，照出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

“她是在生石头他爹的时候难产死的。”李守仁的声音很轻，“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也会喜欢你。”

水仙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眼睛发热，但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走了。”李守仁转身，走向镇子。

水仙看着他一步步走远，背影在土路上拉得很长很长。她忽然想起五年前，父亲送她到李家的那天。也是这样的背影，也是这样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门后。

她找了个隐蔽的土坡，躲在后面。从这里能看见镇口——有两个鬼子兵站岗，端着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时间过得很慢。

太阳从东边爬到头顶，又从头顶开始西斜。镇子里偶尔传出枪声，或者叫喊声。每次枪响，水仙的心都要跳出来一次。

她数着时间，数着心跳，数着飘过的云。

她想起很多事。想起在家时，和姐姐们挤在炕上，听父亲讲古；想起第一次走进李家，看见那扇高高的黑漆大门；想起在书房窗外偷听，李守仁教石头认字；想起槐树下，王氏冷冷地说：“你飞不出去的。”

真的飞不出去吗？

她不知道。

太阳快要落山时，镇口终于有了动静。

一群人被押出来，大约十几个，都是青壮年男人。他们被绳子绑成一串，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往前走。鬼子兵在后面，枪托时不时砸在他们背上。

水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在人群中寻找，没有李守仁。

队伍走远了。镇口又恢复了平静。

天边的晚霞红得像血。

水仙的手心全是汗，指甲掐进了肉里。她一遍遍告诉自己：再等等，再等等，老爷一定会出来的。

可是老爷没有出来。

夜幕降临了。镇口点起了火把，鬼子的影子在火光里晃动，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鬼魅。

水仙知道，不能再等了。

她慢慢爬下土坡，准备往回走。每走一步，心就沉一分。她想起李守仁的话——“如果天黑我还没出来，你就自己回去。”

可是她怎么能回去？怎么跟王氏说？怎么跟石头说？

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镇口又有了动静。

一个人被推了出来，踉跄了几步，摔倒在地。火把的光照在他身上——是李守仁。

水仙差点叫出声。她捂住嘴，趴在地上，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方向。

李守仁慢慢爬起来。他的衣服破了，脸上有血，走路一瘸一拐。但他还活着。

两个鬼子兵跟出来，其中一个用刺刀指着他，叽里呱啦说着什么。李守仁低着头，像是在听训。

然后，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走出来，对李守仁说：“李村长，皇军说了，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一百担粮食，五十块大洋。交不出来，剩下的那些人，全死。”

李守仁点头哈腰：“是，是，一定凑齐。”

“滚吧。”

李守仁转身，一步步走远。他的背影在火把的光里摇摇晃晃，像风中残烛。

水仙等他走出一段距离，才悄悄跟上去。她不敢靠太近，怕被发现，也怕李守仁现在的状态，见到她会情绪失控。

走到一片小树林时，李守仁终于支撑不住，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水仙这才跑过去。

“老爷！”

李守仁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等您。”水仙蹲下身，查看他的伤势。额头破了，嘴角流血，左手不自然地垂着，可能是脱臼了。

“没事，都是皮外伤。”李守仁说，但他的声音虚弱得厉害。

水仙从衣服上撕下布条，给他包扎额头。她的手在发抖，但努力控制着。

“那些人……”

“死了三个。”李守仁闭上眼睛，“当我的面杀的。说是‘杀鸡儆猴’。”

水仙的手停下来。

“剩下的人，我答应三天内凑齐粮食和大洋，才能放。”李守仁睁开眼睛，眼神空洞，“可我上哪儿去凑？李家这些年，早就空了。”

“那怎么办？”

“不知道。”李守仁摇头，“但总要试试。”

他挣扎着站起来，水仙扶着他。两人慢慢往回走。

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冷冷地照着这片苦难的土地。远处的镇子，火光点点，像野兽的眼睛。

“水仙，”李守仁忽然说，“你怕死吗？”

水仙想了想：“怕。”

“我也怕。”李守仁说，“但有些事，比死更可怕。”

“什么事？”

“看着别人死，自己却无能为力。”李守仁的声音很轻，“看着自己的村民，自己的乡亲，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自己却只能看着。”

水仙没说话。她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烧焦的房子，断掉的烟杆，发黑的血迹。

“老爷，”她忽然问，“您为什么要当村长？”

李守仁沉默了很久。久到水仙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因为我爹也是村长。”他终于说，“他临死前对我说：‘守仁啊，当村长不是为了威风，是为了守着一村人的平安。’”

“平安……”水仙重复着这个词。

“可是我没守住。”李守仁的声音哽咽了，“我没守住。”

月光下，水仙看见他的眼泪流下来，在布满灰尘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这个一向威严、坚强的男人，此刻脆弱得像一片随时会破碎的叶子。

“不是您的错。”水仙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是鬼子的错。”

李守仁看着她，很久，点了点头：“你说得对。”

他们继续走。路很长，夜很冷。但水仙扶着他的手臂，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温暖——那是两个在寒夜里互相搀扶的人，传递给彼此的温度。

回到张家庄时，已经是后半夜。

村里还亮着几盏灯，像黑暗中的萤火虫。祠堂方向有人声，大概是转移的村民在那里过夜。

李家大门紧闭。水仙敲了敲门，里面传来王氏颤抖的声音：“谁？”

“太太，是我。老爷回来了。”

门猛地打开。王氏站在门口，看见李守仁的样子，眼泪夺眶而出。

“守仁……”

“我没事。”李守仁拍拍她的手，“进去说。”

水仙把李守仁扶到堂屋，王氏端来热水，拿来伤药。李守仁的左手果然是脱臼了，他自己咬着毛巾，让王氏帮他接回去。骨头归位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水仙去厨房熬粥。灶膛里的火噼啪作响，温暖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看着跳动的火焰，想起今天经历的一切——枪声，火光，血，死亡，还有李守仁在月光下的眼泪。

粥熬好了，她盛了一碗端给李守仁。他已经换了干净衣服，靠在炕上，脸色苍白，但精神好了一些。

“水仙，你也去休息吧。”他说，“今天辛苦你了。”

水仙摇摇头：“我不累。”

“听话。”李守仁温和但坚定地说，“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水仙这才回到自己的小隔间。她没有点灯，在黑暗中脱掉衣服，躺到床上。身体很累，但脑子清醒得可怕。今天的一切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回放。

她翻了个身，手碰到枕下那个小布包。她拿出来，在黑暗中摸着那三枚铜钱，那块碎银，还有那张纸。

她忽然想起白天李守仁说的话——“你很像你娘。”

她没见过那个也叫水仙的女人。但她想，如果那个水仙还活着，面对今天的一切，会怎么做？

会害怕吗？会逃跑吗？还是会像李守仁一样，明知危险也要去？

她不知道。

窗外，月亮已经偏西了。槐树的影子投在窗纸上，摇摇晃晃，像是在跳一支悲伤的舞。

远处传来鸡鸣——第一声，怯生生的，然后此起彼伏。

天快亮了。

新的一天要开始了。而这一天，水仙知道，不会比昨天更好。

她闭上眼睛，把手里的布包按在胸口。铜钱硌得有点疼，但她没有移开。

她要记住这种疼。

记住这一天。

记住这一切。

 

第六章 被转卖的女人

那个夏天，张家庄死了很多人。

不是死在鬼子的刺刀下，是死在饥饿和疾病里。李守仁没能凑齐一百担粮食和五十块大洋——李家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镇上的鬼子发怒了，把剩下的村民全部枪毙，尸体扔在镇外的乱葬岗。

消息传回村里时，李守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没出来。王氏在门外哭，石头在门外哭，但门始终紧闭。

水仙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空荡荡的。她想起那夜月光下李守仁的眼泪，想起他说“我没守住”。

他真的没守住。

第三天，李守仁出来了。他瘦了一圈，眼睛深陷，但腰板挺得笔直。他召集还能走动的村民，在祠堂开会。

“乡亲们，”他的声音沙哑但清晰，“张家庄不能再待了。鬼子迟早还会来。咱们得走，全部走。”

“去哪儿？”有人问。

“往南走。过黄河，去陕西。”李守仁说，“那里有国军，有八路军，比这里安全。”

“可是我们……”

“粮食，我出。”李守仁打断他，“路费，我出。能带的东西尽量带，带不走的，埋起来。三天后出发。”

会开完了。村民散去时，李守仁叫住水仙。

“水仙，你跟我来。”

他们回到书房。李守仁从书架最上层取下一个木匣子，打开，里面是一叠地契、房契，还有几封书信。他翻到最下面，拿出一张泛黄的纸。

“这是你的卖身契。”他说。

水仙的心跳停了一拍。她看着那张纸，上面有父亲歪歪扭扭的签名，有李守仁工整的字迹，还有一个鲜红的手印——是她自己的，五岁时按下的。

“老爷……”

“听着，水仙。”李守仁把卖身契放在桌上，“这次转移，路上很危险。能不能活着到陕西，谁也不知道。所以，出发前，我要把这件事了了。”

他从笔筒里抽出毛笔，蘸墨，在卖身契背面写了一行字。水仙认不全，但看懂几个——“自愿……解除……自由……”

“从今天起，你不是李家的童养媳了。”李守仁放下笔，把卖身契递给她，“你自由了。”

水仙没接。她看着那张纸，看着上面那个鲜红的手印，忽然想起五岁那年的冬天——父亲抱着她站在李家门口，她的手被按在印泥上，又按在纸上。那时候她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父亲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

“老爷，我……我能去哪儿？”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跟我们一起走。”李守仁说，“到了陕西，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嫁人，我帮你找好人家；想读书，我送你进学堂；想工作，我托人安排。”

他把卖身契塞进水仙手里：“这是你该得的。这些年，你为李家做得够多了。”

水仙低头看着手里的纸。纸张很薄，很脆，边缘已经破损。但就是这个薄薄的东西，绑了她十二年。

自由。

这个词太陌生了。她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有了自由能干什么。她只知道，从五岁起，她的人生就被安排好了——照顾石头，等着圆房，生儿育女，在李家终老。现在这条路断了，她反而茫然了。

“可是太太……”

“太太那边我去说。”李守仁顿了顿，“水仙，你是个好孩子。这十二年，委屈你了。”

水仙的眼泪掉下来，滴在卖身契上，晕开一小团墨迹。她不是为自己哭，是为这十二年的时光哭，为那个五岁的小女孩哭。

“谢谢老爷。”她哽咽着说。

李守仁拍拍她的肩，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王氏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

她在堂屋里坐着，看着水仙进来，看着水仙手里的卖身契，脸上没什么表情。

“老爷都跟我说了。”她说，“也好。你本来就不是李家的人，硬留也留不住。”

“太太……”

“别叫我太太。”王氏打断她，“从今往后，我不是你太太，你不是我家的童养媳。咱们两清了。”

她站起身，走到水仙面前。烛光里，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眼神复杂得水仙看不懂。

“水仙，我知道你恨我。”她说，“这些年，我对你不好。打你，骂你，罚你。我都知道。”

水仙低着头，没说话。

“可我有什么办法？”王氏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我也是女人！我也是童养媳出身！我婆婆当年怎么对我的，我就要怎么对你！这是规矩！”

她喘了口气，平复情绪：“现在好了，规矩破了。你自由了。可是水仙，我告诉你，这世道，女人自由了未必是好事。外面兵荒马乱，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活？”

水仙抬起头：“太太，我不恨您。”

王氏愣住了。

“我真的不恨您。”水仙说，“我知道，您也不容易。”

这是她的真心话。十二年，她看过王氏太多不为人知的一面——深夜里偷偷哭泣，生病时强撑着管家，在李守仁面前强颜欢笑。这个女人活在旧规矩里，也被旧规矩所伤，最后又用这些规矩去伤别人。

王氏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的眼圈红了。

“你……你这孩子……”她转过身，声音哽咽，“去吧。收拾东西。路上……路上小心。”

水仙走出堂屋时，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很轻，但很悲伤。

她回到自己的小隔间。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双布鞋，一个针线包，还有那个小布包。她把它们包成一个包袱，放在床上。

然后她坐下来，看着这个住了十二年的地方。墙上还有她小时候划的身高线，一道一道，从三尺到五尺。窗台上放着她捡来的小石子，排成一排。枕头下压着几片干枯的槐树叶，是春天时捡的。

这里不是她的家，但却是她全部的少女时代。

门被轻轻推开。石头站在门口，十三岁的少年，个子刚到她肩膀。他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水仙姐，你要走吗？”

“我……我跟你们一起走。只是……”水仙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是以后，我不是你的童养媳了。”

“那是什么？”

“是……”水仙想了想，“是姐姐。永远是姐姐。”

石头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他靠在她的肩膀上，像小时候一样。

“水仙姐，我害怕。”

“怕什么？”

“怕你走了，没人陪我。”石头的声音闷闷的，“怕路上出事。怕……怕死。”

水仙搂住他的肩：“不怕，姐姐在。姐姐保护你。”

“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会。”水仙说，“一直到你长大，不需要我保护为止。”

石头没说话，只是紧紧抓着她的手。

那天夜里，水仙梦见了母亲。梦见她站在家门口，朝她招手。水仙跑过去，母亲却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雾里。她哭喊着醒来，发现枕头湿了一片。

天亮了。出发的日子到了。

李家大院里堆满了行李——粮食打成包，被褥捆成卷，锅碗瓢盆装在筐里。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拖家带口，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茫然和恐惧。

李守仁站在院子中央指挥，声音洪亮，但水仙看见他的手在抖。王氏在清点人数，数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了谁。

石头紧紧跟着水仙，寸步不离。

出发前，李守仁把水仙叫到一边，塞给她一个小布袋。

“这是什么？”

“钱。还有一封信。”李守仁压低声音，“到了陕西，如果……如果我出事了，你去找信上这个人。他会照顾你。”

水仙打开布袋，里面有几块银元，还有一些零散的铜钱。信封装在油纸里，封得严严实实。

“老爷，您……”

“以防万一。”李守仁拍拍她的肩，“水仙，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

队伍出发了。三十几个人，拖拖拉拉，像一条受伤的蚯蚓，在黄土路上缓慢蠕动。水仙回头看了一眼李家大院——黑漆大门紧闭，槐树在晨风中摇曳，像是在告别。

走了三天，他们到了黄河边。

河很宽，水很黄，翻滚着，咆哮着，像一条愤怒的巨龙。渡口挤满了人——逃难的，撤退的军队，伤兵，还有哭喊的孩子。船只有限，过河要排队，要钱，还要运气。

李守仁去交涉。回来时脸色很难看。

“船都被军队征用了。民用船要等三天，而且……”他顿了顿，“而且要价太高，我们付不起。”

“那怎么办？”王氏问。

“找别的渡口。”李守仁说，“往下游走，可能有小船。”

队伍继续走。沿着河岸，踩着泥泞的滩涂，深一脚浅一脚。水仙扶着王氏，石头拉着她的衣角。每个人的脚都磨破了，但没人敢停下。

傍晚，他们在一个小村子外歇脚。村里已经空了，房子被烧了大半，只剩残垣断壁。李守仁找了间还算完整的屋子，让大家进去避风。

水仙去河边打水。黄河在暮色里显得更加汹涌，浪头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发出沉闷的响声。她蹲在河边，掬水洗脸，水很凉，激得她一哆嗦。

身后传来脚步声。水仙回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

他四十岁左右，穿着青灰色长衫，戴着一副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但衣服很脏，脸上有倦色，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姑娘，能讨口水喝吗？”他的声音温和，带着外地口音。

水仙把水瓢递给他。男人接过去，大口大口地喝，喝得很急，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谢谢。”他把水瓢还给水仙，“你们也是逃难的？”

水仙点点头。

“从哪儿来？”

“张家庄。”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张家庄……我听说过。李守仁李村长，是不是你们村的？”

水仙心里一惊：“您认识李老爷？”

“认识。”男人说，“几年前，我在他们村办过识字班。李村长是个好人。”

水仙想起来了——那个戴眼镜的刘科长。可是眼前这个人不是刘科长。

“您是……”

“我姓陈，陈文轩。”男人说，“是个教书先生。本来在镇上教书，鬼子来了，学校没了，只好逃难。”

教书先生。水仙想起周先生，想起书房，想起那些偷学的字。她对这个陌生男人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陈先生要去哪儿？”

“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吧。”陈文轩苦笑，“这年月，能活着就不错了。”

水仙不知道该说什么。暮色越来越浓，河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冷飕飕的。

“天黑了，你一个姑娘家，快回去吧。”陈文轩说，“路上不太平。”

水仙点点头，提着水桶往回走。走了几步，她回头，看见陈文轩还站在河边，望着滚滚黄河，背影单薄而孤独。

那天夜里，出事了。

睡到半夜，水仙被惊叫声吵醒。她冲出门，看见几个黑影在院子里晃动，手里拿着刀，明晃晃的。

土匪。

“把粮食交出来！”为首的人吼着。

李守仁挡在村民前面：“粮食可以给你们，但别伤人。”

“少废话！全交出来！”

土匪开始抢东西。装粮食的袋子被划开，小米、高粱洒了一地。有人想阻拦，被一刀砍在胳膊上，鲜血喷涌。

王氏尖叫着把石头搂在怀里。水仙想冲过去，被李守仁一把拉住。

“别动！”他低声说，“他们要的是东西，不是命。”

但土匪不只是要东西。他们看见了人群里的年轻女人，眼睛亮了。

“这个不错，带走！”

一只手伸向水仙。她尖叫着后退，但被抓住了手腕。那只手很粗糙，很有力，像铁钳一样。

“放开她！”李守仁冲过来。

刀光一闪。

水仙看见李守仁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倒下去。他的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还在颤抖。

“老爷！”王氏的尖叫撕裂了夜空。

土匪也愣住了。他们只是想抢东西，没想杀人。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收不住了。

“走！快走！”为首的人喊道。

抓着水仙的土匪松了手，跟着同伙往外跑。水仙跪在地上，抱起李守仁。他的眼睛还睁着，看着夜空，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血，很多血，从伤口涌出来，浸透了她的衣服。

“老爷……老爷……”她哭着喊。

李守仁看着她，眼神渐渐涣散。最后，他吐出两个字：“快……走……”

然后，他的眼睛闭上了。

王氏扑过来，抱着丈夫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石头在旁边，吓得浑身发抖，连哭都哭不出来。

村民们围过来，但没人说话。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绝望。

水仙跪在那里，浑身冰冷。她想起李守仁给她的卖身契，想起他说“你自由了”，想起黄河边他说“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

现在，他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

天快亮时，村民们草草掩埋了李守仁。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是在土坡上挖了个坑，把尸体放进去，盖上土。王氏抓了一把土，撒在坟上，然后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太太……”水仙想去扶她。

“别叫我太太。”王氏的声音像从很远的的地方传来，“李家……没了。”

她抬起头，看着水仙，眼神空洞：“水仙，你走吧。带着石头走。”

“太太，您……”

“我走不动了。”王氏说，“我就留在这儿，陪着守仁。”

“可是……”

“没有可是。”王氏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水仙，“这是李家最后一点钱。你拿着，带石头走。找个安全的地方，活下去。”

水仙打开布包，里面有几块银元，还有李守仁给她的那封信。

“太太，我……”

“走吧。”王氏闭上眼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村民们陆续离开了。他们还要逃难，还要活下去。最后，只剩下水仙、石头，和王氏。

“石头，过来。”王氏把儿子搂在怀里，亲了亲他的额头，“以后听水仙姐姐的话。好好活着。”

石头哭着点头。

王氏推开他，站起身，走到李守仁的坟前坐下。她背对着他们，挥了挥手。

“走吧。”

水仙拉着石头，一步三回头。王氏的背影在晨雾里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不见。

他们沿着河岸走，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要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中午时分，他们又遇见了陈文轩。

他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脸色苍白，像是病了。看见水仙和石头，他愣了一下。

“你们……”

“李老爷……没了。”水仙说，声音干涩。

陈文轩沉默了很久：“节哀。”

三个人结伴同行。陈文轩识字，会看地图，知道哪些路相对安全。水仙照顾石头，也照顾生病的陈文轩。他们像三个被命运抛弃的人，在乱世里互相搀扶。

几天后，他们到了一个叫柳林镇的地方。镇子不大，但还算平静，鬼子还没打到这里。陈文轩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在这里开药铺，可以去投奔。

药铺的掌柜姓赵，是个和善的中年人。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叹了口气：“留下吧。我这儿缺个抓药的伙计，也缺个帮佣的姑娘。至于这孩子……”他看看石头，“可以跟着我儿子读书。”

水仙跪下来磕头：“谢谢赵掌柜！”

“快起来。”赵掌柜扶起她，“这年月，能帮一个是一个。”

就这样，他们在柳林镇暂时安顿下来。水仙在药铺后院帮忙洗衣做饭，石头跟着赵掌柜的儿子读书，陈文轩身体恢复后，在镇上的小学找了个教书的工作。

日子似乎平静了。但水仙知道，这平静是暂时的。鬼子迟早会打过来，他们迟早还要逃。

夜里，她常常梦见李守仁。梦见他在书房教她认字，梦见他在月光下流泪，梦见他胸口插着刀，慢慢倒下去。

每次醒来，枕头都是湿的。

她把李守仁给她的卖身契拿出来看。纸已经皱巴巴的，但上面的字还在。她认得的字越来越多了，能看懂整句话了——“自愿解除契约，还其自由。”

自由。

她现在自由了。可是这自由，是用鲜血换来的。

她把卖身契折好，放回小布包，和那封信放在一起。然后她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

柳林镇的夜空很干净，星星很多，很亮。她仰头看着，想起张家庄，想起李家大院，想起那棵老槐树。

槐树现在应该落叶了吧。王氏还在坟前守着吗？村民们到了陕西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还活着。石头还活着。这就够了。

活下去。这是李守仁最后的话，也是她现在唯一的信念。

活下去，等到天亮的那一天。

虽然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第七章 短暂的春天

柳林镇的春天是从药铺后院那棵老杏树开始的。

先是枝头冒出点点嫩芽，绿得像要滴出水来。然后一夜之间，粉白的花苞鼓胀起来，在某一个清晨“噗”地绽开，热热闹闹地开满一树。蜜蜂嗡嗡地围着转，花瓣飘下来，落在晾晒草药的竹匾上，落在洗衣的木盆里，落在水仙刚洗过的头发上。

这是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天，水仙十八岁了。

她在赵记药铺已经住了大半年。日子过得简单而规律：天不亮起床，生火做饭，伺候赵掌柜一家吃完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活计——洗衣，晒药，打扫院子，傍晚再去学堂接石头放学。

石头长高了些，脸色也红润了。赵掌柜的儿子赵明远在镇小学教书，石头跟着他在学堂旁听，虽然跟不上正规学生的进度，但总算能认不少字了。每次放学回来，他都会拉着水仙，教她当天学的字。

“姐，这个是‘国’，国家的国。”
“这个是‘家’，家庭的家。”
“这两个字连起来——‘国家’。”

水仙就跟着念，用树枝在地上写。她的手指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糙，但写出来的字却越来越工整。赵明远看见过一次，惊讶地说：“水仙，你很有天分啊。”

水仙脸红着摇头：“我笨，学得慢。”

“不慢。”赵明远认真地说，“我教过的学生里，你是最用心的。”

陈文轩也常来药铺。他在镇小学教书，领一份微薄的薪水，住在学堂后面的小屋里。每到周末，他就会带着一包花生或者几块糖来，说是给石头的，但总会分一些给水仙。

“陈先生破费了。”水仙总是不好意思。

“不值几个钱。”陈文轩推推眼镜，“倒是水仙姑娘，总给我们做饭洗衣，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他们的对话总是这样客气而疏远。但水仙能感觉到，陈文轩看她的眼神有些不同——不是主人看仆人的眼神，也不是先生看学生的眼神，而是一种更温和、更平等的东西。

四月初的一个下午，水仙在院子里晒草药。阳光很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她有些昏昏欲睡。忽然，一片阴影投下来。

“水仙姑娘。”

水仙睁开眼，看见陈文轩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一本书。

“陈先生，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课吗？”

“下午没课。”陈文轩在她旁边的小凳上坐下，“我来还赵掌柜的书，顺便……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

陈文轩翻开手里的书。那是一本很旧的书，纸张泛黄，边角都卷起来了。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水仙认得其中一个——“诗”。

“这是一本诗集。”陈文轩说，“我最近在教学生古诗，但有些注解不太明白。听说水仙姑娘记性好，能不能帮我抄一份？我对照着看。”

水仙愣住了：“我？我不行的，我字写得不好……”

“你字写得很好。”陈文轩把书递给她，“而且，抄书也是一种学习。你一边抄，一边认字，一边还能理解诗意。一举三得。”

水仙犹豫着接过书。书很轻，但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她翻开第一页，看见工整的竖排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这是《诗经》的开篇。”陈文轩说，“讲的是男子对女子的思慕之情。”

水仙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赶紧合上书：“陈先生，这个……不合适吧？”

陈文轩笑了：“有什么不合适？这是几千年前的古诗了，是最纯净的感情表达。水仙姑娘，你不要觉得害羞。真正的文学，是教人向善向美的。”

他的笑容很温暖，像春天的阳光。水仙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我试试。”

从那天起，水仙的生活里多了一件事——抄诗。

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早晨做完饭，趁着灶膛里的余温，就着天光抄几句；中午洗衣的空当，坐在井台边抄几句；晚上石头睡了，她点起油灯，在昏黄的光里一字一句地抄。

陈文轩每隔几天就会来，看看她抄的进度，解答她的疑问。他们的对话渐渐多了起来。

“陈先生，‘窈窕淑女’是什么意思？”
“窈窕，是美好的样子。淑女，是贤良的女子。”
“那‘君子好逑’呢？”
“逑是配偶的意思。君子喜欢这样的女子，想要与她结为夫妻。”

水仙抄到这些句子时，手会微微发抖。她想起自己的身份——一个童养媳，一个逃难的女人，一个在药铺帮佣的粗使丫头。她不是淑女，更不会有君子好逑。

但陈文轩看她的眼神，让她心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

五月初，杏花谢了，结出青涩的小果子。镇上来了个戏班子，要在祠堂唱三天大戏。赵掌柜说，药铺这些天忙，让大家轮流去看。

轮到水仙那天晚上，她本来不想去。但石头拉着她：“姐，去吧去吧，陈先生也说要去呢。”

水仙的心动了动。

戏台搭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挂两盏汽灯，明晃晃的。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嗑瓜子的，聊天的，孩子的哭闹声，热闹得像个集市。水仙带着石头找了个角落坐下，眼睛却在人群里寻找。

“水仙姑娘。”

她回过头，看见陈文轩站在身后，手里拿着两个油纸包。

“陈先生。”

“给。”陈文轩递给她一个油纸包，“刚出炉的烤红薯，趁热吃。”

水仙接过来，红薯烫手，香味直往鼻子里钻。石头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那份，大口吃起来。

戏开锣了。唱的是《西厢记》。台上的张生和崔莺莺眉眼传情，台下的水仙却心不在焉。她偷偷瞥向旁边的陈文轩，他看得认真，眼睛在汽灯的光里亮晶晶的。

戏唱到“长亭送别”，崔莺莺唱：“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水仙的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她想起李守仁，想起王氏，想起张家庄，想起黄河边的那个土坟。离人泪，她流的眼泪还少吗？

一只手帕递过来。

水仙抬头，看见陈文轩关切的眼神。

“擦擦吧。”他的声音很轻。

水仙接过手帕。白色的棉布，洗得很干净，带着淡淡的皂角香。她擦干眼泪，想还回去，又觉得弄脏了不好意思。

“你留着吧。”陈文轩说，“我还有很多。”

戏散场时，已经半夜了。人群散去，街上一片狼藉——瓜子壳，花生皮，踩烂的油纸。水仙牵着石头往回走，陈文轩跟在旁边。

月亮很圆，很亮，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石板路上响起清脆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像心跳。

“水仙姑娘，”陈文轩忽然开口，“你觉得张生和崔莺莺，做得对吗？”

水仙愣了一下：“什么对不对？”

“崔莺莺是相府千金，张生是个穷书生。他们私定终身，违背礼教。你觉得，他们错了吗？”

水仙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是……但是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吧？”

“是啊，真心相爱。”陈文轩望着月亮，“可是这世道，真心相爱往往要付出代价。”

他们走到药铺门口。赵掌柜已经睡了，门虚掩着。水仙推开门，转身对陈文轩说：“陈先生，谢谢您的手帕，我洗干净还您。”

“不急。”陈文轩顿了顿，“水仙，我以后……能叫你水仙吗？”

水仙的心跳加快了。她点点头。

“那你也别叫我陈先生了。叫我文轩吧。”

“……文轩。”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轻得像叹息。陈文轩笑了，眼睛弯成月牙。

“晚安，水仙。”

“晚安。”

门关上了。水仙背靠着门板，听见陈文轩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她掏出那块手帕，在月光下看着。白色的棉布，角落绣着一个“文”字，针脚细密。

那一夜，她失眠了。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施了魔法。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洗衣，做饭，晒药，抄诗。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阳光更暖，风更柔，杏子一天天由青转黄，空气里弥漫着甜香。

陈文轩来得更勤了。有时候带一本新书，有时候带一块点心，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院子里，看水仙干活，和她聊天。

他们聊诗，聊书，聊各自的过去。水仙说了张家庄的事，说了李守仁和王氏，说了那场灾难。陈文轩也说了自己的事——他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道中落，父母早亡，靠教书为生。鬼子来了，学校关了，他一路逃难到这里。

“我以前总觉得，读书人该有读书人的清高。”陈文轩说，“可是这乱世，清高有什么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保护别人。”

“那现在呢？”水仙问。

“现在我觉得，保护不了所有人，至少能保护身边的人。”陈文轩看着她，“水仙，我想保护你。”

水仙的脸红了。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我……我不值得。”

“值得。”陈文轩的声音很坚定，“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善良的姑娘。”

那天晚上，水仙在油灯下抄诗，抄到一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她的笔停了。墨滴在纸上，晕开一团黑。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她想起陈文轩说“我想保护你”时的眼神，温柔而坚定。她的心像被温水泡着，暖暖的，软软的。

可是下一秒，冷水浇下来——她是谁？一个童养媳，一个帮佣丫头。他呢？一个读书人，一个先生。他们怎么可能？

然而感情这种东西，一旦发了芽，就再也按不住了。

五月末的一天，陈文轩带来一个消息。

“镇上要办识字班了。”他说，“就在祠堂，晚上上课。免费的，谁都可以来。”

水仙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陈文轩说，“我是教员之一。水仙，你来吧。”

“我……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陈文轩笑了，“你还想学更多字，不是吗？”

识字班开课那天晚上，水仙早早做完活，换了最干净的衣服，带着石头去了祠堂。屋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有年轻的媳妇，有半大的孩子，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挤在一起，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陈文轩站在前面，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戴着那副圆眼镜。看见水仙，他点了点头，嘴角微微上扬。

课开始了。陈文轩从最简单的字教起——“人”“口”“手”“足”。他教得耐心，一遍遍地示范，一个个地纠正。水仙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中间休息时，陈文轩走过来。

“还跟得上吗？”

“跟得上。”水仙说，“文轩，你教得真好。”

陈文轩的脸微微红了：“是你学得好。”

旁边一个大婶听见他们的对话，笑着说：“陈先生，这是你媳妇吧？真般配。”

水仙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她赶紧摆手：“不是不是，我是……”

“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嘛。”大婶打趣道，“陈先生一表人才，水仙姑娘又勤快又水灵，多好的一对。”

周围的人也都笑起来。陈文轩没否认，只是看着水仙，眼神温柔。

水仙低下头，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乱跳。

从那以后，识字班成了水仙最期待的事。每天晚上，她都会去，风雨无阻。她学得很快，一个月下来，已经能认几百个字，能写简单的句子了。

陈文轩也越来越忙。除了识字班，他还在组织别的事情——秘密的。水仙察觉到了，但没问。她知道，有些事，不知道更安全。

六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水仙从识字班回来，发现陈文轩等在药铺门口。

“文轩？你怎么……”

“水仙，我有话跟你说。”陈文轩的脸色很严肃。

他们走到后院，在杏树下站定。杏子已经熟了，黄澄澄地挂在枝头，在月光下像一盏盏小灯笼。

“水仙，”陈文轩开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很重要的事。”

水仙的心提了起来：“什么事？”

“我在做的事，不只是教书。”陈文轩压低声音，“我在帮……帮八路军做事。”

水仙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见，还是吃了一惊。

“文轩，你……”

“我知道很危险。”陈文轩握住她的手，“但是水仙，你知道吗？教书只能教几个人，只能救几个人。但我们现在做的事，能救很多人，能救这个国家。”

他的手很暖，很有力。水仙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

“你告诉我这些……不怕我……”

“不怕。”陈文轩说，“因为我想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

水仙愣住了：“我？我能做什么？”

“你能做很多。”陈文轩说，“识字班是个很好的掩护。你可以帮我们收集情报，传递消息，照顾伤员。水仙，你不是一直想为李老爷做点什么吗？他现在不在了，但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需要帮助。”

李守仁。水仙想起他胸口插着刀倒下的样子，想起他说“我没守住”。她的心一阵刺痛。

“我……我愿意。”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陈文轩的眼睛亮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谢谢你，水仙。”

“但是，”水仙抬起头，“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保护好自己。”水仙看着他，“文轩，我不想再失去了。”

陈文轩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头：“我答应你。”

那天夜里，水仙正式加入了陈文轩的组织。没有宣誓，没有仪式，只是在月光下，杏树下，两个人握着手，许下一个承诺。

从那天起，水仙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她继续在药铺帮佣，继续去识字班上课，但暗中开始做一些别的事——把听到的消息记下来，传递给指定的人；把受伤的人带到药铺，让赵掌柜救治；把需要的药品和物资，藏在晒药的竹匾里，送出去。

她做得小心而谨慎。赵掌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从来没问。有一次，他给水仙一包珍贵的消炎药，只说了一句：“小心点。”

水仙明白，他不是不知道，只是选择不说。

和陈文轩的关系，也在这种隐秘的工作中越来越近。他们常常在夜里见面，有时候是传递消息，有时候只是说说话。月光下，杏树下，两个人的影子挨得很近。

“水仙，等战争结束了，你想做什么？”有一次，陈文轩问。

水仙想了想：“我想开个学堂，教女孩子们识字。”

“为什么只想教女孩子？”

“因为女孩子最难。”水仙说，“我从小就知道，女孩子想读书，太难了。如果我能开个学堂，专门教女孩子，让她们也能识字，也能明白道理，那该多好。”

陈文轩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欣赏：“水仙，你比很多男人都有见识。”

“那是因为我吃过不识字的苦。”水仙说，“文轩，你呢？等战争结束了，你想做什么？”

“我想写一本书。”陈文轩说，“写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写战争，写苦难，但也写希望，写爱情。”

“爱情？”水仙的脸红了。

“对，爱情。”陈文轩握住她的手，“比如，一个教书先生，爱上了一个勇敢的姑娘。”

水仙的心跳得很快。月光洒在陈文轩脸上，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

“文轩，我……”

“别说了。”陈文轩轻轻捂住她的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水仙，等战争结束了，我们结婚吧。我娶你，我们开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写我们的书。”

水仙的眼泪掉下来。不是悲伤的泪，是幸福的泪。她等了十八年，终于等到了一个人，愿意把她当成平等的人，愿意给她一个未来。

“好。”她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结婚。”

陈文轩笑了。他低下头，在她额头上轻轻印下一个吻。很轻，很柔，像蝴蝶的翅膀拂过。

那一夜，水仙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和陈文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院子里，周围坐满了女孩子，朗朗的读书声飘得很远很远。杏树开花了，粉白的花瓣落下来，落在书页上，落在他们的头发上。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水仙坐起身，想起昨晚的梦，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关于未来的，美好的梦。

然而乱世里的美好，总是短暂得像晨露。

六月底，鬼子开始向柳林镇方向推进。镇上的气氛紧张起来，逃难的人又多了。识字班停了，陈文轩更忙了，常常几天见不到人。

水仙也开始做更危险的事——送信到邻镇，接送重要人物，甚至帮忙转移武器。她不再害怕，因为她知道，她在做对的事，在做陈文轩在做的事。

七月初七，七夕节。镇上的姑娘们都在乞巧，水仙却在药铺后院，把一包药品缝进棉袄里。陈文轩晚上要来取，送到前线去。

傍晚时分，陈文轩来了。他瘦了，眼圈发黑，但精神很好。

“水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水仙把棉袄递给他，“文轩，今天……今天是七夕。”

陈文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水仙：“送你的。”

水仙打开，里面是一支钢笔。黑色的笔身，银色的笔夹，在夕阳下闪着光。

“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陈文轩说，“我希望你能用这支笔，写下你想写的东西。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写。”

水仙握紧钢笔，金属的质感冰凉，但她的心是暖的。

“文轩，你要小心。”

“我会的。”陈文轩握住她的手，“水仙，等我回来。这次任务完成了，我们就结婚。不等战争结束了，现在就结。”

水仙的眼泪涌出来：“真的？”

“真的。”陈文轩擦掉她的眼泪，“我要你当我的妻子，堂堂正正的妻子。”

“好。”水仙用力点头，“我等你。”

陈文轩走了。背着那件缝了药品的棉袄，消失在暮色里。

水仙站在门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期待。她想起那句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他们会偕老的。她坚信。

那一夜，水仙用陈文轩送的钢笔，在纸上写下一行字：“等文轩回来，我们就结婚。”

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用力，很认真。

她把纸折好，放进怀里，贴着胸口放着。那里，有她的心，有她的希望，有她的未来。

窗外的夜空，星星很亮。牛郎星和织女星隔着银河相望，一年只能见一次。

但水仙相信，她和文轩，会天天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

杏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在为这个约定作证。

 

 

第八章 离别的夜晚

民国二十七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

八月刚过，晋北的风就带上了凉意。柳林镇街道两旁的杨树开始落叶，黄褐色的叶子打着旋儿飘下来，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清晨的霜像一层薄薄的盐，撒在屋顶上，草尖上，天亮后就化成湿漉漉的水汽。

水仙依旧在赵记药铺帮忙。但她的心思，早已不在这洗洗涮涮的日常里了。每天清晨醒来，她第一件事就是摸向胸口——那里贴身放着陈文轩送的钢笔，还有那张写着“等文轩回来，我们就结婚”的纸。钢笔的金属外壳被体温焐得温热，像一颗跳动的心。

陈文轩已经走了二十三天。

他走的那天是七夕，说去送一批药品到前线，三天就回。可是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杳无音信。

水仙问过赵掌柜，问过识字班的其他教员，甚至问过镇上偶尔出现的、行色匆匆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摇头，每个人都说：“再等等。”

等。这个字像一根针，日夜扎在她的心上。

白天，她拼命干活——洗衣服，洗到双手通红；晒草药，晒到日头西斜；打扫院子，扫得一尘不染。赵掌柜的夫人赵婶看不下去了：“水仙，歇歇吧，活是干不完的。”

水仙只是笑笑，继续埋头干活。她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脑子里就全是陈文轩的影子——他站在祠堂前教识字班的样子，他坐在杏树下给她讲解诗句的样子，他在月光下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结婚”的样子。

还有他临走前那个轻轻落在额头的吻。

那是水仙十八年人生里，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如此珍重地对待。不是主人家对下人的施舍，不是童养媳对少爷的伺候，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平等的，温柔的，充满爱意的吻。

她常常在夜里惊醒，以为自己听到了敲门声，以为陈文轩回来了。但每次冲过去开门，门外只有空荡荡的街道，和呼啸的夜风。

九月十五那天，镇上传来了坏消息。

鬼子攻破了三十里外的李家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逃难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柳林镇，带来各种可怕的传闻——鬼子把男人绑在树上当靶子练刺刀，把女人拖进屋子里糟蹋，把孩子扔进井里。

药铺里挤满了伤员。赵掌柜忙得脚不沾地，水仙也跟着帮忙，清洗伤口，包扎，喂药。伤员的呻吟声，家属的哭喊声，和空气里浓重的血腥味混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

傍晚时分，水仙在给一个腹部受伤的年轻士兵换药时，听到他和同伴的对话。

“……我们连就剩我们几个了。”
“连长呢？”
“死了。掩护我们撤退时，被鬼子机枪扫中了。”
“妈的，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

水仙的手抖了一下，纱布掉在地上。年轻士兵看了她一眼，眼神空洞：“姑娘，谢谢你了。不过我这伤，好不了了。”

“会好的。”水仙捡起纱布，重新给他包扎，“一定会好的。”

士兵苦笑：“我自己知道。肠子都出来了，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我就是……就是有点想家。”

他的声音哽咽了。水仙的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那天夜里，水仙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陈文轩躺在血泊里，胸口一个大洞，血汩汩地往外冒。她跑过去想救他，但怎么也跑不到他身边。眼看他的血越流越多，脸色越来越白，她尖叫着醒来。

一身冷汗。

窗外，天还没亮。远处传来鸡鸣，一声，两声，凄厉得像在哭泣。

水仙再也睡不着了。她爬起来，点亮油灯，拿出陈文轩送的钢笔，又拿出那张纸。在“等文轩回来，我们就结婚”下面，她颤抖着加上一行字：“文轩，你一定要回来。”

字迹歪歪扭扭，因为手在抖。

天亮了。赵掌柜把水仙叫到一边，脸色凝重。

“水仙，有件事得告诉你。”他压低声音，“昨晚有人来报信，说文轩他们……出事了。”

水仙的心猛地一沉：“什么事？”

“送药的那支小队，在过封锁线时被鬼子发现了。”赵掌柜叹了口气，“五个人，只回来一个，受了重伤，现在在安全屋里。”

“文轩呢？”水仙的声音在发抖。

“没回来。”

这三个字像三记重锤，砸在水仙心上。她腿一软，差点摔倒。赵掌柜扶住她：“水仙，你别急。没回来不等于……不等于最坏的结果。可能被抓了，可能躲起来了。”

“我要去找他。”水仙抓住赵掌柜的胳膊，“告诉我安全屋在哪儿，我去问那个人。”

“不行，太危险了。”赵掌柜摇头，“鬼子现在到处搜捕，你一个姑娘家……”

“我一定要去！”水仙的声音带着哭腔，“赵掌柜，求您了，告诉我吧！”

赵掌柜看着她苍白的脸，通红的眼睛，终于点了点头：“好吧。但你要答应我，问完了马上回来，不能乱跑。”

安全屋在镇子最西头，是一间废弃的碾房。水仙趁着天还没大亮，沿着小巷子，一路躲躲藏藏地摸过去。

碾房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微弱的光。地上铺着稻草，上面躺着一个男人，浑身是血，左腿用木板固定着，已经肿得发紫。

带水仙来的中年男人低声说：“老刘，这是水仙，陈文轩的……同志。她想知道当时的情况。”

老刘艰难地睁开眼，看了看水仙：“你就是……文轩常说的那个姑娘？”

水仙点头，喉咙哽得说不出话。

“我们……我们过封锁线时，被发现了。”老刘断断续续地说，“鬼子开枪，小王和老李当场就……文轩让我们先撤，他断后。我跑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他……看见他被鬼子围住了。”

水仙的眼泪涌出来：“然后呢？”

“然后我就跑了，没看见。”老刘闭上眼睛，“对不起，姑娘，我没能……没能把他带回来。”

中年男人拍拍水仙的肩：“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水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碾房的。阳光刺眼，街道上人来人往，小贩在叫卖，孩子在玩耍，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可是她的世界，已经塌了一半。

回到药铺，赵婶正在门口张望，看见水仙，赶紧拉她进屋：“怎么样？”

水仙摇头，眼泪止不住地流。

赵婶叹了口气，把她搂在怀里：“孩子，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水仙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流泪，肩膀一耸一耸的。赵婶拍着她的背，像母亲哄孩子一样。

那天下午，水仙照常干活。她洗衣服，晒药，做饭，一切如常。但赵婶看见，她洗衣服时，肥皂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晒药时，把当归当成黄芪，把黄芪当成当归；做饭时，往菜里放了两次盐。

“水仙，你去歇着吧。”赵婶说。

“我没事。”水仙摇头，“活还没干完。”

她继续洗衣服，双手在冷水里搓得通红。忽然，她停下来，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给陈文轩洗过衣服，给他做过饭，被他握在手心里过。

现在，这双手的主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水仙猛地站起来，跑回自己住的小屋。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那是陈文轩放在她这里的。里面有几本书，一些文件，还有一个小布包。

她打开布包，里面是陈文轩的一些私人物品：一支旧怀表，表壳磨得发亮；一副备用眼镜，镜片裂了一道缝；几张照片，有他年轻时的，有他和父母的合影；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水仙亲启”。

水仙的手颤抖着，拆开信。

“水仙，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只看了第一句，她的视线就模糊了。

她擦掉眼泪，继续看下去。

“我是个读书人，本以为自己这一生，就是教书，读书，写点文章。可是这个时代不允许。鬼子来了，山河破碎，我不能再躲在书斋里。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一条危险，但正确的路。”

“认识你，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意外。你坚强，善良，像一株在石缝里开出的水仙花。我想保护你，想给你一个家，想和你一起等天亮的那一天。”

“可是水仙，如果我没能等到那一天，你不要难过。你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读书，继续教那些女孩子识字。替我看看，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这支钢笔，是我送你的定情信物。用这支笔，写下你想写的东西。写你的故事，写我们的故事，写给后来的人看。”

“最后，我想对你说：水仙，我爱你。不是可怜你，不是同情你，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这个人。”

“好好活着，等我回来。如果……如果等不到，也要好好活着。”

“文轩，民国二十七年七月”

信纸被泪水打湿，字迹洇开，像一朵朵墨色的花。水仙把信纸按在胸口，蹲在地上，终于哭出了声。

压抑了二十多天的恐惧、担忧、思念，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她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抖，哭到几乎窒息。

赵婶在门外听着，抹着眼泪，没有进去。

哭累了，水仙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沿。天已经黑了，屋里没有点灯，只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

她把信折好，和钢笔、那张纸放在一起，贴身收好。然后她站起来，洗了把脸，对着水缸里自己的倒影，看了很久。

眼睛肿得像桃子，脸色苍白得像鬼。但她看见，自己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从前的迷茫、怯懦、顺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和坚定。

陈文轩可能死了，也可能还活着。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不能倒下去。她答应过李守仁要活下去，答应过陈文轩要好好活着。她还有石头要照顾，还有事要做。

她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像陈文轩希望的那样。

第二天，水仙找到赵掌柜。

“赵掌柜，我想加入组织。”她说，“正式地加入。”

赵掌柜看着她：“水仙，你想好了？这条路很危险，文轩他……”

“我想好了。”水仙的声音很平静，“文轩说过，教书只能救几个人，但我们现在做的事，能救很多人，能救这个国家。我想继续做他做的事。”

赵掌柜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水仙有了新的任务——传递情报，照顾伤员，掩护同志。她做得比从前更小心，更谨慎，也更勇敢。

有一次，她需要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邻镇。路上要经过一个鬼子检查站，很危险。赵掌柜想派别人去，水仙坚持要去。

“我看起来就是个普通村姑，鬼子不会怀疑。”她说，“而且，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绕开检查站。”

那条小路是陈文轩告诉她的。有一次他们散步时，陈文轩指着远处的一片树林说：“看到那片林子了吗？里面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邻镇。万一……万一哪天需要，你可以走这条路。”

当时水仙还笑他：“好好的大路不走，走什么小路？”

陈文轩只是笑，没有解释。

现在水仙明白了。他是早有准备，早就想到了可能会有这么一天。

小路很难走，要穿过一片荆棘丛，还要翻过一个小山坡。水仙的衣服被刮破了，手被划伤了，但她毫不在意。她怀里揣着情报，像揣着一团火，烧得她浑身是劲。

到了邻镇，她把情报交给接头人。那是个中年女人，开着一家杂货铺。接过情报时，她看了水仙一眼：“你是陈文轩的……”

水仙点头。

“好姑娘。”女人拍拍她的肩，“文轩没看错人。”

回来的路上，水仙走得很慢。天已经黑了，月亮升起来，很大，很圆。她想起陈文轩说过，月亮是永恒的，不管地上发生什么，它都会按时升起，按时落下。

人不是永恒的。人会死，会消失，会变成记忆。但记忆也是永恒的，只要还有人记得。

水仙记得。她会永远记得。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深了。树上的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的天空。风越来越冷，吹在脸上像刀子。

水仙继续她的工作。她学会了识别鬼子的军装样式，学会了分辨枪声的远近，学会了在危险来临时如何掩护伤员。她不再是那个躲在书房窗外偷听的小童养媳，也不再是那个在药铺后院洗衣做饭的帮佣丫头。

她成了一个战士。一个没有枪，但同样在战斗的战士。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鬼子可能要扫荡柳林镇。组织决定，一部分同志转移，一部分同志留下坚持斗争。

水仙被要求转移。

“为什么？”她问赵掌柜，“我可以留下，我可以帮忙。”

“正因为你能帮忙，才更需要你转移。”赵掌柜说，“水仙，你有经验，有勇气，组织需要你去新的地方，开展新的工作。”

“那石头呢？”

“石头跟我们一起走。”赵掌柜说，“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

水仙去找石头。他正在学堂里读书，看见水仙，高兴地跑过来：“姐！”

“石头，我们要搬家了。”水仙摸着他的头，“去一个新的地方。”

“那陈先生呢？他会来找我们吗？”

水仙的心一痛：“会的。等战争结束了，他会来找我们的。”

“那我们要给他留个信儿，告诉他我们去哪儿了。”

“好。”水仙说，“我们给他留个信儿。”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水仙一个人去了杏树下。杏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枝干在月光下像一幅水墨画。她站在那里，想起春天时，杏花盛开的样子；想起夏天时，陈文轩在这里对她说“我想保护你”；想起秋天时，他在这里吻了她的额头。

现在冬天要来了。而他，可能再也看不到下一个春天了。

水仙从怀里掏出钢笔，还有那张纸。在“文轩，你一定要回来”下面，她又加了一行字：“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等你。”

她把纸折好，放进一个铁盒里，埋在杏树下。然后她站起身，对着空荡荡的院子，轻声说：

“文轩，我要走了。去一个新的地方，继续你做的事。我会好好活着，会教女孩子们识字，会写我们的故事。”

“如果你还活着，来找我。如果你不在了，在天上看着我。”

“我会一直等。等到战争结束，等到天亮的那一天。”

风吹过来，枯枝摇曳，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

第二天清晨，水仙背着简单的行李，牵着石头的手，和赵掌柜一家，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离开了柳林镇。

走出镇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药铺的屋顶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棵杏树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别了，柳林镇。

别了，杏树。

别了，文轩。

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前面是未知的路，是危险，也是希望。

石头紧紧抓着她的手：“姐，我们还会回来吗？”

“会。”水仙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就回来。”

“那陈先生……”

“他也会回来的。”水仙看着远方，“他答应过我的。”

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洒在黄土路上，金灿灿的。路很长，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水仙握紧石头的手，踏上了新的旅程。

她的怀里，钢笔贴着胸口，随着她的脚步，一下一下，轻轻敲击着心脏。像一颗不会停止跳动的心，像一份不会熄灭的爱，像一个不会破碎的承诺。

无论前路如何，她都会走下去。

因为有人在等她。

因为有人在看着。

因为天亮的那一天，总会到来。

 

 

第九章 狼嚎之夜

民国二十八年正月，水仙和石头跟着赵掌柜一家，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安顿下来。

村子叫核桃沟，名副其实——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像核桃壳里蜿蜒的纹路。二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向阳的山坡上，土坯房依山而建，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冬天用来保暖，夏天用来防雨。

这里比柳林镇更偏僻，也更安全。鬼子的大部队进不来，只有小股巡逻队偶尔在山外转悠，也不敢轻易进山——山里地势复杂，容易迷路，更容易遭到伏击。

赵掌柜的药铺开在村东头，还是叫赵记药铺，但规模小了很多。前屋看病抓药，后屋住人，院子角落里搭了个棚子，养着两只鸡。水仙依旧帮忙打理家务，照顾伤员，传递消息。日子似乎回到了柳林镇的时候，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最大的不一样，是水仙怀孕了。

离开柳林镇一个月后，她开始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起初以为是水土不服，后来月事迟迟不来，她才意识到不对劲。赵婶有经验，给她把了脉，点点头：“是喜脉，两个月了。”

水仙愣在当场。手指下意识地抚上小腹，那里还平坦如初，却已经孕育了一个生命。

她和陈文轩的孩子。

“孩子……”她喃喃道，“文轩的孩子。”

赵婶握住她的手：“是好事啊，水仙。文轩要是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可是文轩不知道。他在哪里？是死是活？他还能不能知道，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那天晚上，水仙躺在炕上，手一直放在小腹上。屋里很安静，能听见窗外山风吹过松林的声音，呜呜的，像人在哭。石头睡在旁边，呼吸均匀。赵掌柜夫妇睡在隔壁，偶尔传来一两声咳嗽。

水仙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她在想陈文轩。想他的笑容，想他的眼镜，想他说话时温和的语气，想他在杏树下对她说“我想保护你”。

现在，她有了他的孩子。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痕迹。

眼泪无声地滑下来，滴在枕头上。但这一次，水仙没有哭出声。她擦干眼泪，对自己，也对肚子里的小生命说：

“宝宝，我们要好好的。等你爸爸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从那以后，水仙更小心了。她不再冒险送信，不再去危险的地方，尽量待在药铺里。她开始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东西——用旧衣服改小衣裳，用碎布头拼成尿布，用晒干的艾草缝成小枕头。

赵婶教她做针线，教她孕妇该注意什么。村里的女人们知道她怀孕了，也常来串门，送几个鸡蛋，一把红枣，或者一块红糖。她们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只是善意地笑着：“多吃点，孩子才能长得好。”

水仙感激她们。在这乱世里，这一点点善意，像寒冬里的炭火，温暖着她。

但核桃沟并不太平。

三月，山外的鬼子开始频繁活动。有消息说，他们打算进山“清剿”，消灭山里的抗日力量。赵掌柜组织村民准备转移——往更深的山里走，去那些只有猎人才知道的山洞。

水仙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肚子明显隆起。行动不便，但她坚持要帮忙。

“水仙，你歇着吧。”赵掌柜说，“你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好自己和孩子。”

“我没事。”水仙摇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她帮着收拾药品，打包干粮，把重要的文件藏在特制的夹层里。她做得有条不紊，像个经验丰富的老战士。只有夜里，当所有人都睡了，她才会摸着肚子，轻声说：“宝宝，别怕，妈妈在。”

转移的日子定在三月十五。那天夜里，下起了小雨。细雨如丝，悄无声息地落在茅草屋顶上，落在石板路上，落在每个人紧绷的神经上。

队伍在村口集合。三十几个人，老人，孩子，妇女，还有几个伤员。赵掌柜在前面领路，赵婶在中间照应，水仙和石头走在队伍后面。

山路难走，雨后更是泥泞湿滑。水仙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护着肚子，走得小心翼翼。石头紧紧跟在她身边，时不时扶她一把。

“姐，累不累？歇会儿吧。”

“不累，快走。”水仙喘着气，“不能掉队。”

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把山路照得朦朦胧胧。远处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凄厉而悠长。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大海的呜咽。

走了大概两个时辰，他们到达了预定的山洞。洞口隐蔽在一丛荆棘后面，不大，但足够容纳这些人。里面已经铺好了干草，生起了火堆，暖烘烘的。

水仙坐下来，靠着洞壁，长长舒了口气。肚子里的孩子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她的疲惫。她笑了，轻轻拍着肚子：“宝宝乖，我们到了，安全了。”

赵婶递过来一碗热水：“喝点，暖暖身子。”

水仙接过，慢慢喝着。热水下肚，驱散了寒意，也驱散了一些恐惧。

山洞里的日子，沉闷而漫长。白天，男人们轮流放哨，女人们照顾孩子，准备吃食。晚上，大家挤在一起睡，靠彼此的体温取暖。洞外是连绵的群山，是茫茫的夜色，是潜伏的危险。

水仙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干草铺上，给未出生的孩子缝衣服。针脚细密，一针一线，都缝进了她的思念和期盼。石头坐在她旁边，认字，写字，偶尔给她念一段书。

“姐，宝宝生出来了，叫什么名字？”有一天，石头问。

水仙想了想：“如果是男孩，叫念文。如果是女孩，叫思轩。”

念文，思念文轩。思轩，思念陈文轩。

“好名字。”石头说，“陈先生一定会喜欢的。”

水仙点点头，继续缝衣服。针在布料间穿梭，像时光在流逝。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肚子很大，行动越来越不便。夜里睡觉时，常常腰酸背痛，翻身都很困难。

但她不抱怨。她知道，比起那些在前线打仗的人，比起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她这点苦不算什么。

四月初，山外的枪声越来越密。有时候从早响到晚，像爆豆子一样。放哨的人回来说，鬼子和八路军在山口打了好几仗，双方伤亡都很重。

“咱们还得往深处走。”赵掌柜说，“这里离山口太近了，不安全。”

可是水仙走不动了。她浮肿得厉害，脚像发面馒头，一按一个坑。赵婶看了直摇头：“不能再走了，再走要出事的。”

“那怎么办？”赵掌柜急得团团转。

“你们走，我留下。”水仙说，“我找个更隐蔽的山洞，等生了孩子，再去找你们。”

“不行！”赵掌柜和赵婶异口同声。

“太危险了！你一个人，还大着肚子……”

“我不是一个人。”水仙摸着肚子，“我有孩子陪着我。而且，我会小心的。你们带着大家走，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累所有人。”

争论了很久，最后赵掌柜妥协了。他给水仙找了一个更隐蔽的小山洞，离大部队的藏身处不远，但足够隐蔽。洞里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和水，还有被褥和药品。

“水仙，一定要小心。”赵掌柜嘱咐，“我们会留人在这附近，每天来看你一次。有什么事，就摇这个铃。”他递给她一个铜铃，用绳子拴着，挂在洞口，一摇就响。

“我知道。”水仙点头，“你们快走吧，别耽误了。”

大部队转移的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水仙站在洞口，看着队伍消失在雨雾中。石头一步三回头，眼里含着泪。水仙朝他挥手，脸上带着笑，直到再也看不见。

然后她转身，走进山洞。洞里很安静，只有滴水的声音，嗒，嗒，嗒，像钟摆在走。

一个人的日子，开始了。

水仙把山洞收拾得很整洁。干草铺成床，石头垒成灶，柴火堆在角落里。她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早晨起来，烧水，热一点干粮；中午，在洞口晒晒太阳，缝缝衣服；晚上，点起油灯，给未出生的孩子讲故事。

“宝宝，今天妈妈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教书先生，他戴眼镜，说话很温柔……”

她讲陈文轩，讲他们认识的经过，讲识字班，讲杏树下的约定。有时候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下来，但她很快擦干，继续讲。

她相信，孩子能听到。相信这些故事，会像种子一样，种在孩子心里，等着有一天发芽，开花。

四月十五那天，留守的同志老刘来了。他带来一个消息：山外的战斗结束了，鬼子暂时退去，但可能会卷土重来。

“水仙，你还好吧？”老刘看着她浮肿的脚，担忧地问。

“还好。”水仙说，“孩子很乖，不怎么闹。”

“那就好。”老刘从怀里掏出一包红糖，“赵婶让我带给你的，说让你补补身子。”

水仙接过红糖，心里暖暖的。

“还有……”老刘犹豫了一下，“我们打听到一点陈文轩的消息。”

水仙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什么消息？”

“有人说，在战俘营里见过一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很像他。”老刘说，“但是不确定。战俘营在县城里，守备很严，我们的人进不去。”

“他还活着？”水仙的声音在颤抖。

“可能活着。”老刘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想办法救他。”

水仙捂住嘴，眼泪涌出来。这是几个月来，她听到的关于陈文轩的第一个，还算有点希望的消息。

“老刘，谢谢你们。”她哽咽着说。

“不用谢。”老刘拍拍她的肩，“水仙，你要保重。等孩子生下来，等文轩救出来，你们就能团聚了。”

老刘走了。水仙坐在洞口，看着远山，久久不动。夕阳把山峦染成金色，云霞像燃烧的火焰。很美，但美得让人心碎。

那天晚上，水仙做了一个梦。梦见陈文轩回来了，穿着破旧但干净的长衫，眼镜还在，笑容还在。他走到她面前，蹲下身，摸着她的肚子，轻声说：“水仙，我回来了。”

她哭着扑进他怀里：“文轩，你去哪儿了？我等了你好久……”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陈文轩搂着她，“以后再也不分开了，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梦太美了，美到她不愿意醒来。但最终还是醒了，洞里一片漆黑，只有她一个人，和肚子里的小生命。

她摸出陈文轩送的钢笔，紧紧握在手里。金属的质感冰凉，但她的心是热的。

他可能还活着。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个可能，她就有希望，就有力量，继续等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水仙的肚子越来越大。她走路更困难了，躺下时喘不过气，常常半夜醒来，坐着等到天亮。

但她不觉得苦。每次感觉到胎动，每次摸着肚子，想象孩子的模样，她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五月初，山里的野花开了。红的，黄的，紫的，星星点点，像给青山绣上了花边。水仙每天都会在洞口坐一会儿，看看花，听听鸟叫。她会给肚子里的孩子描述：“宝宝，你看，那是杜鹃花，红得像火；那是野菊花，黄得像金子……”

孩子似乎能听懂，每次她说话时，就会动一动，像是在回应。

五月十五那天，出事了。

早上起来，水仙就感觉不对劲。肚子一阵阵发紧，疼得厉害。她算算日子，才八个月，还不到时候。可是疼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

她要生了。

水仙强撑着爬起来，烧水，准备剪刀，布条。赵婶教过她该怎么接生，她一遍遍在脑子里回忆那些步骤。可是当疼痛真的来临时，所有的理论都成了空谈。

阵痛像潮水，一波比一波汹涌。水仙咬着布条，不敢叫出声——怕引来野兽，也怕引来不该来的人。汗水湿透了衣服，头发贴在脸上，她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拼命挣扎，却离水越来越远。

疼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孩子终于要出来了。水仙用尽最后的力气，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一个温热的小身体滑了出来。

是个男孩。

水仙颤抖着剪断脐带，把孩子抱在怀里。小小的，红红的，皱巴巴的，像只小猫。他闭着眼睛，张着嘴，发出一声细弱的啼哭。

那一瞬间，所有的疼痛，所有的苦难，都值了。

水仙流着泪，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念文，妈妈的念文，你终于来了。”

她用温水给孩子擦洗，用准备好的布包好，放在怀里。孩子很快睡着了，小嘴一动一动，像是在做梦。

水仙也累极了，但她不敢睡。产后出血很多，她虚弱得几乎坐不住。她强撑着，给自己煮了红糖水，喝下去，才感觉好一点。

夜深了。洞里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月光从洞口透进来。水仙抱着孩子，靠在洞壁上，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

忽然，远处传来狼嚎。

一声，两声，很快连成一片。凄厉，悠长，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让人毛骨悚然。

水仙的心提了起来。她把孩子抱得更紧，另一只手摸向身边的木棍。赵掌柜说过，山里有狼，但很少接近人类居住的地方。除非……

除非它们闻到了血腥味。

生产时的血水，她还没来得及清理。狼的鼻子很灵，一定闻到了。

狼嚎声越来越近。水仙能听见爪子扒拉石头的窸窣声，能听见粗重的喘息声。不止一只。

她摇响了铜铃。清脆的铃声在夜里格外刺耳，狼嚎声停了一下，但很快又响起，而且更近了。

水仙抱着孩子，缩到山洞最深处。那里有个小凹槽，勉强能藏人。她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

一只狼出现在洞口。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里像两团鬼火。它嗅着地面，慢慢走进来。

水仙握紧木棍，心跳如鼓。她不能死，孩子更不能死。她答应过文轩要好好活着，答应过孩子要保护他。

狼发现了她。它低吼着，龇着牙，一步一步逼近。

水仙举起木棍，用尽全身力气砸过去。木棍打在狼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狼吃痛，后退了几步，但没走，反而更加狂躁。

又有两只狼出现在洞口。三只狼，围着她，虎视眈眈。

水仙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她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用身体护住他。就算死，她也要死在孩子前面。

狼扑上来的瞬间，她闭上眼睛，在心里喊：“文轩，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砰！”

枪声。

狼的哀嚎。重物倒地的声音。

水仙睁开眼。洞口站着一个人，举着枪，枪口还在冒烟。是留守的老刘。

“水仙！你没事吧？”

水仙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老刘……”

老刘冲进来，检查她的情况。三只狼，一只被打死，两只逃走了。洞里一片狼藉，血迹斑斑。

“你怎么来了？”水仙哽咽着问。

“我听见狼嚎，觉得不对劲，就过来看看。”老刘看着她怀里的孩子，“生了？男孩女孩？”

“男孩，叫念文。”水仙把孩子递给他看。

老刘小心翼翼地接过，看着那张小小的脸，眼圈红了：“像文轩，鼻子像。”

水仙又哭了。这次是庆幸的哭，是后怕的哭，是终于有人可以依靠的哭。

老刘帮她清理了山洞，处理了狼的尸体，生了火。火光温暖而明亮，驱散了黑暗，也驱散了恐惧。

“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儿了。”老刘说，“太危险了。明天我送你去大部队那边，大家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水仙点点头。经过这一夜，她确实不敢再一个人了。

那一夜，她抱着孩子，靠在山洞壁上，听着火堆噼啪作响，听着老刘在洞口放哨的脚步声，久久不能入睡。

她想起刚才生死一线的时刻，想起狼扑上来的瞬间，想起自己以为必死无疑的绝望。然后枪响了，老刘来了，她和孩子得救了。

生命是如此脆弱，又是如此顽强。

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念文。小家伙睡得正香，小嘴吧嗒吧嗒，像是在吃奶。他的小手紧紧攥着，像在抓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水仙轻轻握住那只小手。那么小，那么软，却那么有力量。

“念文，”她轻声说，“妈妈差点就失去你了。答应妈妈，一定要好好活着，长大成人，等你爸爸回来。”

孩子动了动，像是在回应。

窗外，天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水仙抱着孩子，走到洞口。晨雾在山间缭绕，远处的山峰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鸟儿开始鸣叫，清脆悦耳。昨夜的一切，像一场噩梦，醒了就散了。

但水仙知道，那不是梦。那是真实的生死考验，是她和孩子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坎。

往后还会有很多坎。但没关系，她会跨过去。为了孩子，为了文轩，为了所有她爱和爱她的人。

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在山谷里，洒在洞口，洒在她和孩子身上。

温暖，明亮，充满希望。

水仙笑了。这是她做母亲后的，第一个微笑。

尽管前路依然艰险，尽管思念依然刻骨，但她有了新的力量，新的希望。

她要活下去。

她要带着孩子，等文轩回来。

等到那一天，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晨风吹过，带来野花的清香。水仙深吸一口气，抱着孩子，走进了新的一天。

 

 

第十章 信仰的微光

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水仙带着不满周岁的念文，回到了核桃沟的赵记药铺。

一年前那个狼嚎之夜后，老刘把她送到了大部队的藏身处。她和孩子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直到山外的局势稍微稳定，才跟着赵掌柜一家返回村子。

药铺还是老样子，只是院子里的杏树开花了——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风一吹，像下了一场温柔的雪。水仙抱着念文站在树下，想起柳林镇的杏树，想起陈文轩，心里一阵刺痛。

念文已经会爬了。小家伙很结实，眉眼越来越像陈文轩，尤其是那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人的时候专注而认真。水仙常常抱着他，指着墙上贴的字教他：“这是‘人’，这是‘口’，这是‘手’……”

虽然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听不懂，但她还是固执地教。她相信，有些东西，是从小就要种在心里的。

赵掌柜给了水仙一份正式的工作——药铺的记账员。因为识字，又会算账，水仙做得得心应手。她每天把药材的进出、药费的收支记得清清楚楚，账本整洁得像印刷出来的。

“水仙，你真是帮了我大忙。”赵掌柜常常感慨，“以前我自己记账，总是丢三落四，现在好了，一目了然。”

水仙只是笑笑，继续埋头工作。她把对陈文轩的思念，对未来的不确定，都压在心里，用忙碌来填满每一天的空隙。

但有些空隙，是填不满的。

夜里，哄睡念文后，水仙常常一个人坐在油灯下，拿出陈文轩送的钢笔，写日记。她记下一天的琐事，记下念文的成长，记下心里的思念。

“三月十五，晴。念文今天会叫‘妈’了，虽然含糊不清，但我听出来了。文轩，如果你在，该多高兴。”
“四月二十，雨。山里又来了伤员，有个小战士才十七岁，腿被打断了，疼得直哭。我想起你，文轩，你现在在哪里？疼不疼？”
“五月十五，阴。老刘带来消息，说战俘营里的同志正在组织越狱。我不敢问有没有你，怕听到坏消息。但我相信，你还活着。”

写完了，她把日记本锁进一个小木箱里。那是她的秘密，她的寄托，她活下去的力量。

五月的一天，药铺里来了个特殊的客人。

那是个中年女人，四十来岁，穿着普通的粗布衣裳，但气质不凡。她说是从山外来，找赵掌柜买药。赵掌柜接待了她，两人在里屋谈了许久。

出来时，赵掌柜对水仙说：“水仙，这是苏大姐，从延安来的。”

水仙心里一惊。延安，那是她听说过无数次的地方，是革命的圣地，是光明的所在。

苏大姐看着她，眼神温和而锐利：“你就是水仙？陈文轩同志的……爱人？”

水仙点点头，眼眶发热。这是第一次，有人正式地称她是陈文轩的“爱人”。

“我听说了你们的事。”苏大姐握住她的手，“文轩是个好同志，你也是。组织上一直记挂着你们。”

“苏大姐，文轩他……有消息吗？”水仙的声音在颤抖。

苏大姐沉默了一下：“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战俘营里确实有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但不确定是不是文轩。不过，最近战俘营有同志越狱成功，逃出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描述的样子，很像文轩。”

水仙的心跳加快了：“他……他逃出来了？”

“可能逃出来了。”苏大姐说，“但现在还在敌占区，具体情况不清楚。水仙，你要有心理准备，也可能……”

也可能不是他。也可能逃出来了又牺牲了。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他。

水仙明白苏大姐没说完的话。她点点头：“我知道。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等。”

“好孩子。”苏大姐拍拍她的手，“组织上想交给你一个任务，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什么任务？”

“核桃沟位置特殊，是连接几个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传递情报，转运物资，掩护同志。”苏大姐看着她，“赵掌柜推荐了你，说你识字，细心，又有斗争经验。”

水仙愣住了。交通站？她能行吗？

“你不用担心。”苏大姐说，“我们会派人指导你，赵掌柜也会帮你。而且，你有药铺做掩护，很合适。”

水仙低头想了想。她想起陈文轩说过的话——“教书只能救几个人，但我们现在做的事，能救很多人，能救这个国家。”

她抬起头：“我愿意。”

从那天起，赵记药铺有了另一个身份——太行山根据地第三交通站。水仙有了新的代号：“水仙花”。

她的工作比以前更多，也更危险。除了记账，她还要记住来来往往的“客人”的相貌、特征、暗号；要把情报藏在药材里，把药品藏在夹层里；要在危险来临时，掩护同志转移。

有一次，一个受伤的同志被送到药铺。鬼子正在搜山，情况危急。水仙让赵掌柜给伤员做简单包扎，然后把他藏进地窖——那是赵掌柜早就挖好的，入口在灶台下，很隐蔽。

刚藏好，鬼子就来了。

五六个鬼子兵，由一个汉奸带着，闯进药铺。汉奸尖着嗓子喊：“皇军搜查！都出来！”

水仙抱着念文，和赵掌柜、赵婶一起站在院子里。念文被吓哭了，哇哇大叫。水仙一边哄他，一边紧张地看着鬼子。

鬼子兵在药铺里翻箱倒柜，药材撒了一地，瓶瓶罐罐打碎了不少。赵掌柜心疼得直哆嗦，但不敢说话。

汉奸走到水仙面前，盯着她看：“这女人是谁？”

“是我侄女，带着孩子来投奔的。”赵掌柜赶紧说。

“孩子他爹呢？”

“打仗死了。”水仙平静地说。

汉奸又看了她一会儿，忽然伸手去摸她的脸。水仙往后一躲，念文哭得更厉害了。

“哟，还挺烈。”汉奸淫笑着，“长得不错嘛，跟皇军走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水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紧紧抱着念文，手指悄悄摸向怀里——那里藏着一把剪刀，是平时做针线用的。如果真的逼到那一步，她就……

“太君！太君！”赵掌柜扑过来，挡在水仙面前，“她男人刚死，还怀着孕呢，不吉利，不吉利！”

汉奸愣了一下：“怀孕了？”

“是啊，刚怀上，还不显怀。”赵掌柜说着，偷偷塞给汉奸一块银元，“太君行行好，孤儿寡母的，不容易。”

汉奸掂了掂银元，哼了一声：“算你识相。”转身对鬼子兵说了几句日语。

鬼子兵又搜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他们走远，水仙腿一软，差点摔倒。赵婶赶紧扶住她：“没事吧？”

水仙摇摇头，眼泪却掉下来。不是害怕，是屈辱，是愤怒，是深深的无力感。

“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赵掌柜叹着气，“水仙，你受苦了。”

“我不苦。”水仙擦干眼泪，“只要能救更多人，这点苦不算什么。”

她想起陈文轩。如果他在，一定会保护她。但他不在，所以她必须学会保护自己，保护孩子，保护同志。

从那以后，水仙更加小心。她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判断，学会了在危险来临时保持镇定。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交通员。

七月，苏大姐又来了。这次，她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水仙，组织上想发展你入党。”苏大姐开门见山，“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我们认为你符合党员的条件。你愿意吗？”

入党。

这两个字，水仙听过无数次。陈文轩是党员，赵掌柜是党员，苏大姐是党员。那些来来往往的同志，很多都是党员。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

而她，一个童养媳出身，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女人，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我……我可以吗？”水仙问。

“当然可以。”苏大姐说，“党员不是看出身，是看信念，看行动。水仙，你做的这些事，已经证明了你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

水仙想起很多事。想起李守仁在月光下的眼泪，想起陈文轩在杏树下的承诺，想起那个十七岁断腿的小战士，想起地窖里藏着的伤员。想起这个破碎的国家，想起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

“我愿意。”她说，“我要入党。”

入党仪式在一个深夜举行。地点在药铺的后屋，参加的人只有苏大姐、赵掌柜，还有另外两个同志。墙上挂着一面手绘的党旗，粗糙，但庄重。

水仙站在党旗前，举起右手。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跃，照出她坚定的眼神。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着苏大姐念誓词，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念到“牺牲一切”时，她心里一紧。她想到了念文，想到了陈文轩。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她能做到吗？

能。她在心里回答。因为不牺牲，就没有未来。不牺牲，念文这一代人，还会像她一样，活在恐惧和屈辱里。

宣誓完毕，苏大姐握住她的手：“水仙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你的信仰。”

“我会记住的。”水仙用力点头。

那天晚上，水仙失眠了。她坐在念文的小床边，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心里百感交集。

她入党了。这是她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以后，她不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为陈文轩活着，为念文活着。她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活着——为了这个国家的解放，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

她想起陈文轩说过的话：“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开个学堂，教女孩子们识字。”

等战争结束了。这个“等”字，现在有了更具体的意义。她不仅仅是在等陈文轩回来，也是在等那个光明未来的到来。

而她要做的，就是为那个未来的到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秋天，交通站的工作更加繁忙。鬼子开始秋季扫荡，根据地的同志们需要转移，伤员需要救治，情报需要传递。水仙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忙得脚不沾地。

念文由赵婶帮忙照顾。小家伙很乖，不哭不闹，只是每次水仙出门时，会用小手抓着她的衣角，咿咿呀呀地叫着，好像知道妈妈要去冒险。

“念文乖，妈妈很快就回来。”水仙亲亲他的脸，然后狠心转身。

她不能心软。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十月的一天，水仙接到一个紧急任务——护送一位重要的同志过封锁线。这位同志是从延安来的干部，要去华北根据地指导工作，路上被鬼子盯上了，需要紧急转移。

任务很危险。封锁线在核桃沟以北三十里，那里有鬼子的炮楼，有巡逻队，有铁丝网。白天根本过不去，只能夜里摸黑走。

“水仙，你可以不去。”赵掌柜说，“让老刘去。”

“我去。”水仙说，“我熟悉那条路，而且我是女人，带着孩子做掩护，不容易引起怀疑。”

“可是念文……”

“我带着念文一起去。”水仙说，“母子俩，看起来就像走亲戚的，更安全。”

赵掌柜还想劝，但水仙已经决定了。她把念文包好，背在背上，又带了一些干粮和药品，就出发了。

同行的除了那位同志，还有老刘。三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家三口走亲戚——水仙背着孩子，老刘扮成丈夫，那位同志扮成兄弟。

路很难走。要翻过两座山，穿过一片林子，还要避开鬼子的巡逻路线。水仙背着念文，走得很吃力，但她一声不吭。

念文很乖，一路上不哭不闹，只是偶尔哼哼两声。水仙就拍拍他的背，轻声哄着：“宝宝乖，马上就到了。”

夜里过封锁线时，出了意外。

他们原本计划从炮楼下游的一个浅滩涉水过河。但到了河边才发现，鬼子在河对岸新增了一个岗哨，探照灯来回扫射，把河面照得如同白昼。

“怎么办？”老刘低声问。

“等。”那位同志说，“探照灯有规律，每隔五分钟会有一个盲区，我们利用那个时间冲过去。”

于是他们趴在河边的草丛里，等着。夜晚的河边很冷，露水打湿了衣服，黏在身上，冰凉刺骨。念文大概是不舒服，开始小声哭闹。

水仙赶紧捂住他的嘴，但已经晚了。

对岸的鬼子听到了动静，探照灯扫过来，机枪也架起来了。

“被发现了！”老刘低吼。

“分头跑！”那位同志说，“水仙，你带着孩子往东，我和老刘往西，引开他们！”

水仙来不及多想，抱起念文就往东跑。身后枪声大作，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她拼命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念文被摔疼了，哇哇大哭。

完了。水仙想。这次真的完了。

但枪声突然停了。她听见对岸传来日语呼喊声，然后探照灯转向了西边——老刘和那位同志故意暴露，引开了鬼子。

水仙爬起来，抱着念文，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东跑。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灯光，她才停下来，靠着一棵树喘气。

念文还在哭，小脸憋得通红。水仙检查了一下，幸好没受伤，只是吓着了。她抱着孩子，轻轻摇晃：“念文不怕，妈妈在，妈妈在……”

天快亮时，她找到了一个山洞，躲了进去。洞里很黑，很冷，但她不敢生火。她把念文裹紧，自己蜷缩在角落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来。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

干粮吃完了，水也喝完了。念文饿得直哭，水仙没办法，只好嚼碎了最后一点干粮，嘴对嘴喂给他。她自己饿得头晕眼花，但看着孩子，觉得还能撑下去。

第三天夜里，洞外传来脚步声。

水仙的心提了起来。她摸出怀里的剪刀，紧紧握在手里。

“水仙……水仙你在里面吗？”是老刘的声音。

水仙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冲出山洞，看见老刘浑身是伤，但还活着。

“老刘！”

“水仙，你没事太好了！”老刘激动地说，“那位同志安全转移了，我引开鬼子后，躲了两天，才敢来找你。”

“你受伤了……”

“皮外伤，没事。”老刘看着她怀里的念文，“孩子呢？”

“还好，就是饿了。”

老刘从怀里掏出两个窝头：“快给孩子吃。”

那一夜，他们就在山洞里过夜。老刘生了火，烤热了窝头，水仙喂给念文吃。小家伙饿坏了，吃得狼吞虎咽。

火光映着老刘沧桑的脸，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水仙，有件事要告诉你。”

水仙心里一紧：“什么事？”

“我们得到确切消息，陈文轩同志……牺牲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火堆噼啪作响，念文在怀里动了一下，洞外传来风声。但水仙什么都听不见，她只听见那三个字——牺牲了。

“什么时候？”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三个月前。在战俘营里，他组织越狱，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自己留下断后，被鬼子……”老刘说不下去了。

水仙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念文。小家伙吃饱了，睡着了，小嘴一动一动，像是在笑。

陈文轩死了。那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那个在杏树下说要保护她的人，那个说要和她一起开学堂的人，死了。

她没有哭。眼泪好像干涸了，心里空荡荡的，像被挖走了一大块。

“水仙，你……”老刘担忧地看着她。

“我没事。”水仙说，“老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一早就走。”

“好。”

那一夜，水仙抱着念文，睁着眼睛到天亮。她没有想陈文轩，没有想过去，没有想未来。她只是看着火光，看着怀里的孩子，一遍遍告诉自己：

要活下去。为了念文，为了那些牺牲的人，为了还没有到来的明天。

天亮了。他们走出山洞。晨光熹微，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新的一天开始了。

水仙抱着念文，跟在老刘身后，一步一步往核桃沟走。她的脚步很稳，背很直，眼神很坚定。

陈文轩不在了，但她的信仰还在，她的责任还在，她的希望还在。

她要继续走下去。为了他，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千疮百孔但依然值得热爱的国家。

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水仙把念文裹紧，继续往前走。

前路还很长，还有很多战斗，还有很多牺牲。但她不怕。

因为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

她有念文，有同志，有信仰。

而信仰，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微光。

 

 

第十一章 婚姻与伤痕

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水仙正在药铺后院晾晒草药。

是念文先听到的。六岁的小家伙从学堂跑回来，一路喊着：“娘！娘！鬼子投降了！投降了！”

水仙手里的竹匾“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草药撒了一地。她愣愣地看着儿子，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学堂赵先生说的！鬼子投降了！战争结束了！”念文的小脸涨得通红，眼睛亮得像星星。

战争……结束了？

水仙腿一软，扶着晾衣杆才站稳。八年了。从民国二十六年张家庄那个血色的黎明，到现在，整整八年。她失去了太多——家园、亲人、爱人，还有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可是现在，战争结束了。

“娘，你怎么哭了？”念文扯着她的衣角。

水仙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她蹲下身，紧紧抱住儿子：“娘是高兴，念文，娘是高兴啊……”

那天晚上，核桃沟举行了简单的庆祝。村民们聚集在祠堂前，点起篝火，敲锣打鼓。赵掌柜拿出珍藏的老酒，分给每个人一小杯。

“同志们，乡亲们！”赵掌柜举杯，声音哽咽，“八年抗战，我们赢了！那些牺牲的同志，可以瞑目了！”

水仙端着酒杯，看着杯中清冽的液体。她想起陈文轩，想起李守仁，想起那些来来往往、再也没有回来的同志。她把酒缓缓洒在地上。

“文轩，你听到了吗？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孩子，可以活在和平的年代了。”

念文靠在她身边，小声问：“娘，我爹是不是也听到了？”

“听到了。”水仙摸着他的头，“他一定听到了。”

然而和平的日子并没有立刻到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摩擦越来越频繁，内战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刚刚喘息的土地。核桃沟所在的地区成了解放区，水仙继续在交通站工作，只是任务从抗日变成了支前。

民国三十六年春天，水仙二十八岁了。念文已经八岁，在学堂里读书认字，聪明伶俐，很得赵先生喜欢。水仙自己也在工作之余，跟着赵先生学完了小学的课程，能读报纸，能写信，算账更是一把好手。

苏大姐又来了。这次，她是来给水仙说媒的。

“水仙，组织上关心你的个人问题。”苏大姐开门见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现在解放区稳定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了。”

水仙愣住了：“苏大姐，我……”

“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文轩。”苏大姐握住她的手，“可是水仙，文轩牺牲这么多年了，你也该走出来了。组织上有个同志，叫赵铁柱，是老八路，战斗英雄，现在在县大队当副队长。人不错，就是年纪大了点，今年三十八了，还没成家。”

“苏大姐，我……”

“你先别急着拒绝。”苏大姐说，“见一面，聊一聊。合不合适，见了再说。”

水仙沉默了。她确实没想过再嫁。陈文轩虽然不在了，但她心里始终给他留着一个位置。而且她还有念文，有工作，生活很充实，不需要男人。

可是苏大姐的话也有道理。念文渐渐大了，需要父亲的教育和榜样。而且，组织上这样关心她，如果一味拒绝，似乎也不太好。

“那就……见一面吧。”她终于说。

见面安排在县城的茶馆里。水仙穿了最体面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念文非要跟着去，水仙只好带上他。

赵铁柱比约定的时间早到。水仙进门时，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坐在窗边的位置，背挺得笔直，像一棵松树。他转过头来，国字脸，浓眉，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看起来严肃而坚毅。

“是水仙同志吧？”他站起来，伸出手，“我是赵铁柱。”

水仙和他握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布满了老茧和伤疤。但握手的力度适中，不轻不重，透着一种沉稳的力量。

“这是你儿子？”赵铁柱看向念文。

“是，叫念文。”水仙说，“念文，叫赵叔叔。”

念文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赵铁柱蹲下身，看着他：“几岁了？”

“八岁。”

“上学了吗？”

“上了。”

“好，上学好。”赵铁柱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糖，“给，叔叔请你吃糖。”

念文看看水仙，见她点头，才接过糖，小声说：“谢谢叔叔。”

茶馆的伙计上了茶。赵铁柱给水仙倒茶，动作有些笨拙，但很认真。

“苏大姐跟你说了我的情况吧？”他问。

“说了一些。”

“那我再详细说说。”赵铁柱坐直身体，像在作报告，“我叫赵铁柱，河北人，民国二十六年参加八路军，打过百团大战，参加过黑山阻击战，负过三次伤，现在是县大队副队长。家里没别人了，父母早逝，没兄弟姐妹，也没……没结过婚。”

他说得很流畅，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水仙静静地听着。

“你的情况，苏大姐也跟我说了。”赵铁柱看着她，“你是个好同志，坚强，勇敢，把孩子教育得很好。我……我很敬佩你。”

水仙低下头：“赵队长过奖了。”

“我不是在说客气话。”赵铁柱的声音很认真，“水仙同志，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陈文轩同志。他是个英雄，我听说过他的事。我敬重他，也敬重你对他的感情。”

水仙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所以我今天来，不是要你马上答应什么。”赵铁柱说，“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你，也让你认识认识我。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就算不成，也能做朋友。”

这番话让水仙对他有了些好感。至少，他没有强迫，没有施压，而是给了她尊重和理解。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主要是赵铁柱在说，说他的战斗经历，说他对未来的设想。水仙大多时候在听，偶尔问一两个问题。念文坐在旁边，安静地玩着赵铁柱送的小木枪。

分别时，赵铁柱说：“水仙同志，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多接触接触。如果你不愿意，也没关系，今天能认识你，我就很高兴了。”

水仙点点头：“好。”

回去的路上，念文问：“娘，赵叔叔会当我爹吗？”

水仙一愣：“谁跟你说的？”

“学堂里的小孩说的，说组织上要给娘找个人，给我找个爹。”念文仰着小脸，“娘，我想有个爹。”

水仙的心一痛。是啊，念文从小就没有父亲。虽然她给了他全部的爱，但父亲的角色，是她永远无法替代的。

“念文，你喜欢赵叔叔吗？”

“喜欢。”念文说，“他送我糖，还送我小木枪。而且……而且他是打鬼子的英雄。”

打鬼子的英雄。这个身份，在念文这一代孩子心里，有着无上的荣光。

水仙摸摸儿子的头，没再说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赵铁柱常来核桃沟。有时是公干，有时是专门来看水仙。他不善言辞，但很实在。来了就帮忙干活——劈柴，挑水，修屋顶。有一次药铺的灶台坏了，他花了一下午时间，砌了个新灶台，又结实又好用。

“赵队长，你还会这个？”赵掌柜惊讶地说。

“打仗的时候学的。”赵铁柱擦擦汗，“野外生存，什么都要会一点。”

他对念文也很好。每次来都带点小东西——糖果，铅笔，小画书。还教念文打绑腿，打背包，讲战斗故事。念文越来越喜欢他，每次赵铁柱来，都跟在他屁股后面，“赵叔叔”“赵叔叔”地叫。

水仙看着这一幕，心里很复杂。她承认，赵铁柱是个好人，是个可靠的同志。他对她和念文的好，是真心实意的。可是……

可是她心里，还装着另一个人。

八月的一天，赵铁柱又来了。这次他没带东西，表情很严肃。

“水仙，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夕阳西下，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水仙，咱们认识也有小半年了。”赵铁柱开口，“我是个粗人，不会说漂亮话。我就直说了——我喜欢你，想娶你，想和你一起过日子，想把念文当亲生儿子养。”

水仙的心跳加快了。

“但是，”赵铁柱顿了顿，“我也知道，你心里还有陈文轩同志。我不要求你忘记他，那不可能，也不应该。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们母子。我不敢说能替代他，但我保证，我会对你们好，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们。”

他说得很慢，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像是深思熟虑过的。

水仙看着他。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脸上有风霜的痕迹，眼角的皱纹很深，但眼神清澈而坚定。他打过很多仗，杀过很多敌人，也经历过很多生死。但他此刻站在她面前，像一个第一次表白的小伙子，紧张，笨拙，但真诚。

“赵队长，我……”

“你叫我铁柱吧。”赵铁柱说，“叫队长太生分了。”

水仙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槐树，叶子沙沙作响。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孩子们在田野里玩耍，传来阵阵笑声。

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可以安稳过日子的年代。她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在等这样的日子吗？

“铁柱，”她终于开口，“我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

“什么事？”

“我心里永远会给文轩留一个位置。”水仙说，“每年的忌日，我要给他烧纸。念文的姓氏，我不会改，他还是姓陈。如果你能接受这些，我们就结婚。”

赵铁柱看着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他点点头：“我能接受。陈文轩同志是英雄，应该被记住。念文是他的孩子，应该姓陈。”

水仙的眼泪涌出来。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感动，因为释然，因为终于有一个人，理解她，尊重她，愿意包容她的一切。

“谢谢你，铁柱。”

“该说谢谢的是我。”赵铁柱握住她的手，很轻，很小心，像是怕碰碎什么珍贵的东西，“水仙，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对你好。”

婚礼很简单。在县政府的会议室里，挂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摆上几盘瓜子花生，同志们聚在一起，见证这场革命婚姻。

水仙穿了件新做的红褂子，赵铁柱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两人在毛主席像前宣誓：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念文穿着新衣服，站在旁边，眼睛亮晶晶的。婚礼结束后，他悄悄拉着水仙的手：“娘，我现在有爹了，是不是？”

“是。”水仙摸摸他的头，“以后要听爹的话。”

“嗯！”念文用力点头。

新婚之夜，水仙很紧张。虽然已经二十八岁，虽然生过孩子，但和陈文轩，他们只有那一次。而且那一次，是在混乱中，在恐惧中，在生离死别的阴影下。

现在，她要和一个几乎陌生的男人同床共枕。

赵铁柱显然也很紧张。他洗了澡，刮了胡子，穿着干净的衬衣，坐在炕沿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水仙，我……我没经验。”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就……就先睡觉，不干别的。”

水仙被他逗笑了：“我们都结婚了，还说这些。”

“那……那我……”赵铁柱的脸红了。这个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的汉子，此刻像个毛头小子。

水仙深吸一口气，吹灭了油灯。黑暗笼罩了房间。

那一夜很笨拙，很生涩，但很温柔。赵铁柱小心翼翼，生怕弄疼她。结束后，他抱着她，轻声说：“水仙，我会对你好的。”

水仙靠在他怀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和烟草味。这是一个陌生的怀抱，陌生，但温暖，踏实。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赵铁柱大部分时间在县大队，每个月回家一两次。水仙继续在药铺工作，照顾念文。他们像那个年代很多革命夫妻一样，聚少离多，但彼此牵挂。

赵铁柱确实对水仙很好。他工资不高，但每次回家都带点东西——有时是一块花布，有时是一包红糖，有时是一本念文喜欢的书。他不善表达，但用行动证明着他的承诺。

只是，他们之间始终有一层看不见的隔膜。

水仙发现，赵铁柱很少提过去的事。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童年，他参军前的经历，他几乎闭口不谈。每次水仙问起，他都含糊带过：“没什么好说的，都是苦日子。”

她也发现，赵铁柱睡觉时很警觉。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来，手本能地摸向枕头下——那里放着他随身带的手枪。有时候夜里做噩梦，会大喊大叫，满身冷汗。

“铁柱，你梦见什么了？”有一次，水仙问他。

赵铁柱沉默了很久，才说：“梦见打仗，梦见死人，梦见……豆腐庄。”

“豆腐庄？”

“我的老家。”赵铁柱的声音很轻，“民国二十六年，鬼子在豆腐庄杀了三百多人。我爹，我娘，我大哥，大嫂，还有我刚满月的侄子……全死了。”

水仙的心一紧。她握紧他的手：“铁柱……”

“那天我在外面，逃过一劫。”赵铁柱继续说，“我回到村里时，看见井里堆满了尸体，血把井水都染红了。从那以后，我就参加了八路军。我要报仇。”

水仙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男人如此沉默，如此坚硬。他心里的伤，不比她浅。

“对不起，铁柱，我不该问。”

“没事。”赵铁柱转过身，抱住她，“都过去了。现在我有你，有念文，就够了。”

水仙靠在他怀里，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这个钢铁般的汉子，也有脆弱的时候。

她忽然觉得，他们其实很像——都是被战争摧毁过的人，都是带着伤痕活着的人。也许，这就是他们能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他们都懂得，什么是失去，什么是疼痛，什么是活下去的艰难。

也因为他们都相信，在那些伤痕之下，还有爱，还有希望，还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两个人的脸上。他们依偎在一起，像两棵受过伤但依然挺立的树，在风雨过后，终于找到了可以互相依靠的姿势。

夜很深，很静。远处传来狗叫声，近处有虫鸣。

在这个终于和平的年代里，两个伤痕累累的人，开始学着愈合，学着相爱，学着一起走向未来。

虽然前路依然未知，虽然心里依然有痛，但至少，他们不再是一个人。

这就够了。

 

第十二章 平静的假象

婚后第三年，水仙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是个女孩，生在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那天大雪封山，赵铁柱从县城赶回来时，孩子已经出生了。接生婆赵婶抱着婴儿给他看：“赵队长，恭喜啊，是个千金！”

赵铁柱小心翼翼接过襁褓，看着里面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睛红了。这个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汉子，此刻手抖得厉害，生怕摔着孩子。

“她……她真小。”他喃喃道。

水仙躺在炕上，脸色苍白，但眼神温柔：“铁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赵铁柱想了想：“叫爱华吧。爱中华的华。希望她这辈子，能活在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

爱华。赵爱华。

水仙点点头：“好，就叫爱华。”

赵铁柱在家的时间很少。县大队改制为县武装部，他任副部长，工作更忙了。剿匪，土改，组织民兵训练，常常一两个月不回家。水仙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念文已经十一岁，上了高小；爱华还是个奶娃娃，需要日夜照顾。

药铺的工作水仙还在做，但减少了外出任务，主要负责记账和内部联络。赵掌柜体谅她的难处，让赵婶多帮衬着。

日子很辛苦，但水仙不觉得累。看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看着这个家一点点成型，她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爱华满月那天，赵铁柱特意请了一天假回来。他带回来一包红糖，一块花布，还有一个小银锁——那是他用攒了很久的津贴买的。

“给爱华戴上，保平安。”他说。

水仙给女儿戴上银锁。小小的银锁在爱华胸前晃动，闪闪发光。

“铁柱，破费了。”

“不破费。”赵铁柱看着女儿，眼神温柔，“我赵铁柱也有女儿了。”

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吃饭。念文已经很懂事，会帮着照顾妹妹，会给赵铁柱倒酒。赵铁柱难得地喝了点酒，话也多起来。

“念文，在学校怎么样？”

“老师说我算数好。”

“好，算数好，将来有用。”赵铁柱拍拍他的肩，“好好读书，将来建设新中国。”

“爹，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县城看看？”念文问。

“等天气暖和了，爹带你去。”赵铁柱说，“去看拖拉机，看大工厂，看咱们新中国的新气象。”

水仙在一旁听着，心里暖暖的。这个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然而平静的表面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民国三十八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赵铁柱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去邻县协助剿灭一股顽匪。任务很危险，那伙匪徒有枪有炮，还占据有利地形。

“水仙，我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临行前，赵铁柱对她说，“这次任务比较艰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水仙的心提了起来：“危险吗？”

“剿匪哪有不危险的。”赵铁柱故作轻松，“不过你放心，我命大，死不了。”

“别说那个字。”水仙捂住他的嘴。

赵铁柱握住她的手：“好，不说。等我回来。”

这一去就是三个月。期间音讯全无。水仙每天提心吊胆，听到枪声就惊醒，看到穿军装的人就问。赵婶安慰她：“铁柱是战斗英雄，不会有事的。”

可是水仙知道，英雄也会牺牲。陈文轩就是英雄，可他没能回来。

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赵铁柱回来了。他瘦了一大圈，脸上多了道新疤，从眉骨划到颧骨，虽然已经结痂，但看起来还是很吓人。

“铁柱，你的脸……”

“没事，小伤。”赵铁柱轻描淡写，“匪徒的刺刀划的，差一点就瞎了。”

水仙的眼泪掉下来。她不敢想象，那“差一点”如果真的发生，会怎么样。

“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赵铁柱擦掉她的眼泪，“水仙，我这次立了功，组织上可能要调我去市里工作。”

“市里？”

“嗯，阳泉市。可能要当公安局长。”赵铁柱说，“如果真调过去，你和孩子们就得跟我一起走。”

水仙愣住了。离开核桃沟？离开她生活了十年的地方？离开药铺，离开那些熟悉的同志？

“你……你愿意吗？”赵铁柱看着她。

水仙低头想了想。她知道，作为妻子，她应该支持丈夫的工作。而且去市里，对孩子们的成长，对念文的教育，都有好处。

“我愿意。”她说，“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赵铁柱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水仙点头，“不过，我想等念文小学毕业再走。就半年。”

“好，半年就半年。”

那半年，水仙开始慢慢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服，几床被褥，一些生活用品。最让她舍不得的，是那些书——陈文轩留下的，她自己买的，念文的课本。她把它们仔细打包，准备带走。

赵掌柜听说她要走，很是不舍：“水仙，你这一走，药铺的账谁管啊？”

“我给您推荐个人。”水仙说，“村东头李家的二丫头，叫秀兰，上过识字班，人也细心，可以接我的班。”

“唉，换了谁都不如你啊。”赵掌柜叹气，“不过铁柱有出息，调去市里是好事。水仙，到了市里，好好过日子。”

“我会的。”水仙说，“赵掌柜，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

“说这些干啥。”赵掌柜摆摆手，“咱们是同志，是战友。”

临走前，水仙去了村口的槐树下。那是她和赵铁柱第一次单独说话的地方。她站在树下，看着远处的山峦，想起这十年的点点滴滴。

从带着念文逃难到这里，到在药铺安顿下来，到加入组织，到入党，到遇见赵铁柱，到结婚生子。核桃沟见证了她从一个迷茫的年轻母亲，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个能干的妻子，一个温柔的母亲。

“再见了。”她轻声说，“我会回来看你的。”

民国三十八年秋天，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那天，整个核桃沟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庆祝这个期盼已久的时刻。

水仙抱着爱华，牵着念文，站在人群中。她想起陈文轩说过的话：“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开个学堂，教女孩子们识字。”

现在，战争真的结束了。新的国家诞生了。可是陈文轩看不到了。

“娘，你怎么又哭了？”念文问。

“娘是高兴。”水仙擦掉眼泪，“念文，你记住今天。从今以后，咱们是新中国的人了。”

“我知道。”念文认真地说，“老师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要让国家富强起来。”

“好孩子。”水仙摸摸他的头。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水仙一家离开了核桃沟，搬到了阳泉市。

市里的生活和乡下完全不同。他们住进了干部家属院，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红砖灰瓦，干净整洁。房子不大，但有三间屋，还有个小院子。赵铁柱很满意：“比咱们在核桃沟的土坯房强多了。”

水仙却有些不适应。这里没有熟悉的乡亲，没有药铺的草药香，没有山里的清新空气。邻居都是干部家属，说话客客气气，但总隔着一层什么。

赵铁柱的工作很忙。作为新成立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他要处理各种事务——整顿治安，打击敌特，建立户籍制度。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来。

水仙被安排在街道妇联工作。因为她识字，有文化，又是干部家属，很快成了积极分子。她组织妇女识字班，宣传新婚姻法，调解家庭矛盾，忙得不亦乐乎。

念文上了市里最好的小学。他聪明好学，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他。只是他很少提起自己的生父，对赵铁柱，他一直叫“爹”，很亲热，很自然。

爱华已经两岁了，会走路，会说话，是赵铁柱的掌上明珠。每次赵铁柱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女儿，逗她玩，给她讲故事。水仙看着这一幕，心里很欣慰。至少，这个家是完整的，是温暖的。

只是，她和赵铁柱之间，依然保持着某种距离。

他们分房睡。赵铁柱说是因为自己工作忙，夜里常常要出去，怕打扰水仙休息。水仙没说什么，但她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心里都还装着别人。

水仙心里有陈文轩。每年的清明节，她都会偷偷去郊外，给陈文轩烧纸。她不告诉赵铁柱，也不告诉孩子们，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烧纸，静静地流泪。

赵铁柱心里也有秘密。水仙发现，他每个月都会寄一笔钱到一个河北的地址。她问过，赵铁柱说是寄给老家的亲戚。可是水仙记得，赵铁柱说过，他老家没人了。

她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不愿提起的过去，她理解。

日子就这样过着，平静，忙碌，充实。水仙以为，这就是她下半辈子的生活了——工作，带孩子，等丈夫回家。虽然心里有遗憾，但总的来说，是好的，是向上的。

直到爱华三岁那年，水仙又怀孕了。

这次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了一圈。赵铁柱很担心，请了假陪她去医院。

“赵局长，您爱人的身体不太好。”医生说，“她有贫血，营养不良，这一胎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办？”

“多休息，加强营养，定期检查。”

从医院出来，赵铁柱扶着水仙：“听见了吗？要好好休息。妇联的工作，先放一放。”

“我没事。”水仙说，“大家都在忙，我不能搞特殊。”

“这不是搞特殊，这是为了孩子。”赵铁柱难得地强硬，“水仙，听我的，休息一段时间。”

水仙只好答应了。她减少了工作量，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看看书，做做针线。赵铁柱每天尽量早回家，给她做饭，陪她说话。

那是他们结婚以来，最亲近的一段时光。

一天晚上，水仙睡不着，起来喝水。路过书房时，看见里面还亮着灯。她推门进去，看见赵铁柱坐在桌前，对着一个相框发呆。

听见动静，赵铁柱慌忙把相框扣在桌上。

“铁柱，还没睡？”

“嗯，处理点文件。”赵铁柱站起来，“你怎么起来了？”

“睡不着。”水仙走过去，“刚才在看什么？”

“没什么，老照片。”

水仙拿起相框。那是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梳着两条粗辫子，穿着碎花袄子，对着镜头羞涩地笑。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水仙的心一沉：“这是……”

赵铁柱沉默了很久，才说：“是我以前的妻子，秀英。还有……我们的儿子。”

时间仿佛凝固了。书房里的灯光昏黄，墙上的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敲在水仙心上。

“你……你结过婚？”

“嗯。”赵铁柱的声音很轻，“民国二十五年结的婚，那时候我十九岁，她十八岁。第二年，她就怀了孩子。”

“那他们……”

“死了。”赵铁柱闭上眼睛，“民国二十六年，鬼子血洗豆腐庄。我那天去镇上卖柴，逃过一劫。等我回到村里时，家里房子烧了，秀英……秀英死在屋里，衣服被撕破了，身上全是伤。孩子……孩子不见了，可能被鬼子扔进井里了。”

水仙的手抖得厉害，相框差点掉在地上。

“从那以后，我以为他们都死了。”赵铁柱继续说，“所以我参军，打仗，报仇。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人，一直到死。”

他抬起头，看着水仙：“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再结婚。可是水仙，你让我觉得，我还能有个家，还能再爱人。”

水仙的眼泪掉下来。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赵铁柱总是那么沉默，为什么他夜里会做噩梦，为什么他心里有那么深的伤痕。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被战争摧毁过的人，都是失去了至爱的人。

“对不起，铁柱，我该早点告诉你的。”赵铁柱说，“可是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怕你介意，怕你觉得我骗你。”

水仙摇摇头，把相框放回桌上：“我不介意。铁柱，我理解。”

她怎么可能不理解？她自己心里，不也装着陈文轩吗？

“那每个月寄的钱……”

“寄给秀英的娘家。”赵铁柱说，“她娘家还有老人，生活困难。我答应过秀英，要照顾她父母。”

“应该的。”水仙说，“以后，我帮你一起寄。”

赵铁柱看着她，眼圈红了。他握住她的手：“水仙，谢谢你。”

“不用谢。”水仙说，“铁柱，我们都是过来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现在，是将来。”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分房睡。赵铁柱抱着水仙，像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水仙靠在他怀里，听着他的心跳，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

不是激情，不是浪漫，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在黑暗中互相取暖，互相理解，互相支撑。

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敲打着窗户，噼啪作响。屋里很安静，很温暖。

水仙想，也许这就是婚姻的真谛——不是完美无缺的爱情，而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在伤痕中寻找愈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她和赵铁柱，都是破碎过的人。但在一起，他们可以互相修补，互相成全，一起走向那个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值得期待的明天。

雨停了。月光从云层里漏出来，照在两个人的脸上。

他们都睡着了，睡得很沉，很安稳。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在彼此的怀抱里，找到了真正的安宁。

 

 

第十三章 头几年

阳泉市的冬天比山里来得晚，但冷得更透骨。

北风呼啸着穿过街道，卷起地上的煤灰和落叶，打在脸上生疼。干部家属院的烟囱冒着浓烟，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味和炖白菜的味道。水仙挺着七个月大的肚子，在院子里收衣服。手指冻得通红，动作有些笨拙。

“娘，我来吧。”念文从屋里跑出来，接过她手里的竹竿。十四岁的少年已经长得比水仙高了，眉眼间有陈文轩的影子，但性格更像赵铁柱——沉稳，话不多，但做事踏实。

“快进屋，外头冷。”水仙说。

“没事，我不冷。”念文麻利地收着衣服，“娘，您进屋歇着，医生说您要多休息。”

水仙确实累了。这一胎怀得艰难，从三个月开始就各种不适，现在更是腰酸背痛，夜里睡不好。赵铁柱工作忙，常常几天不回家，家里全靠念文帮忙。

屋里生了炉子，暖和多了。爱华在炕上玩积木，三岁的小姑娘，圆脸蛋，大眼睛，像赵铁柱。看见水仙进来，她伸出小手：“娘，抱抱。”

“娘抱不动了。”水仙摸摸她的头，“爱华乖，自己玩。”

她坐在炕沿上，看着窗外。雪花开始飘了，细细碎碎的，像撒盐。这是她在阳泉过的第三个冬天，还是不太适应。这里没有山，没有树，只有灰扑扑的楼房和街道。她常常想念核桃沟，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想念药铺里的草药香。

但她也知道，回不去了。赵铁柱的工作在这里，孩子们的前途在这里，她的生活也在这里。

门开了，赵铁柱带着一身寒气进来。他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雪：“下雪了，真够冷的。”

“怎么这个点回来了？”水仙起身要给他倒热水。

“别动，我自己来。”赵铁柱按住她，自己倒了杯热水，喝了一大口，“今天局里没什么事，早点回来看看你。”

他走到水仙身边，摸摸她的肚子：“小家伙今天乖不乖？”

“踢得厉害，可能是个小子。”

“小子好，小子皮实。”赵铁柱笑了，“不过闺女也好，像爱华，贴心。”

爱华跑过来，抱住赵铁柱的腿：“爹，抱抱。”

赵铁柱一把抱起女儿，举高高。爱华咯咯地笑，父女俩闹成一团。

水仙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这个家，虽然不完美，但很真实，很温暖。

晚上吃饭时，赵铁柱宣布了一个消息：“组织上可能要调我去太原。”

“太原？”水仙一愣，“什么时候？”

“开春以后。省公安厅缺人，要我过去。”赵铁柱说，“去了可能职位还要升，就是离家远了，不能常回来。”

水仙沉默了。从阳泉到太原，坐火车要五六个小时。如果赵铁柱去了，可能一个月都回不来一次。

“必须去吗？”

“组织上的安排。”赵铁柱说，“我是党员，要服从组织。”

水仙点点头：“那就去吧。家里有我。”

“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怀着孕……”赵铁柱担忧地看着她。

“没事，念文大了，能帮忙。”水仙说，“而且妇联的同志也都挺好的，会照顾我。”

赵铁柱握住她的手：“水仙，辛苦你了。”

“不辛苦。”水仙笑笑，“你好好工作，家里的事不用操心。”

这年腊月，水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个男孩，生在大年三十，鞭炮声中最响亮的啼哭。

赵铁柱特意从太原赶回来。他抱着儿子，眼睛又红了：“这小子，嗓门真大，将来是个当兵的料。”

“起个名字吧。”水仙虚弱地说。

“叫爱国。”赵铁柱不假思索，“赵爱国。希望他长大了，爱国家，爱人民，像他爹一样，为人民服务。”

赵爱国。这个名字，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

月子里，赵铁柱只在家待了三天就回去了。省厅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实在走不开。水仙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照顾孩子，操持家务。

念文更懂事了。他每天放学就回家，帮忙做饭，洗尿布，照顾妹妹。有时候水仙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心里又欣慰又心疼。十四岁的孩子，本该无忧无虑地玩耍，却要承担这么多。

“念文，娘对不住你。”有一次，水仙说。

“娘说什么呢。”念文笑笑，“我是家里的大哥，应该的。”

水仙的眼泪掉下来。念文走过来，抱住她：“娘，不哭。爹说了，我们是男子汉，要保护家里。”

“好，不哭。”水仙擦掉眼泪，“念文长大了。”

开春后，赵铁柱正式调往太原。他一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候甚至两个月。每次回来都大包小包地带东西——太原的点心，孩子的衣服，水仙喜欢的书。每次走时，都依依不舍。

“水仙，等我稳定了，就把你们接过去。”他总这么说。

“不急，你先把工作搞好。”水仙总这么答。

其实她心里是盼着团聚的。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太累了。但她不想给赵铁柱压力。她知道，他的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很多人的安全。

妇联的工作水仙还在做，只是减少了工作量。她主要负责妇女扫盲班，每周上三次课，教那些没上过学的妇女认字。来上课的人很多，有家庭妇女，有工厂女工，有农村来的小媳妇。她们坐在教室里，认真地跟着水仙念：“人，口，手，足……”

看着她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水仙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如果不是李守仁让她偷听，如果不是陈文轩教她识字，她现在可能还是个睁眼瞎，还是个只知道围着锅台转的女人。

所以她教得特别用心。她不只是教认字，还教道理，教她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如何争取平等的地位。有些妇女听了她的话，回家真的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顺从丈夫，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

“张老师，您说得对，女人也是人，也该有自己的想法。”一个叫秀兰的年轻媳妇对她说。

水仙很欣慰。这就是她工作的意义——让更多的女人觉醒，让她们知道，自己可以活得更像个人。

只是有时候，她也会觉得累。白天上课，晚上照顾孩子，夜里还要起来喂奶。她的身体一直没完全恢复，常常头晕，腰疼。但她从来不跟赵铁柱说，怕他担心。

夏天，爱国半岁了，胖乎乎的，很爱笑。爱华四岁，上了幼儿园，每天回来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念文考上了初中，是班里最好的学生。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那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

水仙接到通知，要去市里参加一个妇女工作会议。会议要开三天，在市委招待所。她犯了愁——三个孩子怎么办？

“娘，你去吧，我照顾弟弟妹妹。”念文说。

“你还要上学……”

“我请假。”念文说，“三天而已，落下的功课我能补上。”

水仙犹豫了很久。她不想耽误念文的学习，但这次会议很重要，是全省的妇女工作交流会，机会难得。

“那……好吧。”她终于说，“我快去快回。”

走之前，她做了很多准备——蒸了两大锅馒头，炖了一锅肉，准备了爱国三天的奶粉。又嘱咐念文：“晚上锁好门，陌生人敲门别开。爱国饿了就喂奶粉，爱华要按时睡觉。有什么事，去隔壁王婶家求助。”

“知道了，娘，你放心。”念文像个小大人一样。

水仙还是不安心。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孩子们这么久。但工作重要，她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会议比想象的还紧张。白天开会，晚上讨论，还要写材料。水仙累得够呛，但学到了很多东西。她认识了全省各地的妇女干部，听她们介绍经验，开阔了眼界。

第三天晚上，她正在房间里整理笔记，服务员敲门：“张水仙同志，有你的电话。”

电话？谁会给她打电话？

水仙心里一紧，赶紧跑到前台。电话那头是念文，声音带着哭腔：“娘，爱国发烧了，烧得很厉害……”

水仙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怎么回事？”

“昨天开始的，我给他喂了退烧药，没用，今天烧得更厉害了。”念文说，“爱华也咳嗽了。娘，你快回来吧。”

“好好，我马上回去。”水仙挂了电话，手在发抖。

会议明天上午才结束，但她等不了了。她找到会务组，说明了情况，请求提前离开。会务组的同志很理解：“张老师，你快回去吧，孩子要紧。”

水仙连夜坐车回阳泉。夜里没火车，她搭了一辆运煤的卡车，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家。到家时已经是半夜。

屋里亮着灯。念文抱着爱国，在屋里走来走去。爱国小脸烧得通红，闭着眼睛，呼吸急促。爱华躺在炕上，咳嗽着，小脸也红红的。

“娘！”念文看见她，眼泪掉下来。

水仙接过爱国，一摸额头，烫得吓人。“什么时候烧起来的？”

“前天晚上。”念文哭着说，“我给他喂了药，没用。今天下午开始抽筋，抽了好几次……”

水仙的心沉了下去。孩子抽搐，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走，去医院！”

她抱着爱国，念文抱着爱华，母子三人冲进夜色里。夜里没公交车，他们只能走路。水仙抱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念文在后面跟着，手里还提着包。

医院离家属院有两公里。水仙跑到医院时，浑身都被汗湿透了。急诊室的医生检查了爱国，脸色凝重：“急性肺炎，已经很严重了，要马上住院。”

“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水仙的声音在发抖。

“我们会尽力。”医生说，“你先去办住院手续。”

水仙把爱国交给护士，赶紧去办手续。等她回到病房时，爱国已经被安排上了氧气。小小的身体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显得那么小，那么脆弱。

爱华也被检查了，是普通感冒，开了药，在旁边的床上睡着了。

水仙坐在两个孩子的病床中间，握着爱国的另一只手。那只小手很烫，软软的，没力气。她的眼泪掉下来，滴在孩子手上。

“爱国，你要挺住，娘在这儿，娘陪着你……”

那一夜，水仙没合眼。她看着爱国，看着他小小的胸膛起伏，听着他艰难的呼吸。每一次呼吸都像是用尽了全力，每一次停顿都让她心惊胆战。

天快亮时，爱国的情况稳定了一些，烧退了点，呼吸也平稳了些。医生查房时说：“幸亏送来得及时，再晚点就危险了。”

水仙这才松了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第二天下午，赵铁柱赶回来了。他是接到念文的电话，连夜坐火车回来的。看见病床上的儿子，他的眼圈红了。

“水仙，对不起，我没照顾好你们……”

“不怪你。”水仙说，“是我不好，我不该去开会。”

“不，你没错。”赵铁柱握住她的手，“工作重要，孩子也重要。是我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他请了三天假，在医院陪护。喂药，擦身，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做得比水仙还细心。水仙看着这个平时粗枝大叶的男人，此刻如此温柔地照顾孩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爱国住院一周后出院了。小家伙瘦了一圈，但精神很好，看见爸爸就笑。赵铁柱抱着他，亲了又亲：“儿子，爹以后多回来看你。”

那次之后，赵铁柱回家的次数多了些。虽然还是很忙，但尽量每个月回来两次。他知道，水仙一个人太辛苦了。

水仙也调整了工作。她辞去了妇联的全职工作，改做志愿者，每周只上两节课。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照顾孩子们，打理家务。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爱国一天天长大，爱华上了小学，念文已经是初中生了，成绩一直很好。水仙常常想，如果陈文轩能看到这一切，该多好。

她还是会想起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在教妇女们识字的时候。她会想起他说过的话，想起他的笑容，想起那些短暂但珍贵的时光。

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悲伤了。她把对陈文轩的思念，化作对孩子们的爱，化作对工作的热情，化作对这个家的付出。

有时候，她会和赵铁柱聊起过去。聊张家庄，聊核桃沟，聊那些牺牲的同志。赵铁柱也会说起豆腐庄，说起秀英，说起那个没见过面的孩子。

“铁柱，你说他们现在在哪儿？”有一次，水仙问。

“在天上吧。”赵铁柱说，“看着我们，保佑我们。”

“嗯。”水仙靠在他肩上，“他们一定希望我们过得好。”

“我们会过好的。”赵铁柱搂住她，“水仙，等孩子们再大点，我带你去北京看看。去看看天安门，去看看毛主席。”

“好。”水仙笑了，“带着孩子们一起去。”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屋里，孩子们睡着了，呼吸均匀。炉子里的火噼啪作响，温暖而安宁。

水仙想，这就是生活吧。有苦有甜，有失去有得到，有遗憾也有圆满。但无论如何，都要往前走，都要好好活着。

因为活着，就有希望。因为活着，就能看到更好的明天。

她闭上眼睛，听着赵铁柱均匀的呼吸声，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这个家安静而有力的脉搏。

这一刻，她很满足。

虽然心里还有空缺，虽然过去无法弥补，但至少现在，她有家，有孩子，有可以依靠的人。

这就够了。在这个动荡又充满希望的年代里，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有可以称之为“家”的所在，已经是莫大的幸福。

而她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个家，守护这份幸福，直到永远。

夜更深了。远处的火车鸣笛声传来，悠长而辽远，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又像是在奔向远方。

水仙睡着了。睡得很沉，很安稳。在梦里，她看见一片花海，看见孩子们在花丛中奔跑，看见陈文轩和赵铁柱站在远处，对她微笑。

那是一个美好的梦，一个关于和平，关于幸福，关于爱的梦。

她愿意相信，这样的梦，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第十四章 原配的出现

一九五五年春天来得特别早。

刚进三月，阳泉市路边的柳树就抽出了嫩芽，在还有些料峭的风中摇曳出一片新绿。干部家属院里的孩子们脱下了厚重的棉袄，换上夹衣，在院子里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能传出去很远。

水仙正在家里收拾冬天的衣物。爱国已经六岁了，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把叠好的衣服又弄乱了；爱华八岁，安静地坐在桌边写作业；念文十八岁，马上就要高中毕业，正在房间里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而有序。

门被敲响时，水仙正把最后一件棉袄塞进箱子。她以为是邻居王婶来借东西，擦擦手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陌生女人。

女人大概四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紧紧的髻，脸上有很深的皱纹，但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清秀。她手里牵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高个子，国字脸，浓眉，乍一看，竟有几分像赵铁柱。

水仙愣住了：“你们找谁？”

女人的眼睛死死盯着水仙，声音干涩而紧绷：“我找赵铁柱。他是不是住这儿？”

“是……请问您是？”

“我是他妻子。”女人一字一顿地说，“王秀英。这是他儿子，赵建国。”

时间仿佛凝固了。院子里孩子们的吵闹声，远处传来的自行车铃声，邻居家收音机里的戏曲声，在这一刻都变得模糊而遥远。水仙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鼓槌砸在胸膛上。

妻子？儿子？

“您……您是不是找错人了？”水仙听见自己的声音，陌生得不像自己的，“赵铁柱他……他妻子已经……”

“已经死了？”王秀英打断她，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是啊，他是这么跟你们说的吧？说我死了，说孩子死了。可惜啊，我们都还活着。”

她身后的年轻人上前一步：“婶子，我叫赵建国。我爹……赵铁柱，是在这儿吧？”

水仙腿一软，扶住门框才站稳。她看着这个年轻人，看着他那双酷似赵铁柱的眼睛，看着他那张和爱国有几分相似的脸，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他不在家。”她听见自己说，“上班去了。”

“那我们等他回来。”王秀英说着就要往里走。

水仙下意识地拦住：“等等……你们……你们先在外面等，我收拾一下。”

她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心像被一只手攥紧了，疼得厉害。脑子里嗡嗡作响，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妻子，儿子，妻子，儿子……

“娘，谁啊？”爱华从屋里探出头。

“没……没事。”水仙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爱华，你带着爱国去王婶家玩一会儿，就说……就说娘有事。”

“哦。”爱华懂事地没多问，拉着不情愿的爱国出了门。

念文从房间里出来，看见水仙苍白的脸，皱起眉：“娘，怎么了？”

“念文……”水仙的眼泪掉下来，“外面……外面来了两个人，说是……说是你爹的妻子和儿子。”

念文愣住了。他快步走到窗前，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院子里，王秀英和赵建国站在那儿，王秀英在抹眼泪，赵建国在低声安慰她。

“他们……他们是谁？”念文的声音也在发抖。

“我不知道……”水仙摇头，“你爹从来没说过……他只说前妻和孩子都死了……”

“我去找爹。”念文说着就要往外走。

“等等。”水仙拉住他，“你爹在开会，现在去找他不好。先……先让他们进来吧，问清楚再说。”

她深吸几口气，擦了擦眼泪，重新打开门。

“你们进来吧。”

王秀英看了她一眼，眼神复杂——有怨恨，有委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她拉着赵建国进了屋。

屋里很干净，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桌上摆着水仙养的绿植，窗台上放着孩子们的书。一切都透着家庭的温馨和秩序。

王秀英打量着这一切，眼圈更红了：“你们……你们过得挺好。”

水仙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去倒水。手在抖，水洒了一桌子。

“婶子，您别忙了。”赵建国接过暖壶，“我们自己来。”

三个人在堂屋里坐下，气氛尴尬而沉重。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

“您……您说吧。”水仙终于开口，“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秀英擦了擦眼泪，开始讲述。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是压抑了二十年的苦痛和委屈。

民国二十五年，十八岁的王秀英嫁给了十九岁的赵铁柱。那时候赵铁柱还是个庄稼汉，家里穷，但人实在，对秀英很好。第二年，秀英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建国。

民国二十六年秋天，鬼子要来的消息传到村里。赵铁柱去镇上卖柴，说顺便打听消息，让秀英在家等他。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我带着建国，在村里等了他三天。”王秀英说，“后来鬼子真的来了，在豆腐庄杀了三百多人。我抱着建国，藏在草垛里，躲过一劫。”

“再后来，村里人都说赵铁柱死了，死在镇上了。我不信，一直等。等啊等，等了八年，抗战胜利了，他还是没回来。我以为他真的死了。”

“解放后，村里来了工作队，登记人口。我这才知道，赵铁柱没死，他参加了八路军，还当了干部。我托人去打听，打听了五年，才打听到他在阳泉。”

她的声音哽咽了：“我带着建国，从河北走到山西，走了一个月。我就想问问，问他为什么不要我们了，问他知不知道，这二十年我们是怎么过的。”

水仙听着，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能想象，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战乱中等了八年，又找了五年，这十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赵铁柱他……他真的不知道你们还活着。”水仙说，“他跟我说，他回豆腐庄时，房子烧了，你们……你们都不在了。他以为……”

“以为我们死了？”王秀英苦笑，“是啊，他是该这么以为。那天死了那么多人，他找不到我们，以为我们死了，也正常。”

“那他为什么不回去找找？为什么不确认一下？”赵建国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就算当时以为我们死了，解放后呢？解放后他当了干部，有条件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找？”

水仙语塞。是啊，为什么？她也想问。

门外传来脚步声。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

门开了，赵铁柱走了进来。他今天下班早，手里还提着一包点心，是给孩子们买的。看见屋里的情景，他愣住了。

“铁柱……”水仙站起来。

赵铁柱的目光从水仙脸上，移到王秀英脸上，再移到赵建国脸上。他的脸色一点点变白，手里的点心“啪”地掉在地上。

“秀……秀英？”他的声音在颤抖，“建国？”

王秀英看着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铁柱……你还认得我……”

赵建国也站起来，看着这个只在母亲描述中出现过的父亲，嘴唇动了动，却没叫出声。

赵铁柱一步步走过来，走到王秀英面前，伸出手，又缩回去：“你……你还活着？建国也……”

“我们都活着。”王秀英哭着说，“铁柱，这二十年，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不回来找我们？”

赵铁柱踉跄了一步，扶住桌子才站稳。他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圈通红：“我以为你们死了……我回去过，豆腐庄一片废墟，井里堆满了尸体……我找了，没找到你们……”

“我们躲在草垛里，躲了三天。”王秀英说，“你当然找不到。”

“那后来呢？解放后呢？”赵建国忍不住问，“解放后你为什么不回去？”

赵铁柱看向儿子。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有着他的眉眼，他的轮廓，是他血脉的延续，是他以为早就失去的骨肉。

“我……我以为你娘改嫁了。”赵铁柱的声音干涩，“战乱那么多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我以为她肯定改嫁了。而且……而且我也……”

他也再婚了。后面的话他没说，但在场的人都明白。

屋里陷入了死寂。只有王秀英压抑的抽泣声。

水仙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幕，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不，她不是局外人，她是这个悲剧的一部分，是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之一——虽然她不知情。

“铁柱，”她终于开口，“你们……你们慢慢说，我去做饭。”

她逃也似的进了厨房。关上门的瞬间，眼泪汹涌而出。她蹲在地上，捂住嘴，不敢哭出声。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她想起赵铁柱说过的话——“秀英死在屋里，衣服被撕破了，身上全是伤。孩子……孩子不见了，可能被鬼子扔进井里了。”

原来那不是真的。或者说，那是他以为的真相，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她还想起每个月寄往河北的那笔钱。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寄给王秀英娘家的，是他以为的，对前妻家唯一的补偿。

可王秀英没改嫁，她一直在等他。等了二十年。

而她，张水仙，在这二十年里，占有了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享受着另一个女人本该享受的家庭温暖。

她算什么？第三者？破坏者？还是……还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瓜？

厨房门被轻轻推开。念文走了进来，蹲在她身边：“娘。”

“念文……”水仙抱住儿子，终于哭出声，“娘对不起他们……娘不知道……”

“不是娘的错。”念文拍着她的背，“娘也不知道。是爹……是爹没弄清楚。”

“可是……可是现在怎么办？”水仙抬起泪眼，“他们有结婚证，有孩子，是合法的夫妻。我……我算什么？”

念文沉默了。是啊，算什么？在法律上，在道义上，水仙都处于一个尴尬而屈辱的位置。

堂屋里传来争吵声。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也以为你死了！我亲眼看见村里的惨状，我以为你们都在那里头！”是赵铁柱的声音，激动而痛苦。

“那你至少该回去确认一下！哪怕解放后回去一趟，问一问！”是赵建国的声音，年轻而愤怒。

“我怎么问？我问谁？豆腐庄的人死了大半，活下来的都搬走了！我去哪儿问？”

“你就是没把我们放在心上！你要是放在心上，怎么都会想办法找！”

“建国，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王秀英的声音。

“娘！他都不要我们了，你还向着他！”

争吵声越来越大。水仙擦干眼泪，站起来：“我出去看看。”

堂屋里，赵铁柱和赵建国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气得脸色发白。王秀英在中间，左右为难。

看见水仙出来，三个人都停住了。

“水仙……”赵铁柱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痛苦。

水仙走到王秀英面前，深深鞠了一躬：“秀英姐，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绝对不会……”

王秀英看着她，眼神复杂：“不怪你。要怪，怪这该死的世道，怪这该死的战争。”

“不，怪我。”赵铁柱说，“怪我，都是我的错。”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赵建国冷冷地说，“重要的是现在怎么办。我娘等了你二十年，守了二十年，你总得给她一个交代。”

交代。怎么交代？赵铁柱已经和水仙结婚了，有三个孩子。而王秀英是他的原配，有结婚证，有儿子。

重婚。这个词像一把刀，悬在每个人头上。

那天晚上，王秀英和赵建国暂时住在了招待所。赵铁柱想让他们住家里，但水仙和念文住一间，爱华和爱国住一间，实在没有空房间。

更重要的是，气氛太尴尬，住在一起大家都难受。

赵铁柱送他们去招待所，很晚才回来。水仙坐在堂屋里等他，灯没开，只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

“水仙……”赵铁柱在她对面坐下，声音疲惫而沉重。

“铁柱，”水仙开口，“我们离婚吧。”

“什么？”赵铁柱猛地抬头。

“离婚。”水仙重复，声音平静得可怕，“秀英姐是你合法的妻子，她等了你二十年，你应该回到她身边。至于我们……就当是一场错误吧。”

“不！水仙，你不能……”赵铁柱抓住她的手，“我爱你，爱孩子们，我们这个家……”

“可这个家是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痛苦之上的。”水仙的眼泪掉下来，“铁柱，你想想，如果是你，等了二十年，终于找到妻子，却发现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有了新的家庭，你会怎么想？”

赵铁柱沉默了。

“而且，建国说得对。”水仙继续说，“如果你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解放后一定会想办法找。可是你没有。你选择了开始新生活，选择了忘记过去。”

“我没有忘记！”赵铁柱激动地说，“我每个月都寄钱……”

“寄钱就够了？”水仙看着他，“铁柱，那是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不是需要救济的亲戚。你要找的是他们的人，不是用钱买心安。”

赵铁柱低下头，肩膀垮了下来。他知道，水仙说得对。这些年，他确实在逃避。每次想到豆腐庄，想到秀英和孩子，他都心痛，所以他选择不去想，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选择和水仙建立新的家庭，以为这样就能重新开始。

可他错了。过去不会消失，它会在某个时刻，以最残酷的方式，回来找你。

“水仙，对不起。”他低声说，“我对不起秀英，对不起建国，也对不起你。”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水仙苦笑，“铁柱，明天去找组织吧，把情况说清楚。该怎么做，听组织的。”

那一夜，两个人都没睡。赵铁柱坐在堂屋里抽烟，一支接一支。水仙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

她想了很多。想和陈文轩的过去，想和赵铁柱的现在，想孩子们的未来。想自己这一生，好像总是在失去——失去亲人，失去爱人，现在，又要失去家庭。

可是她能怪谁呢？怪赵铁柱？他也以为妻儿都死了。怪王秀英？她只是一个苦等丈夫归来的女人。怪这该死的战争？可是战争已经结束了，伤害却还在继续。

也许，只能怪命运吧。怪命运弄人，怪造化无常。

天快亮时，水仙起来做早饭。她熬了粥，蒸了馒头，切了咸菜。像往常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念文和爱华、爱国陆续起床。三个孩子都感觉到了家里的异常气氛，安静地吃饭，不敢说话。

“爹呢？”爱国小声问。

“在堂屋。”水仙说，“快吃，吃完去上学。”

送走孩子们，水仙收拾了碗筷。赵铁柱从堂屋出来，眼睛布满血丝。

“我去局里，跟组织汇报。”他说。

“嗯。”水仙点点头。

赵铁柱走到门口，又回头：“水仙，不管组织怎么决定，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水仙的眼泪涌出来：“别说这些了，快去吧。”

门关上了。水仙瘫坐在椅子上，终于放声大哭。

哭这荒唐的命运，哭这无奈的处境，哭这即将破碎的家。

窗外，天彻底亮了。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没收拾的碗筷上，照在墙上毛主席的像上，照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里。

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水仙知道，从今天起，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生活，都将被彻底改变。

而她能做的，只有接受，只有面对，只有在这命运的洪流里，努力站稳，努力不被冲垮。

因为她还有孩子们。念文，爱华，爱国。她不能倒，为了他们，她必须坚强。

就像过去的每一次一样。

 

 

第十五章 三个人的战争

组织上的调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赵铁柱被停职检查，每天去局里写材料，交代问题。王秀英和赵建国住在招待所，等待结果。水仙继续上班，照顾孩子，表面一切如常，但整个人瘦了一圈，眼下的乌青遮都遮不住。

邻里间的议论悄悄传开了。在那个年代，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大事，更何况涉及重婚。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战争造成的悲剧，但闲言碎语还是免不了的。

“听说了吗？赵局长原来在老家有老婆孩子。”
“那张老师算什么？小老婆？”
“也不能怪张老师，她也不知道啊。”
“那现在怎么办？两个老婆，总得离一个吧？”

这些议论像细密的针，扎在水仙身上。她走在院子里，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她去妇联上班，能看见同事们欲言又止的眼神；甚至去菜市场买菜，都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

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挺直了背，该干什么干什么。

只有回到家里，关上门，她才会卸下坚强的伪装。常常是做着饭就发起呆来，烧干了锅都不知道；夜里睡不着，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一遍遍问自己：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念文看不下去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水仙房间：“娘，您别这样。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能有什么办法？”水仙苦笑，“你爹犯了重婚罪，组织上要是严肃处理，他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

“那不是他的错，是战争的错。”
“可结果是错的。”水仙说，“念文，你还小，不懂。有些事，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怎么善后的问题。”

“那您想怎么善后？”

水仙沉默了。她想过离婚，把赵铁柱还给王秀英。可一想到要离开这个家，离开孩子们，她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但她又不忍心看着王秀英苦等二十年，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我不知道。”她最终说，“听组织的吧。”

一个月后，组织上的决定下来了。

那天下午，局里的李政委亲自来了家里。同行的还有妇联的苏主任——就是当年介绍水仙和赵铁柱认识的苏大姐，现在已经是市妇联主任了。

“水仙同志，我们代表组织，来跟你们谈谈。”李政委的表情很严肃。

水仙给他们倒了茶，手有些抖。

“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李政委开门见山，“赵铁柱同志在战争年代与家人失散，以为妻儿已经遇难，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后来他与你结婚，虽然从法律上讲是重婚，但主观上没有恶意。”

水仙点点头，心提到了嗓子眼。

“经过组织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李政委看了看苏主任，“让王秀英同志和赵铁柱同志办理离婚手续。”

水仙愣住了：“离婚？”

“是的。”苏主任接过话，“秀英同志那边，我们已经做通了工作。她同意离婚，但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赵铁柱同志要负责建国的工作安排。建国今年二十岁，初中文化，想在阳泉找个工作。”
“第二，”苏主任顿了顿，“赵铁柱同志每个月要给秀英同志生活费，直到她去世。”

水仙的心一沉。这不等于还是没断吗？工作，生活费，赵铁柱和王秀英之间，永远有一条线连着。

“水仙同志，我们知道这个方案对你不太公平。”李政委说，“但你要理解，秀英同志守了二十年，不容易。组织上也要考虑她的实际困难。”

“我理解。”水仙低声说，“可是……可是他们离婚后，铁柱和我……”

“你们当然是合法夫妻。”苏主任握住她的手，“水仙，你是我们的好同志，这些年为妇女工作做了很多贡献。组织上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话是这么说，但水仙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只要王秀英还在，只要赵建国还在，她和赵铁柱的婚姻，就永远有一道阴影。

但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了。至少，她和赵铁柱还能保持婚姻关系，这个家还能完整。

“我同意。”她说。

手续办得很快。王秀英和赵铁柱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理由写的是“战争失散，感情破裂”。拿到离婚证那天，王秀英哭了，哭得很伤心。赵铁柱也哭了，这个硬汉子，在民政局门口，抱着前妻，泪如雨下。

水仙远远看着，心里五味杂陈。她知道，赵铁柱对王秀英有愧疚，有责任，也许……还有感情。毕竟那是他的结发妻子，是他第一个孩子的母亲。

可她现在，是他的合法妻子。

那天晚上，赵铁柱回来了。他看起来很疲惫，眼睛红肿。

“手续都办完了。”他说。

“嗯。”水仙应了一声，继续缝补爱国的衣服。

“建国的工作，安排在机械厂当学徒。”赵铁柱继续说，“秀英……她暂时回河北，等建国稳定了，可能搬过来。”

水仙的手顿了顿：“搬过来？”

“她想离建国近一点。”赵铁柱说，“水仙，你放心，我会注意分寸的。”

分寸。这个词很微妙。什么算有分寸？什么算没分寸？每个月寄生活费算不算有分寸？帮王秀英找房子算不算有分寸？逢年过节去看望算不算有分寸？

水仙没问，她怕问了，答案更伤人。

日子似乎恢复了平静。赵铁柱恢复了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水仙继续在妇联工作，孩子们上学。只是家里多了一个常客——赵建国。

赵建国每周都来一次，有时是周六，有时是周日。他管水仙叫“张阿姨”，管爱华爱国叫“妹妹”“弟弟”，对念文，他叫“念文哥”。很有礼貌，但总隔着一层。

他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是一包点心，有时是几个苹果。说是给弟弟妹妹的，但水仙知道，他是来看赵铁柱的。

父子俩在书房里说话，一聊就是大半天。水仙在外面，能听见他们的笑声，偶尔也有争执。她从不进去，只是默默地准备饭菜，等他们说完话一起吃饭。

饭桌上，赵铁柱总是给建国夹菜，问他的工作，问他的生活。那种关心，那种慈爱，是水仙很少见到的。赵铁柱对念文也很好，但那种好，更多的是责任，是道义。而对建国，是血脉相连的天然亲近。

水仙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她能说什么？那是他的亲生儿子，失散了二十年，现在好不容易团聚，亲近是应该的。

只是有时候，她会想：如果陈文轩还活着，如果他也突然出现，带着他们的孩子，她会怎么样？

她不敢往下想。

秋天，王秀英真的搬来了阳泉。赵铁柱帮她租了房子，在城西，离机械厂不远。房子不大，但够她一个人住。

搬来那天，赵铁柱去帮忙了。水仙没去，她在家里做饭，等赵铁柱回来吃晚饭。

等到晚上八点，赵铁柱才回来，一身灰。

“收拾完了？”水仙问。

“嗯。”赵铁柱洗了手，坐下吃饭，“秀英挺不容易的，一个人拉扯建国这么多年。”

“是啊。”水仙淡淡地说。

“她身体不太好，有风湿，阴雨天就腿疼。”赵铁柱又说，“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舍不得花钱。”

水仙放下筷子：“铁柱，你想说什么？”

赵铁柱看着她，有些尴尬：“我是想……想每个月多给她寄点钱，让她看看病。”

“你不是已经寄了吗？”

“那点不够。”赵铁柱说，“水仙，我知道这不合适，但是……但是我欠她的。”

“你欠她的，就该用钱还吗？”水仙的声音有些颤抖，“铁柱，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给前妻寄钱，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考虑过孩子们怎么想吗？”

“我……”

“我知道你愧疚，知道你放不下。”水仙站起来，“可是铁柱，有些事，该断就得断。你越是这样藕断丝连，秀英姐越是放不下，你也越是痛苦。”

赵铁柱沉默了。他知道水仙说得对，但他做不到。每次看到秀英憔悴的脸，看到建国渴望父爱的眼神，他的心就软了。

“对不起，水仙。”他最终说，“我尽量注意。”

尽量。这个词让水仙的心凉了半截。她不再说话，收拾了碗筷，去厨房洗刷。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赵铁柱很少再提王秀英，但水仙知道，他还在照顾她们母子——通过别的途径，通过建国，通过他的老部下。

有时候，赵铁柱会无缘无故地叹气；有时候，他会看着窗外发呆；有时候，他会在梦里喊“秀英”的名字。

每一次，都像一把刀，扎在水仙心上。

但她什么也不说。她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都咽进肚子里。白天，她还是那个能干的妇联干部，那个温柔的母亲；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

念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天，他对水仙说：“娘，您别太委屈自己。该说的就得说。”

“说什么？”水仙苦笑，“说我不让你爹去看他前妻？不让他照顾他儿子？我做不到。”

“可是您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我没事。”水仙摸摸念文的头，“等你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娘就轻松了。”

“我不走。”念文说，“我要留在您身边。”

“傻孩子。”水仙的眼泪掉下来，“你有你的人生，娘不能拖累你。”

冬天来了。阳泉的冬天很冷，雪一场接一场。王秀英的风湿犯了，腿疼得下不了床。建国来家里找赵铁柱，说想送母亲去医院。

赵铁柱二话没说就去了。他在医院跑前跑后，找医生，交费，陪护。一连三天，每天很晚才回家。

第四天晚上，水仙去了医院。她在病房外，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了里面的情景——王秀英靠在病床上，赵铁柱坐在床边，给她削苹果。两个人低声说着什么，王秀英笑了，那笑容里有依赖，有满足。

水仙转身离开。走在医院的走廊里，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知道，她输了。不是输给王秀英，是输给了时间，输给了过去，输给了那二十年的等待和坚守。

回到家，她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服，一些日用品，还有陈文轩留下的钢笔和那些信。

赵铁柱半夜回来时，看见客厅里摆着的行李，愣住了。

“水仙，你这是……”

“铁柱，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水仙平静地说，“我想带着爱国回核桃沟住一阵子。”

“为什么？水仙，是不是因为秀英……”

“不是因为她，是因为我们。”水仙看着他，“铁柱，我们都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好好想想。”

“想什么？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好吗？”水仙笑了，笑得很苦涩，“铁柱，你摸着良心说，我们真的好吗？你心里装着秀英姐，装着建国，还要装着我和孩子们。你累不累？我累不累？”

赵铁柱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我不怪你。”水仙继续说，“我知道你难，知道你不容易。可是铁柱，我也是人，我也会疼，也会累。我看着你照顾秀英姐，看着你和建国亲近，我心里……我心里难受。”

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眼泪也终于忍不住了：“我知道我不该吃醋，不该计较，可是铁柱，我也是你的妻子啊。我也需要你的关心，你的爱。而不是每天看着你为另一个女人操心，为另一个家忙碌。”

赵铁柱走过来，想抱她，但水仙躲开了。

“别碰我。”她说，“铁柱，让我们都冷静冷静。我去核桃沟住一段时间，你好好想想，你到底要什么。如果想清楚了，来接我；如果想不清楚……”

她没说完，但赵铁柱明白了。

“水仙，对不起。”他低声说，“是我不好，是我没处理好。”

“不是你的错。”水仙摇头，“是这个局面太难了。铁柱，我不逼你，你也别逼我。让我们都给彼此一点时间，一点空间。”

第二天，水仙带着爱国走了。念文已经高三，住校，不常回家。爱华跟着水仙走，但水仙没让：“爱华留下，陪着你爹。”

她只带了爱国。六岁的小家伙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兴奋地问：“娘，我们要去哪儿？”

“回核桃沟，看赵爷爷赵奶奶。”水仙说。

火车开动时，水仙看着窗外的赵铁柱，他站在那里，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她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又疼又空。但她知道，这是对的。再这样下去，她会疯，赵铁柱也会疯。

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谁都好。

火车在雪原上奔驰，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爱国靠在窗边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水仙搂着他，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心里一片茫然。

前路在哪里？未来会怎样？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必须坚强，为了孩子们，也为了自己。

就像过去的每一次一样。在生活的风浪里，努力站稳，努力活下去。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火车像一条黑色的线，在白色的画布上延伸，伸向远方，伸向未知的明天。

水仙闭上眼睛，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

就这样吧。让一切都交给时间，交给命运。

而她，只需要继续往前走，一步，一步，不管前路是风雪还是阳光。

因为这就是生活。残酷，无奈，但总要继续的生活。

 

 

第十六章 特殊年代的坚守

一九五八年春天，水仙带着爱国回到了阳泉。

她在核桃沟住了整整两年半。两年半里，赵铁柱来过三次，每次都说接她回去，但每次水仙都摇头：“再等等，我还没想清楚。”

其实她不是没想清楚，是赵铁柱没想清楚。每次他来，聊不到三句就会说到王秀英——“秀英的风湿好多了”“建国在厂里当上小组长了”“秀英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都攒着给爱国留着”。

他以为说这些是坦诚，是沟通，但在水仙听来，是提醒，是折磨。提醒她，在他生命里，永远有另一个女人的位置；折磨她，让她一次次确认，自己不是他的唯一。

所以她不回去。在核桃沟，至少心是清净的。

赵掌柜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精神还好。药铺还在开，只是规模小了，主要给乡亲们看看头疼脑热。水仙回来帮忙记账，教村里妇女识字，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爱国八岁了，在村里的学校上学。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性子像赵铁柱，倔，但心地善良。他很少问为什么要在核桃沟住这么久，只是偶尔会小声说：“娘，我想爹，想姐姐。”

水仙就搂着他：“等暑假，娘带你回去看他们。”

但暑假到了，她又找理由推脱——要不就说爱国要补课，要不就说药铺忙走不开。她其实是在逃避，逃避那个让她窒息的家，逃避那段让她痛苦的关系。

直到一九五八年开春，赵铁柱寄来一封信，说爱华病了，住院了。

水仙这才慌了神，连夜收拾东西，带着爱国赶回阳泉。

爱华得的是肺炎，和当年爱国一样，来势汹汹。水仙赶到医院时，小姑娘已经住院三天了，烧退了，但还很虚弱，躺在病床上，看见水仙就哭了：“娘，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水仙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傻孩子，娘怎么会不要你。”

她抱着女儿，摸着女儿瘦削的小脸，心里充满了愧疚。这两年半，她只顾着自己疗伤，却忽略了孩子们的需要。爱华十一岁了，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她却把女儿丢给了赵铁柱。

赵铁柱老了。这是水仙见到他时的第一感觉。四十六岁的男人，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背也微微驼了。看见水仙，他的眼圈红了：“水仙，你回来了。”

“嗯。”水仙点点头，“爱华怎么样？”

“好多了，医生说再住几天就能出院。”赵铁柱看着她，“水仙，这次……这次别走了，行吗？”

水仙没说话，只是握紧了爱华的手。

爱华出院后，水仙搬回了家。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多了些灰尘，少了些人气。念文在省城读大学，寒暑假才回来。爱华上小学五年级，爱国上小学二年级。赵铁柱的工作更忙了，大跃进开始了，各个单位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公安局也不例外。

日子似乎回到了从前，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水仙不再过问赵铁柱和王秀英的事。他每个月寄钱，她知道了，但不问数额；他偶尔去看望，她知道了，但不同细节。她把自己的生活填得满满的——除了妇联的工作，她还主动要求去扫盲夜校教书，每天晚上都去，风雨无阻。

她教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家庭妇女认字，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写“毛主席万岁”，写“共产党万岁”。教室里常常坐得满满的，人们拿着小本子，跟着她一笔一划地写，眼神专注而虔诚。

水仙喜欢这样的时刻。在教室里，她不是赵铁柱的妻子，不是哪个孩子的母亲，她是张老师，是能给人带来知识和希望的人。这让她感到自己有价值，有尊严。

只是有时候，夜深人静时，她还是会感到空虚。赵铁柱常常不在家，不是值班就是开会。即便在家，他们也很少交流。他看他的文件，她备她的课，像两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唯一的话题是孩子们。爱华成绩好，爱国调皮但聪明，念文在大学里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说到这些时，两个人的脸上才会有笑容，才会有片刻的温馨。

但温馨过后，又是沉默。

水仙知道，他们之间有一道鸿沟，一道由王秀英、由建国、由那二十年的等待挖出来的鸿沟。她跨不过去，赵铁柱也填不平。

那就这样吧。她对自己说。至少，家还在，孩子们还好，工作也有意义。至于爱情，至于亲密，那是奢侈的东西，不是她这个年纪，她这个处境的人该奢求的。

一九五九年，困难时期来了。

粮食越来越紧张，供应越来越少。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定量的粮票、油票、布票。水仙精打细算，把有限的东西分配好，尽量让孩子们吃饱。

赵铁柱的工资高一些，待遇好一些，偶尔能弄到些额外的营养品。他总是先给孩子们，再给水仙，自己吃得最少。有一次，水仙看见他把自己的半个馒头偷偷塞给爱国，心里一酸。

“铁柱，你自己也得吃。”
“我没事，我扛饿。”他笑笑，“孩子们在长身体。”

水仙没再说什么，只是第二天，把自己的半个馒头分给了他一半。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相濡以沫中，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冷漠，不再是疏离，而是一种基于责任、基于道义、基于共同养育孩子的默契。

但也就仅此而已。

一九六零年冬天，王秀英病重了。

建国来家里报信时，水仙正在给爱国补衣服。听见消息，她的手顿了顿，针扎进了手指，渗出一滴血珠。

“什么病？”
“肺病。”建国说，“咳嗽好几个月了，一直扛着，昨天咳血了才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结核晚期。”

赵铁柱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

“铁柱，”水仙叫住他，“带点钱去。治病要紧。”

赵铁柱看着她，眼神复杂：“水仙，谢谢你。”

“快去吧。”水仙低下头，继续补衣服。

赵铁柱走后，爱国小声问：“娘，王奶奶会死吗？”

“别瞎说。”水仙摸摸他的头，“好好写作业。”

但她知道，肺结核晚期，在那个年代，几乎是绝症。

王秀英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赵铁柱几乎每天都去，有时候是送饭，有时候是陪护。水仙从不问，只是每天晚上，都会多做一个人的饭，等赵铁柱回来热给他吃。

有一次，赵铁柱回来得很晚，身上有酒气。水仙从没见过他喝酒，这是第一次。

“铁柱，你怎么……”

“秀英……秀英今天跟我说了很多。”赵铁柱的声音哽咽了，“她说她不怪我，说能再见我一面，能看见建国长大成人，她就知足了。她说……说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建国，让我好好照顾他。”

水仙倒了杯热水给他：“慢慢说。”

“水仙，你知道吗？”赵铁柱抬起头，眼睛通红，“秀英这些年，过得特别苦。战争年代，她一个人带着建国，东躲西藏，差点饿死。解放后，她一直等我，等不到，就去打听，打听了五年。找到我时，她高兴得哭了三天三夜。可后来知道我又结婚了，她又哭了三天三夜。”

水仙的心揪紧了。

“她说她不恨我，也不恨你。她说这是命，是战争造的孽。”赵铁柱抹了把脸，“可是水仙，我恨我自己。我恨我为什么没回去找，为什么没确认清楚。如果我早一点回去，如果我多打听打听，也许……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铁柱，别说了。”水仙握住他的手，“过去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可是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赵铁柱哭了，这个在战场上没掉过泪的汉子，此刻哭得像个孩子，“对不起秀英，对不起建国，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们。我谁都对不起……”

水仙搂住他，像搂着一个受伤的孩子：“铁柱，你没错。是时代的错，是战争的错。我们都只是……只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

那一夜，赵铁柱在水仙怀里哭到睡着。水仙搂着他，看着窗外清冷的月光，心里一片澄明。

她忽然明白了，她和赵铁柱，和王秀英，和所有被那个时代裹挟的人一样，都是受害者。战争夺走了他们的亲人，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沉浮、互相伤害又互相取暖。

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命运的残酷和无奈。

一九六一年春天，王秀英去世了。

葬礼很简单，只有建国、赵铁柱、水仙和几个亲戚。墓碑上刻着“王秀英之墓”，没有写“赵铁柱之妻”，这是水仙坚持的——她说，让秀英姐以独立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吧。

下葬那天，下了小雨。细雨如丝，落在新坟上，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建国跪在坟前，哭得撕心裂肺。赵铁柱站在旁边，默默流泪。

水仙撑着伞，站在不远处。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看着这个等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的女人，最终长眠于此；看着这个她怨恨过、同情过、最终理解了的女人，终于得到了解脱。

也许，死亡对王秀英来说，是一种解脱。不用再等待，不用再痛苦，不用再看着自己爱的男人属于别人。

葬礼结束后，建国对水仙说：“张阿姨，谢谢您来送我娘。”

“应该的。”水仙说，“建国，以后……以后常来家里吃饭。你爹……你爹就你一个儿子。”

建国看着她，眼圈又红了：“张阿姨，我娘走之前说，让我好好孝顺您。她说您是个好人，让我别怨您。”

水仙的鼻子一酸：“你娘……你娘也是个好人。”

从那天起，建国真的常来家里了。他管水仙叫“张姨”，很亲热。水仙也真心对他好，给他做饭，给他补衣服，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赵铁柱看在眼里，心里很感激。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是对水仙更好了一些——虽然还是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表达，但会记得她喜欢吃什么，会记得她需要什么，会在她累的时候，笨拙地给她捶捶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困难时期过去了，生活慢慢好起来。念文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城工作；爱华上了中学，成绩很好；爱国还是调皮，但很聪明。

水仙和赵铁柱，也找到了一种新的相处方式——不是热烈的爱情，不是亲密的夫妻，而是一种相濡以沫的陪伴，一种共同承担的责任，一种在岁月磨砺中沉淀下来的亲情。

他们很少谈过去，很少谈感情，只是默默地照顾彼此，照顾孩子们，照顾这个家。

有时候，水仙会想，也许这就是婚姻的真相——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在共同经历的苦难中，慢慢长出来的，像老树根一样盘根错节的牵绊。

它不完美，它有伤痕，它有遗憾。但它真实，它牢固，它经得起风雨。

一九六六年春天，水仙四十六岁了。妇联组织女干部体检，查出她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医生建议她多休息，不要太劳累。

赵铁柱知道后，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你看看你，我就说你太拼了！扫盲班，夜校，妇联，哪里都有你！现在身体垮了吧？”

水仙笑了：“你凶什么，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

“好什么好！”赵铁柱红着眼睛，“水仙，我求你了，歇歇吧。你要是倒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我……我怎么办？”

最后那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水仙听见了。她的心一软：“好，我答应你，少接点工作。”

但她没完全休息。她只是减少了工作量，但还是每周去两次扫盲班。她说，那些等着她上课的人，就像当年的她，渴望知识，渴望改变命运。她不能让他们失望。

赵铁柱拗不过她，只好每天给她熬中药，逼着她喝。那药很苦，水仙每次都皱眉，但赵铁柱会准备好糖，等她喝完就塞一块到她嘴里。

“苦吧？苦就对了，良药苦口。”他说。

水仙含着糖，看着他笨拙的关心，心里暖暖的。

这就是她的生活。不完美，但有温度；不浪漫，但有真情；不轻松，但有意义。

她想起陈文轩，想起他说过的话：“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开个学堂，教女孩子们识字。”

战争结束了，学堂她开了——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堂，但她在教女人们识字，在帮她们争取权利，在让她们知道，女人也能有自己的人生。

她想，陈文轩如果能看到，应该会欣慰吧。

她也想起王秀英，想起那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她想，如果人生能重来，也许她们都能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结局。但人生不能重来，她们只能在命运给予的剧本里，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而她的角色，是妻子，是母亲，是老师，是同志。她尽力了，虽然不完美，但无愧于心。

窗外，春风吹过，柳絮飞扬。阳光很好，照在院子里，照在晾晒的衣服上，照在这个普普通通但充满故事的家。

水仙坐在窗前，看着这一切，心里很平静。

她知道，前路还会有风浪，生活还会有磨难。但她不怕。

因为她有家，有孩子，有工作，有信仰。

还有这个虽然笨拙但真心对她好的男人。

这就够了。

在这个动荡又充满希望的特殊年代里，能守住这些，能坚持这些，就是最大的胜利。

她闭上眼睛，感受着春风的轻抚，感受着阳光的温暖。

活着，真好啊。

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有很多遗憾。

但能活着，能看见孩子们长大，能继续做有意义的事，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

这就够了。

 

 

第十七章 那封错信

一九七九年春天的某个午后，一封来自日本的航空信，像一只迷路的白鸽，落在了阳泉市建设路五号院的信箱里。

水仙那时五十九岁，已经退休四年了。退休后的生活很规律——早晨六点起床，去公园打太极拳；七点半回家做早饭；八点半送孙子上学；然后买菜，做饭，等孩子们下班回家。

那天她买菜回来，看见信箱里塞着一封信。信封很特别，白色的，印着航空邮件的红蓝条纹，右上角贴着一张陌生的邮票——富士山的图案。寄信人地址是一串日文，她看不懂，但“日本”两个字她是认得的。

她的心猛地一跳。

三十九年了。从陈文轩失踪到现在，整整三十九年。这三十九年里，她经历过战争，经历过饥荒，经历过运动，经历过太多太多。她从青丝等到白发，从少妇等到老妪。她结过婚，生过孩子，当过干部，做过老师。她的人生很充实，很丰富。

但在内心深处，那个关于陈文轩的疑问，那个关于念文生父的谜团，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像一颗种子，深埋在心底最隐秘的角落，偶尔在梦里发芽，开出疼痛的花。

而现在，这封来自日本的信，像一把钥匙，突然插进了那把尘封的锁。

水仙的手在抖。她拿起信，对着阳光看。信封很薄，里面应该只有一两页纸。寄信人的名字是日文，她看不懂，但收信人的地址清清楚楚——阳泉市建设路五号院，张水仙收。

谁会从日本给她寄信？她在日本没有亲戚，没有朋友。除非……

除非是陈文轩。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三十九年的时光。她想起那些传闻——有人说陈文轩被俘后被押往日本做苦力，有人说他在日本隐姓埋名活了下来，有人说他后来去了台湾，有人说他早就死了。

她什么都信过，又什么都不信。她只能等，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消息。

可现在，消息来了。

水仙几乎是跑着上楼的。她家在四楼，平时要歇两次，今天一口气爬上去，喘得厉害。进屋后，她锁上门，坐在桌前，小心翼翼地把信放在桌上。

信封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和的光。她伸出手，轻轻抚摸那些陌生的文字，像抚摸一个久别重逢的故人。

要不要打开？

打开，也许是一个梦的延续，也许是一个梦的破碎。

不打开，那就永远是一个谜，一个带着希望的谜。

她的手停在半空，微微颤抖。三十九年的等待，三十九年的思念，三十九年的猜测，都凝聚在这一刻。

最终，她深吸一口气，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信封。

里面只有一页纸。纸很薄，是那种航空信纸。展开来，上面是工整的钢笔字，竖排，从右向左写——

“水仙吾妻：”

只看到这四个字，水仙的眼泪就涌了出来。那字迹，那称呼，太熟悉了。虽然三十九年没见，但她一眼就能认出，这是陈文轩的字。

她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信纸。她擦了擦眼泪，继续往下看。

“见字如面。三十九年了，你还好吗？我们的孩子还好吗？”

“那一夜分别后，我被俘，押往日本。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侥幸活了下来。这些年，我在日本隐姓埋名，艰难求生。直到中日建交，才敢设法打听你的消息。”

“水仙，我知道你一定恨我，怨我。恨我不辞而别，怨我杳无音信。但我一直在想你，想我们的孩子。如果孩子还活着，现在应该三十九岁了。”

“我听说你后来结婚了，有了新的家庭。我不怪你，真的。在那个年代，活着已经不易，我不能奢求你为我守候一生。我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孩子过得好不好。”

“如果你愿意，我想见你一面。我今年六十四岁了，身体大不如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看看你，看看我们的孩子。”

“随信附上我在日本的地址和电话。如果你愿意，给我回信。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从未写过这封信，从未打扰过你的生活。”

“永远爱你的，文轩。一九七九年三月”

信纸从水仙手中滑落，飘到地上。她坐在椅子上，浑身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还活着。陈文轩还活着。在日本。六十四岁。想见她，想见孩子。

这些信息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大脑，冲击着她三十九年建立起来的所有认知，所有平静，所有认命。

她以为他死了。她为他哭过，为他烧过纸，为他守过心。后来她嫁人了，生孩子了，但每年清明，她还是会偷偷给他烧纸，在心里跟他说说话。

可现在，他没死。他在日本，给她写信，问她愿不愿意见面。

愿意吗？她问自己。

愿意。一千个愿意，一万个愿意。她想见他，想看看三十九年后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想告诉他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想让他看看他们的孩子——念文，现在是个多么优秀的人。

可是……

她想起赵铁柱。想起他们三十年的婚姻，想起他们共同经历的风雨，想起他们一起养大的孩子。

如果她去见陈文轩，赵铁柱会怎么想？孩子们会怎么想？邻居们会怎么想？

她拿起信纸，又读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她心上。疼，但带着一种奇异的甜蜜。

“水仙吾妻”——他还叫她妻子。在他心里，她永远是他的妻子。

“我们的孩子”——他还记得他们有孩子。他还想知道孩子好不好。

“永远爱你的”——他说永远。三十九年了，他还爱她。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水仙慌忙擦掉，但已经晚了，“文轩”两个字变得模糊。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奶奶，我放学啦！”是孙子小军的声音。

水仙赶紧把信折好，塞进怀里。她擦干眼泪，深呼吸几次，才去开门。

“奶奶，你怎么了？眼睛红红的。”小军问。

“没事，刚才切洋葱了。”水仙编了个理由，“饿了吧？奶奶给你做饭。”

那天晚上，水仙心神不宁。做饭时把盐放成了糖，洗碗时打碎了一个碗。赵铁柱看出来了：“水仙，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有。”水仙说，“可能有点累了。”

“那就早点休息。”赵铁柱说，“碗我来洗。”

水仙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怀里那封信像一块炭，烫着她的心。她想拿出来再看看，但又怕赵铁柱看见。

半夜，赵铁柱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水仙悄悄起身，拿着信，蹑手蹑脚地来到客厅。她打开台灯，把信又看了一遍。

这一次，她注意到了信的落款日期——一九七九年三月。现在是四月，信在路上走了一个月。

她又注意到寄信地址——日本东京。她不知道东京在哪里，只知道那是日本的首都，很远很远。

他还活着。这个事实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她平静的心湖，激起了千层浪。

她想起很多事。想起柳林镇的杏树，想起识字班的汽灯，想起陈文轩教她认字的样子，想起他送的钢笔，想起那个月光下的吻，想起他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结婚”。

战争结束了，但他没回来。她等啊等，等到绝望，等到心死。

可现在，他回来了。以信的方式，以文字的方式，回来了。

她该怎么办？

告诉赵铁柱？告诉他，她前夫还活着，从日本来信，想见她？

不，不能说。赵铁柱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她想离开他，想回到前夫身边。他们会吵架，会冷战，会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

告诉念文？告诉他，他亲生父亲还活着，在日本，想见他？

不，也不能说。念文现在过得很好，有稳定的工作，有幸福的家庭。突然告诉他这些，他会怎么接受？他会去找陈文轩吗？会认这个父亲吗？会影响他现在的生活吗？

水仙想了整整一夜，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她看见陈文轩站在一棵杏树下，穿着青衫，戴着眼镜，朝她招手。她跑过去，却怎么也跑不到他身边。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水仙去了邮局。她问工作人员，从阳泉寄信到日本要多少钱，要多久。

“航空信的话，一块二，大概半个月能到。”工作人员说。

一块二，半个月。水仙摸了摸口袋，她有五块钱，是赵铁柱昨天给她的买菜钱。

她站在邮局门口，犹豫了很久。最后，她还是没进去。她不知道该怎么回信。说她愿意？说她想见他？那赵铁柱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

说她不愿意？说她不想见他？那是撒谎。她想了三十九年，等了三十九年，现在有机会了，她怎么可能不想？

接下来的几天，水仙像丢了魂。她常常发呆，做事丢三落四。赵铁柱越来越担心：“水仙，你到底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没事，就是……就是有点想孩子们。”水仙找了个借口。

“想孩子们就给他们打电话。”赵铁柱说，“念文上周末不是还说要来看你吗？”

念文。提到念文，水仙的心更乱了。她该不该告诉他？该不该让他们父子相认？

周五晚上，念文真的来了。他今年三十九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省城当工程师，工作很忙，但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回来看父母。

“妈，您怎么瘦了？”念文一进门就发现水仙不对劲。

“没有，挺好的。”水仙强打精神，“吃饭吧，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

吃饭时，念文说起了工作上的事，说起了妻子和孩子。水仙听着，看着儿子成熟稳重的脸，心里一阵酸楚。

这个她含辛茹苦带大的孩子，这个她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儿子，他的亲生父亲还活着，在日本，想见他。

她该不该说？

吃完饭，念文帮忙洗碗。水仙在客厅里坐着，手伸进口袋，摸着那封信。信纸已经被她摸得发软，边缘都毛了。

“妈，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念文洗好碗出来，坐在她身边。

“念文……”水仙开口，声音在颤抖。

“怎么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水仙看着他，“如果你亲生父亲还活着，你……你想见他吗？”

念文愣住了。这么多年，水仙很少主动提起他的生父。他知道母亲心里有痛，所以也很少问。

“妈，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就是随便问问。”

念文沉默了一会儿：“如果他真的还活着，我……我不知道。妈，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不知道。”水仙摇头，“我只是……只是突然想起来。”

她最终还是没说。她不忍心打乱儿子平静的生活。

念文走后，水仙把那封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她做了一个决定——不回信。

不回复，不联系，就当没收到这封信。让陈文轩以为她搬家了，以为信没寄到，以为她不想见他。

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对所有人都好的选择。

她把信折好，装回信封，锁进抽屉里。钥匙她贴身带着，谁也不给看。

日子恢复了平静。水仙继续她的退休生活，打太极拳，买菜做饭，接送孙子。只是她常常走神，常常看着远方发呆。

赵铁柱以为她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对她更体贴了。每天陪她散步，给她讲笑话，虽然那些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水仙看着这个陪了她三十年的男人，心里充满了愧疚。她知道，她心里还装着另一个人，这对赵铁柱不公平。但她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五月。

一天下午，水仙正在家做饭，门被敲响了。是楼上的邻居小陈，一个年轻的技术员。

“张阿姨，有件事想问问您。”小陈有些不好意思，“上个月，邮递员是不是送错了一封信到您家？”

水仙的心猛地一跳：“什么信？”

“一封从日本来的信。”小陈说，“是寄给我的，但我出差了一个月，回来才发现信送错了。邮递员说可能送到您家了，因为咱俩名字有点像，我是陈小军，您是张水仙。”

陈小军。张水仙。水仙这才想起来，楼上确实住着一个叫陈小军的年轻人，去年刚结婚。

“日本来的信……”水仙喃喃道。

“是啊，是我日本的一个亲戚寄来的。”小陈说，“张阿姨，您看见了吗？”

水仙的手在抖。她想起那封信，想起“水仙吾妻”，想起“文轩”。

那不是寄给她的。那是寄给楼上陈小军的。只是名字相似，邮递员送错了。

一场误会。一个美丽的，残酷的误会。

“我……”水仙的喉咙发紧，“我没看见。可能……可能弄丢了吧。”

“哦，那算了。”小陈有些失望，“打扰您了，张阿姨。”

门关上了。水仙靠在门上，腿一软，滑坐在地上。

不是陈文轩。那封信不是陈文轩写的。是楼上邻居的亲戚，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

她还以为……她还以为……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自己的愚蠢，笑自己的痴心，笑这场荒唐的误会。

三十九年的等待，三十九年的思念，最后等来的，是一场误会。

也好。她擦掉眼泪。这样也好。不用纠结，不用痛苦，不用做出艰难的选择。

陈文轩还是死了。在她心里，他一直都死了。那就让他继续死着吧。活在记忆里，活在梦里，活在那段短暂而美好的青春里。

而现实里，她有赵铁柱，有孩子们，有这个家。这就够了。

水仙站起来，走到抽屉前，打开锁，拿出那封信。她看着信封，看着那些陌生的日文，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划了根火柴。

火苗跳跃着，舔舐着信封的边缘。纸张很快卷曲，变黑，化作灰烬。

她看着那堆灰烬，心里一片平静。

烧了吧。烧掉这个误会，烧掉这个不该有的希望，烧掉这场迟来了三十九年的梦。

灰烬飘起来，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着旋儿，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最后落在地上，无声无息。

水仙拿起扫帚，把灰烬扫进簸箕，倒进垃圾桶。

做完这一切，她洗了手，继续做饭。切菜，炒菜，动作熟练而从容。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灶台上，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这个普普通通但真实存在的家里。

锅里炖着红烧肉，香气四溢。那是赵铁柱爱吃的菜。

水仙尝了尝味道，咸淡正好。

生活就是这样。有误会，有遗憾，有错过。但也有真实，有温暖，有值得珍惜的当下。

她不再去想那封信，不再去想陈文轩。她只想好好过好现在的生活，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未到来。

只有现在，只有当下，才是最真实，最值得把握的。

门开了，赵铁柱下班回来了。

“真香，做什么好吃的了？”
“红烧肉。快去洗手，马上开饭。”

“好嘞。”

水仙看着他洗手的背影，笑了。

就这样吧。这样，挺好。

 

 

第十八章 和解的尝试

一九八五年春天，水仙住进了医院。

病来得很突然。那天早晨她照常去公园打太极拳，一套拳还没打完，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赵铁柱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眼睛通红。看见她醒来，他差点哭出来：“水仙，你醒了……你吓死我了。”

“我……我怎么了？”水仙的声音很虚弱。

“脑梗。”医生说，“幸亏送来得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水仙六十五岁了。这个年纪，脑梗不是小事。医生说她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需要长期服药，定期检查。

住院的日子里，孩子们轮流来陪护。念文请了假，从省城赶回来，一待就是半个月。爱华和爱国每天下班后都来，带着自己做的饭菜，陪着说话。孙子小军也常来，给奶奶讲故事，逗她开心。

水仙看着围在身边的孩子们，心里很温暖，但也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她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

有些话，再不说，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住院第二十天，水仙的精神好了一些。那天下午，阳光很好，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赵铁柱给她削苹果，手法笨拙，削得坑坑洼洼。

“铁柱，”水仙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咱们结婚多少年了吗？”

赵铁柱的手顿了顿：“三十六年了。一九五零年结的婚。”

“三十六年……”水仙喃喃道，“真快啊。”

“是啊，一转眼，我都六十六了，你也六十五了。”赵铁柱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咱们都老了。”

水仙接过苹果，咬了一小口。很甜，但她的心里很苦。

“铁柱，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她看着窗外，声音很轻，“关于……关于那封日本来的信。”

赵铁柱的手一抖，水果刀差点掉在地上。他当然记得那封信。六年前，水仙收到那封错信后，整个人失魂落魄了好几个月。他问过，但她不说。后来慢慢好了，但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了一层说不清的隔膜。

“那封信……其实不是寄给我的。”水仙说，“是楼上小陈的亲戚寄来的，邮递员送错了。”

赵铁柱愣住了：“送错了？”

“嗯。”水仙转过头，看着他，“但我那时候以为……以为是文轩寄来的。”

陈文轩。这个名字，在他们三十多年的婚姻里，几乎是个禁忌。赵铁柱知道水仙心里有这个人，但他从来不说破。他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以为自己的陪伴能填补那个空缺。

可现在，水仙主动提起来了。

“我以为他还活着，在日本，给我写信。”水仙的眼泪掉下来，“我高兴，又害怕。高兴他还活着，害怕……害怕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赵铁柱握住她的手：“水仙……”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要不要告诉你，要不要告诉念文。”水仙继续说，“我想见文轩，想让他看看我们的孩子。可是我又想，如果我去见他，你会怎么想？孩子们会怎么想？这个家会怎么样？”

“所以你没去。”

“我没去。”水仙摇头，“后来知道是送错了，我反而松了一口气。不用选择了，不用痛苦了。”

赵铁柱沉默了很久。他看着水仙苍老但依然清秀的脸，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看着她花白的头发。这个他爱了三十多年的女人，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

他不嫉妒吗？嫉妒的。但他更多的是心疼。心疼她等了那么多年，心疼她独自承受了那么多。

“水仙，”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其实我一直知道，你心里有他。我不怪你。真的。”

水仙惊讶地看着他。

“换作是我，我也会忘不了。”赵铁柱苦笑，“他是你的初恋，是你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你们一起经历过生死。那样的感情，怎么可能说忘就忘？”

“铁柱，我……”

“听我说完。”赵铁柱握紧她的手，“水仙，这三十六年，我看着你从年轻到年老，看着你为这个家付出，看着你养育孩子们，看着你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

“可是我也知道，你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他的。以前我总想着，总有一天，我能把那个地方占满。但现在我明白了，有些地方，是占不满的。就像我心里，也永远有秀英和建国的位置一样。”

这是赵铁柱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谈起王秀英。谈起那个等了他二十年，最终孤独死去的女人。

“铁柱，对不起。”水仙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一直……一直没给你全部的爱。”

“不，你给了。”赵铁柱擦掉她的眼泪，“水仙，爱有很多种。你对我的爱，是相濡以沫的爱，是同甘共苦的爱，是共同养育孩子的爱。这种爱，也许不浪漫，但很真实，很牢固。”

他顿了顿：“至于你对文轩的爱……那是青春的爱，是初恋的爱，是带着遗憾和痛苦的爱。那种爱，就让它留在过去吧。不要让它影响现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水仙看着他，这个她嫁了三十六年的男人。他不再年轻，不再英俊，头发白了，背驼了，脸上布满了皱纹。但他看着她的时候，眼神依然清澈，依然真诚。

“铁柱，”她哽咽着说，“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谢谢你包容我。”

“夫妻之间，说什么谢谢。”赵铁柱笑了，眼角挤出深深的鱼尾纹，“水仙，咱们都这个年纪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现在，是咱们还能在一起多久。”

是啊，还能在一起多久？水仙想起医生的话——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次脑梗虽然抢救及时，但留下了后遗症，以后要格外小心。

也许，没有多少时间了。

“铁柱，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水仙说。

“什么事？”

“我想……我想把文轩的事，告诉念文。”水仙看着他的眼睛，“不是现在，是等我走了以后。我想让念文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铁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好。我答应你。”

“还有，”水仙继续说，“等我走了，你别一个人过。找个伴，说说话，互相照顾。”

“胡说八道！”赵铁柱瞪起眼睛，“我谁都不要，就要你。”

“铁柱，听我说。”水仙握紧他的手，“我知道你对我好，知道你想陪我到最后。可是……可是万一我先走了，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我不放心。”

赵铁柱的眼圈红了：“水仙，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会好起来的，咱们还要一起看小军上大学，结婚生子呢。”

水仙笑了，但笑容里带着泪：“好，不说这些。”

那天下午，他们聊了很久。聊过去，聊现在，聊孩子们，聊孙子。像两个老朋友，把心里藏了多年的话，都说了出来。

没有激情，没有浪漫，只有平淡的，真实的，温暖的交流。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把病房染成金色。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们握着手说话的样子，笑着说：“赵伯伯和张阿姨感情真好。”

是啊，真好。水仙想。也许不是爱情的那种好，但比爱情更持久，更深厚。

住院一个月后，水仙出院了。医生嘱咐她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不能劳累，不能激动。

赵铁柱把工作彻底放下了——其实他早就该退休了，但一直返聘，现在为了照顾水仙，他辞去了所有工作，专心在家陪她。

他们过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晚年生活。早晨一起散步，中午一起做饭，下午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晚上看看电视。日子很慢，很平静。

水仙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自己做饭，能下楼散步；坏的时候，头昏眼花，只能躺在床上。赵铁柱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熬药，学会了所有以前不会的家务。

有时候，水仙看着他笨手笨脚地炒菜，把菜炒糊了，会笑他：“铁柱，你还是别做了，我来吧。”

“不行，医生说你不能累着。”赵铁柱固执地说，“糊就糊吧，能吃就行。”

水仙就笑着吃那些糊了的菜。很奇怪，糊了的菜，吃在嘴里，却有说不出的甜。

一九八七年春天，水仙又住院了。这次是心脏病发作，很危险，在ICU住了三天才转到普通病房。

孩子们都赶回来了。念文，爱华，爱国，还有孙子孙女们，把病房挤得满满的。水仙看着他们，心里很满足，但也很累。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一天下午，孩子们都回去了，只有赵铁柱在。水仙让他扶自己坐起来，靠在床头。

“铁柱，我想写点东西。”她说。

“写什么？我给你拿纸笔。”

“不，我说，你写。”水仙说，“写给我的孩子们，给念文，爱华，爱国。”

赵铁柱拿来纸笔，坐在床边。

水仙闭上眼睛，想了想，然后慢慢开口：

“孩子们，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妈妈这一生，过得很充实，很满足。”

“念文，我的大儿子。妈妈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亲生父亲，叫陈文轩，是个教书先生，是个地下党员，是个英雄。他爱妈妈，也爱你。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为你骄傲。”

“爱华，爱国，我的女儿和小儿子。你们的爸爸赵铁柱，是个好人，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妈妈希望你们好好孝顺他，让他晚年幸福。”

“孩子们，妈妈这一生，经历了战争，经历了苦难，也经历了和平，经历了幸福。妈妈想告诉你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人。要爱国，爱家，爱你们的孩子。”

“妈妈爱你们。永远爱你们。”

水仙说得很慢，每说一句，都要喘几口气。赵铁柱一边写，一边流泪。写完最后一个字，他的手在抖。

“水仙，别说了，休息吧。”

“还有一句。”水仙睁开眼睛，看着他，“铁柱，谢谢你。谢谢你陪我走完这一生。如果有来世，我希望还能遇见你。”

赵铁柱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放下纸笔，抱住水仙，哭得像个孩子。

“水仙，我不要来世，我只要今生。你要好起来，咱们说好要一起活到八十岁的……”

水仙轻轻拍着他的背，像哄孩子一样：“好，好，活到八十岁。”

但她知道，她活不到八十岁了。她能感觉到，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像沙漏里的沙子，止不住地往下漏。

一九八七年秋天，水仙的身体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靠药物维持。孩子们轮流来照顾，但她最依赖的，还是赵铁柱。

他给她喂药，给她擦身，给她讲故事。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讲孩子们小时候的事，讲那些平凡但温暖的点点滴滴。

有时候，水仙会问：“铁柱，你后悔娶我吗？”

“后悔什么？”赵铁柱说，“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可是我……我心里一直有别人。”

“那又怎样？”赵铁柱笑了，“我心里也有别人啊。咱们扯平了。”

水仙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

是啊，扯平了。他们都心里有别人，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起走完这一生。也许，这就是婚姻最真实的样子——不是完美的结合，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包容，互相扶持，一起走过风风雨雨。

十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特别好。赵铁柱把水仙抱到轮椅上，推她到阳台上晒太阳。

秋高气爽，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院子里，孩子们在玩耍，传来阵阵笑声。

“真好啊。”水仙轻声说。

“是啊，真好。”赵铁柱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上。

“铁柱，我想去看看杏树。”

“什么杏树？”

“柳林镇的杏树。”水仙说，“我和文轩定情的那棵杏树。”

赵铁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等你身体好点，我带你去。”

水仙知道，她等不到身体好点了。但她没说出来，只是点点头：“嗯。”

那天晚上，水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柳林镇，回到了那棵杏树下。杏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陈文轩站在树下，穿着青衫，戴着眼镜，朝她微笑。

“文轩。”她叫了一声。

陈文轩走过来，握住她的手：“水仙，你来了。”

“我来了。”她说，“文轩，对不起，我没能等你一辈子。”

“不要说对不起。”陈文轩说，“你做得对。好好活着，好好爱身边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想你。”

“我知道。”陈文轩笑了，“我也想你。但现在，有人更需要你。回去吧，他在等你。”

水仙回头，看见赵铁柱站在不远处，朝她招手。

她看看陈文轩，又看看赵铁柱。然后，她松开陈文轩的手，朝赵铁柱走去。

走得很慢，但很坚定。

醒来时，天还没亮。赵铁柱睡在旁边，发出均匀的鼾声。水仙侧过身，看着他熟睡的脸，轻轻说：

“铁柱，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好好爱你。只爱你一个人。”

赵铁柱在睡梦中动了动，握住她的手，咕哝了一句：“水仙……别走……”

“我不走。”水仙轻声说，“我陪你，一直陪你。”

窗外，晨光熹微。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虽然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爱，永远不会结束。

它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在记忆里，在心里，在这个家代代相传的故事里。

这就够了。水仙想。

这一生，有爱过，被爱过，有遗憾，也有圆满。

值了。

 

 

第十九章 铁柱的往事

水仙去世后，赵铁柱独自生活了三年。

这三年里，孩子们轮流来陪他，但他还是坚持自己住。他说，习惯了，不想打扰孩子们的生活。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个和水仙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家里的一切都保持着水仙在世时的样子。她喜欢的绿植还在窗台上，虽然有些已经枯萎了，但赵铁柱还是每天浇水；她常坐的摇椅还在阳台上，赵铁柱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那里，看看报纸，发发呆；她留下的那些书，那些笔记本，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一尘不染。

孩子们劝他搬去和他们一起住，或者去养老院。赵铁柱总是摇头：“我在这儿挺好。你妈还在呢，我能感觉到。”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是空的，像是透过眼前的景物，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九九零年秋天，赵铁柱的身体也开始不好了。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年轻时战场上留下的旧伤，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念文从省城回来，强行带他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爸，医生说了，您得好好休息，不能一个人住了。”念文说，“跟我去省城吧，我照顾您。”

赵铁柱坐在病床上，看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很久没说话。

“爸？”

“念文，有件事，我想了很久。”赵铁柱转过头，看着他，“我想……我想回一趟豆腐庄。”

豆腐庄。这个地名，在赵铁柱的生命里，是个禁忌，是个伤疤，是几十年来他很少提起，却从未忘记的地方。

“豆腐庄？您老家？”念文愣住了，“可是那边现在……”

“我知道，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赵铁柱说，“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去给……给你爷爷奶奶上个坟，还有……给秀英立个碑。”

王秀英的骨灰一直没下葬，存在殡仪馆里。赵铁柱说，要等她娘家那边的亲戚都同意了，才能安葬。但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爸，您现在的身体，不适合长途奔波。”念文说，“等您身体好点再说吧。”

“等不了了。”赵铁柱摇摇头，“念文，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再不去，可能就没机会了。”

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是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念文知道，父亲一旦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那……那我陪您去。”

“好。”

豆腐庄在河北，离阳泉有五百多公里。念文开车，带着赵铁柱，走了整整一天。路上，赵铁柱很少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眼神恍惚，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

“爸，您有多久没回老家了？”念文问。

“五十四年。”赵铁柱说，“民国二十六年离开的，再没回去过。”

五十四年。半个多世纪。念文心里一震。这么长的时间里，父亲把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愧疚，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从不提起。

“那您还记得路吗？”

“记不得了。”赵铁柱说，“但我记得村口有棵老槐树，很大，三个人都抱不过来。小时候，我们常在树下玩。”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念文从后视镜里看他，看见老人的眼角有泪光闪烁。

傍晚时分，他们到了豆腐庄。或者说，到了豆腐庄的遗址。

这里已经完全没有村庄的样子了。高速公路从中间穿过，两边是新盖的工厂和住宅楼。只有远处几间破旧的土坯房，还保留着一点过去的痕迹。

“是这儿吗？”念文停下车。

赵铁柱推开车门，慢慢走下来。他站在路边，看着眼前的景象，很久没动。风吹过来，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吹起了地上的尘土。

“变了……都变了……”他喃喃道。

“爸，您确定是这儿吗？”

“确定。”赵铁柱指着远处的一片空地，“那儿，原来是我家。三间土坯房，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口井。”

他慢慢往前走，脚步有些蹒跚。念文赶紧扶住他。

走到那片空地，赵铁柱停住了。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握在手心里。土很干，从他的指缝间簌簌落下。

“爹，娘，大哥，大嫂……我回来了。”他低声说，声音哽咽，“不孝子铁柱，回来了……”

念文站在他身后，鼻子一酸。他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等她不在了，要把陈文轩的事告诉他。可父亲呢？父亲心里埋藏的那些往事，那些痛苦，又有谁真正了解？

“爸，您别太难过。”他蹲下身，拍拍父亲的背。

赵铁柱擦擦眼泪，站起来：“走，去村西头看看。那里……那里有口井。”

村西头现在是一片麦田，绿油油的麦苗在风里摇曳。赵铁柱在田埂上走得很慢，边走边看，像是在寻找什么。

“就是这儿。”他忽然停住，“这口井……就是这口井。”

念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田埂边上，确实有一口井。井口用石板盖着，周围长满了杂草。

“民国二十六年，鬼子在这儿杀了三百多人。”赵铁柱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是汹涌的暗流，“尸体……都扔在这口井里。我爹，我娘，我大哥，大嫂，还有我刚满月的侄子……都在这儿。”

念文的心一沉。他虽然听说过豆腐庄惨案，但听父亲亲口说出来，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天……那天我在镇上卖柴。”赵铁柱继续说，“听说鬼子来了，我赶紧往回跑。跑到村口时，看见村里在冒烟，听见枪声，哭喊声。我想冲进去，被一个逃出来的老乡拉住了。他说，进去就是送死。”

“我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亮，鬼子走了，我才敢进去。村里……村里一片废墟。房子烧了，人死了，到处是血。”

他走到井边，蹲下身，手放在石板上。石板冰凉，像那个遥远的秋天的清晨。

“我找到这口井时，井里……井里堆满了尸体。水都染红了。”赵铁柱闭上眼睛，“我一个一个地翻，想找我爹娘。可是……可是他们都被水泡得变了形，我认不出来。最后，我只能对着井磕了三个头，就当是……就当是给他们送行了。”

念文的眼泪掉下来。他想象着那个十九岁的少年，跪在这口井边，对着亲人的尸体磕头，心里该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痛苦。

“那……那秀英婶和建国哥呢？”他问。

“我以为他们也在这儿。”赵铁柱说，“我在村里找了三遍，没找到他们。我就想，可能……可能也被扔进井里了，只是我认不出来。”

“所以您一直以为他们都死了？”

“嗯。”赵铁柱点头，“所以我去参军了。我要报仇，要杀鬼子，要给爹娘报仇，给全村人报仇。”

他站起来，看着远方：“后来我参加了八路军，打了很多仗，杀了很多鬼子。每次冲锋的时候，我都想，死了就死了，反正我家里人都不在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可是您活下来了。”

“是啊，活下来了。”赵铁柱苦笑，“好几次，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最危险的一次，在黑山阻击战时，我被炮弹炸晕了，被埋在死人堆里。半夜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都是战友的尸体。”

他解开衣领，露出胸口的伤疤。那是一个碗口大的伤疤，狰狞而刺目。

“这是刺刀捅的。”赵铁柱说，“抓舌头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捅了一刀。我以为我死定了，但命大，活过来了。”

念文看着那些伤疤，心里充满了敬畏。这些伤疤，是战争的印记，是父亲那一代人付出的代价。

“爸，您恨鬼子吗？”他问。

“恨。”赵铁柱说，“怎么不恨？他们杀了我全家，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但是……但是恨又能怎样呢？战争结束了，该过去的总要过去。”

“那您后来去日本出差时……”

“八十年代初，我去日本执行任务。”赵铁柱说，“走在东京的街上，看着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很平静。仇，早就报完了。而且，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普通百姓来承担。”

他说得很淡然，但念文能听出来，这种淡然，是经历了多少痛苦和挣扎，才换来的。

夕阳西下，把麦田染成金色。风吹过，麦浪起伏，像一片金色的海洋。

“爸，天快黑了，咱们回去吧。”念文说。

“再等等。”赵铁柱看着那口井，“我想跟爹娘多说几句话。”

他重新在井边跪下，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念文站在他身后，也默默鞠躬。

风很大，吹得麦田哗哗作响。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狗叫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玩耍的笑声。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远离战争的年代。

但有些人，有些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县城的招待所。赵铁柱很累，早早睡下了。念文在灯下整理白天拍的照片——父亲的背影，那口井，那片麦田。

半夜，他被父亲的梦话惊醒。

“秀英……秀英你别走……建国……建国……”

念文轻轻走到父亲床边。老人睡着了，但眉头紧皱，额头上都是汗。他的手在空中抓着，像是在抓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爹，娘……我对不起你们……秀英……我对不起你……”

念文的眼泪又掉下来。他握住父亲的手，轻声说：“爸，没事了，都过去了。”

赵铁柱慢慢平静下来，呼吸变得均匀。但他一直握着念文的手，握得很紧，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第二天，他们去殡仪馆取了王秀英的骨灰，然后在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墓碑上刻着“王秀英之墓”，下面是“夫赵铁柱、子赵建国敬立”。

下葬的时候，建国也赶来了。他跪在墓前，哭得很伤心。赵铁柱站在旁边，默默流泪。

“娘，您安息吧。”建国哭着说，“儿子不孝，让您等了这么多年……”

“建国，别这么说。”赵铁柱拍拍儿子的肩，“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爸，都过去了。”建国站起来，抱住父亲，“您也保重身体。”

从墓地回来，赵铁柱显得轻松了很多。像是卸下了一个背负了几十年的重担。

回去的路上，他的话多了起来。

“念文，你知道吗？你妈走之前，让我好好活着，别一个人孤单。”赵铁柱说，“可是我想，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找什么伴啊。有你们这些孩子，就够了。”

“爸，您想妈吗？”

“想啊，怎么不想。”赵铁柱看着窗外，“有时候夜里醒来，还以为她在身边。伸手一摸，空的，才想起来，她已经走了三年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念文听出了里面的思念和孤独。

“爸，要不您还是搬来跟我住吧。我一个人住也孤单，您来了，咱们爷俩做个伴。”

赵铁柱想了想，点点头：“也好。省得你们总是担心。”

回到阳泉后，赵铁柱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大部分东西他都留给孩子们了，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几本相册，还有水仙留下的一些遗物。

临走前，他最后一次在家里走了一圈。客厅，卧室，厨房，阳台。每一个角落，都有水仙的影子，都有他们共同生活的记忆。

他在水仙的遗像前站了很久，然后轻轻说：“水仙，我要走了。去念文那儿住。你放心，我会好好的。你在那边，也要好好的。”

照片上的水仙，微笑着，眼神温柔。像是在说：去吧，我等你。

念文来接他时，赵铁柱已经收拾好了。一个简单的行李箱，一个装相册的布包。

“爸，都收拾好了？”

“嗯，走吧。”

锁上门的那一刻，赵铁柱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住了四十年的家，这个充满欢笑和泪水，充满回忆和故事的家，从此就要空下来了。

但他没有太多伤感。他知道，有些东西，带不走，但也不会消失。它们会留在心里，留在记忆里，一直陪着他，直到生命的尽头。

车开动了。阳光很好，照在街道上，照在行人的脸上，照在这个城市熟悉的风景上。

赵铁柱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他的手里，握着一枚小小的银锁——那是当年他送给爱华的满月礼物，爱华长大了，又把银锁留给了她的女儿。现在，他要带着这枚银锁，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老了，虽然身体不好了，但生活还要继续。

就像水仙说的：好好活着，为了那些爱你的人，为了那些你爱的人。

他会的。他会好好活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这是他对水仙的承诺，也是他对自己的交代。

车在阳光里行驶，驶向远方，驶向新的开始。

 

 

第二十章 水仙的遗产

一九九二年清明，水仙去世五年了。

赵铁柱搬去省城和念文同住已经两年。八十一岁的老人，身体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偶尔和念文下下棋。只是眼神常常望向窗外，像是在等什么人回来。

清明前一天，念文收拾书房时，发现了一个旧木箱。木箱放在书架最顶层，落满了灰。他搬下来，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些东西——

几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写着“识字班教案”；一叠用麻绳捆好的信，信封已经发黄变脆；一支黑色的钢笔，笔帽已经锈蚀；还有一个小布包，布包上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水仙花。

念文的心猛地一跳。他知道，这是母亲的遗物。母亲去世后，父亲把这些东西都收了起来，从不让人动。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小布包，解开系着的红绳。里面是一些更小的东西：三枚生锈的铜钱，一块碎银，还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

他展开那张纸。纸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但还能辨认：“等文轩回来，我们就结婚。文轩，你一定要回来。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等你。”

念文的手开始发抖。他认识这些字，是母亲的笔迹。他也知道“文轩”是谁——他的亲生父亲，陈文轩。

母亲临终前说的话，在他耳边回响：“念文，你的亲生父亲叫陈文轩，是个教书先生，是个地下党员，是个英雄。他爱妈妈，也爱你。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为你骄傲。”

这些年，念文一直想多了解一些关于生父的事，但父亲很少提起，母亲留下的东西里，也没有太多线索。直到现在，这个尘封的木箱，这个小小的布包，这张泛黄的纸。

他又拿起那叠信。信都用麻绳捆着，按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封是民国二十七年，最后一封是民国三十四年。都是陈文轩写给水仙的，但都没有寄出去——因为战争，因为不知道地址，因为种种原因。

念文抽出最早的一封，小心翼翼地展开。

“水仙吾爱：今日教书，讲到《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忽想起你识字时的样子，专注而美丽。战争不知何时结束，但我想，等胜利那天，我要在杏树下，再给你讲这首诗……”

信很短，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思念和爱意。念文的眼睛湿润了。他从未见过生父，但通过这些信，他似乎能看见一个戴着眼镜、温和儒雅的教书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偷偷给心爱的女人写信。

他一封一封地看。看陈文轩描述战斗的残酷，看他对未来的憧憬，看他对水仙和未出生孩子的牵挂。

“水仙，昨夜梦见你生了，是个男孩。我抱着他，他朝我笑。醒来时泪流满面。如果我真的回不去了，请你告诉他，他父亲不是懦夫，是为了国家，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能活在和平的年代，才离开他的……”

“今日转移途中，路过一片杏林。杏花开了，像一片粉白的云。我想起柳林镇的杏树，想起我们在树下的约定。水仙，等我，我一定会回来……”

“听闻鬼子在柳林镇扫荡，我心急如焚。不知你和孩子是否安全。如果……如果我不幸牺牲，请告诉孩子，他父亲爱他，从未忘记他……”

念文看到这里，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些信，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字，像一扇窗，让他看见了父母那一代人的爱情、牺牲和坚守。

他又翻开那些笔记本。是水仙在识字班教书时用的教案，工工整整地写着每一个字的笔画、读音、意思。有些页边还画着小图，帮助记忆。

在一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看见了一行字：“今日教‘国’字，告诉学生，国是千万个家组成的。有国才有家。想起文轩的话，泪如雨下。”

念文的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字迹。他能想象，母亲在教学生认字时，心里却在思念着父亲。那种痛苦，那种坚强，他此刻终于体会到了。

他把这些东西重新放回木箱，抱着箱子来到客厅。赵铁柱正坐在沙发上打盹，听见动静，睁开眼睛。

“爸，我找到了这个。”念文把木箱放在茶几上。

赵铁柱看着木箱，眼神有些复杂：“你妈的东西……我一直没动。”

“我能看看吗？”

赵铁柱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看吧。也该让你知道了。”

念文打开木箱，一件件拿出来，摆在茶几上。赵铁柱看着那些东西，眼神恍惚，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

“这支钢笔，是你生父送给你妈的。”他拿起那支锈蚀的钢笔，“听说是个外国牌子，很贵重。你妈一直舍不得用，只在特别的时候才拿出来写几个字。”

“这些信……”

“都是你生父写的，但没寄出去。”赵铁柱说，“你妈一直收着，谁都不让看。我也是在她去世后，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

“您看过吗？”

“看过几封。”赵铁柱说，“写得很好。你生父……是个有文化的人，跟你妈很配。”

他的语气很平静，没有嫉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和理解。

“爸，您不介意吗？”念文问。

“介意什么？”赵铁柱苦笑，“念文，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有什么好介意的。你妈心里有他，我一直都知道。但她也把最好的年华给了我，把孩子们养大，把这个家操持好。这就够了。”

他拿起那三枚铜钱和那块碎银：“这些，是你妈小时候从家里带出来的。她爹娘把她卖给李家当童养媳时，她娘偷偷塞给她的。她一直留着，说这是她的根。”

念文的心一痛。他想起母亲讲过的童年，想起那个被卖掉的小女孩，想起那些苦难的岁月。

“你妈这一生，不容易。”赵铁柱的声音有些哽咽，“从小被卖，长大后又经历战争，失去爱人，一个人带着你东躲西藏。后来嫁给我，又……”

他没说完，但念文明白。又遇到了王秀英的事，又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挣扎。

“可是她从来没抱怨过。”赵铁柱继续说，“她总是说，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她已经很幸运了。她要好好活着，替那些牺牲的人，看看新中国是什么样子。”

念文的眼泪又流下来。他想起母亲生前的样子——总是微笑着，总是忙碌着，总是在帮助别人。原来在那温和的外表下，藏着这么多伤痛，这么多坚强。

“念文，”赵铁柱看着他，“你妈临终前，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她说，等你不忙的时候，慢慢看。她说，你要记住，你的父母都是普通人，但都做了不普通的事。他们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家，也爱你。”

“我知道，爸。”念文哽咽着说，“我一直都知道。”

那天晚上，念文一个人在书房里，把这些信件、笔记、遗物，一件件仔细地看，仔细地读。他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关于爱情、牺牲、坚守和传承的故事。

他看到母亲从一个不识字的童养媳，成长为一个能教别人识字的老师；看到父亲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看到他们在战火中的爱情，在离别中的思念，在绝望中的希望。

他也看到了养父赵铁柱的宽容和理解。一个男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妻子心里有另一个人，能如此真诚地爱护不是亲生的孩子，这需要多大的胸怀，多深的爱。

凌晨三点，念文终于看完了最后一份材料。他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的夜空，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清明和力量。

他明白了，为什么母亲总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因为她心里有爱，有信仰，有希望。

他也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要把这些故事传下去，要让后代知道，他们的祖辈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才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第二天是清明。念文和赵铁柱一起去给水仙扫墓。墓地在郊外的公墓，周围松柏长青，安静肃穆。

水仙的墓碑很简单：“张水仙（1920-1987） 革命者 母亲”。这是她自己要求的，不要任何头衔，不要任何赞誉，只要最简单的身份。

念文把一束白色的水仙花放在墓前。花是在花店买的，但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是野生的水仙，开在贫瘠的土地上，洁白而坚韧。

“妈，我来看您了。”他轻声说，“我看了您留下的东西，知道了您和生父的故事。妈，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生命，也谢谢您教会我，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守。”

赵铁柱站在旁边，默默鞠躬。然后他蹲下身，用手帕擦拭墓碑上的灰尘。

“水仙，我和念文来看你了。”他轻声说，“你在那边还好吗？别担心我们，我们都挺好的。念文很孝顺，孩子们也都很好。你在那边，和文轩……好好团聚吧。”

他的声音很轻，但念文听见了。他心里一暖。父亲终于完全放下了，终于能坦然地说出“和文轩团聚”这样的话了。

扫完墓，他们在墓地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远处有扫墓的人，有孩子的笑声，有鸟儿的鸣叫。

“爸，我想写一本书。”念文忽然说。

“什么书？”

“写我们家的故事。”念文说，“写您和妈的故事，写生父的故事，写我们这一代人，在战争和变革中的经历。”

赵铁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好。该写。让后代知道，他们的祖辈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您能多给我讲讲吗？讲您打仗的事，讲您和妈的事。”

“好，我慢慢讲。”赵铁柱说，“不过我这记性不好了，有的可能记不清了。”

“没关系，记多少讲多少。”

从那天起，每个周末，念文都会陪赵铁柱聊天，录下他讲的故事。从豆腐庄惨案，到参军打仗，到遇见水仙，到婚后生活，到晚年岁月。一点一滴，都录下来，记下来。

赵铁柱讲得很慢，有时候会卡壳，有时候会记错年份，有时候会重复。但念文从不打断，只是静静地听，认真地记。

他也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那些材料，把信件誊抄下来，把笔记分类整理，把那些零碎的记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时候，写着写着，他会泪流满面。为父母的爱情感动，为那个时代的苦难痛心，为那些牺牲的人惋惜。

但更多的时候，他感到的是一种力量。一种从苦难中生长出来的，坚韧的，不屈的力量。

这种力量，让母亲在失去爱人后还能坚强地活下去；让父亲在失去家人后还能继续战斗；让他们在经历那么多磨难后，还能相信爱，相信希望，相信未来。

而这种力量，现在传到了他的身上。他要做的，就是把它继续传下去，传给下一代，传给更多的人。

一年后，念文完成了初稿。他给书取名为《水仙花开》——既是对母亲的纪念，也寓意着在苦难中依然绽放的生命力。

他把书稿拿给赵铁柱看。八十二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慢，很认真。

看完最后一页，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写得好。”他说，“你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爸，我想把这本书出版。”念文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上一代人，经历了什么，又为什么而奋斗。”

“好。”赵铁柱点头，“该出版。这是你妈的遗产，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产。”

《水仙花开》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读了之后，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了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

念文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有的说，这本书让他们理解了父母的不易；有的说，这本书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有的说，这本书给了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

最让念文感动的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信里说：“谢谢您写了这本书。我爷爷奶奶也是抗战老兵，但他们很少讲过去的事。看了您的书，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沉默，为什么他们总是说‘要珍惜’。从今天起，我会多陪陪他们，听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

念文把这封信读给赵铁柱听。老人听着听着，眼圈又红了。

“好孩子。”他说，“都是好孩子。”

一九九五年春天，赵铁柱安详地去世了。临终前，他握着念文的手，说：“去……去把你妈的墓，和我合葬。墓碑上……写上‘赵铁柱、张水仙之墓’。下面……下面再刻一行小字：‘陈文轩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念文哭着点头：“好，爸，我记住了。”

赵铁柱笑了，笑得很满足。然后他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遵照他的遗愿，念文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他要求的那几行字。在墓碑背面，还刻了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把该受的苦都受了，只为后人能活在和平的阳光下。请珍惜。”

下葬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亲戚，有朋友，有老战友，还有《水仙花开》的读者。大家都来送这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人最后一程。

念文站在墓前，看着父母的合葬墓，心里很平静。

他知道，父亲终于可以和母亲团聚了。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可以和陈文轩一起，看着这片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保卫的土地，看着这个他们用一生去建设的国家，看着这些他们爱着的、也爱着他们的后代。

而他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把他们的精神传下去。

风轻轻吹过，墓园里的松柏沙沙作响。阳光很好，照在墓碑上，照在那些字上，闪闪发光。

念文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开。

他的脚步很稳，背很直。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走着。

他的身后，是父母期待的目光；他的肩上，是传承的责任；他的心里，是永不熄灭的爱和希望。

就像母亲最喜欢的水仙花，在贫瘠的土地上，在凛冽的风中，依然倔强地开着，洁白，芬芳，向着阳光，生生不息。

 

 

第二十一章 水仙花开

二零零零年的春天，念文退休了。

六十二岁的年纪，在单位办了手续，收拾了办公桌，抱着一纸箱的个人物品走出办公楼时，阳光正好。他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个工作了四十年的地方，心里有些空，又有些满。

空的是突然多出来的时间，满的是那些即将要做的事。

回到家，妻子李淑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孩子们也回来了，儿子带着媳妇，女儿带着女婿，还有两个小孙子，热热闹闹地挤了一屋子。

“爸，退休快乐！”儿子举杯，“以后您可算能好好歇歇了。”

念文笑着碰杯，心里却想着：歇？怕是歇不了。

晚饭后，他来到书房。书架上，那本《水仙花开》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母亲留下的木箱，还有父亲口述历史的录音带和笔记。

他坐下来，翻开书。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字迹清晰。这是他十年前写的故事，关于父母那一代人的故事。出版后引起过一些反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遗忘了。

就像那些经历过战争和苦难的人，一个个离开，他们的故事也随着他们一起，被埋进了时间的尘埃里。

念文忽然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不是为名利，不是为荣耀，只是为了让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人和事，多留一点痕迹。

第二天，他去了省档案馆。

档案馆的老王是他的老朋友，听说他的来意，很支持：“陈老师，您这个想法好啊。现在年轻人，有几个知道那段历史的？都忙着赚钱，忙着过好日子，谁还记得那些流血牺牲的人？”

“所以我想做点事。”念文说，“我想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普通人的故事。不只是战场上的英雄，还有那些在后方支持抗战的百姓，那些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

“好，我支持你。”老王说，“需要什么资料，尽管来找我。”

从那天起，念文开始了他的“新工作”。每天早晨，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笔出门，去采访那些还健在的老人。

起初并不顺利。很多老人不愿意讲，一提过去就摇头：“有什么好讲的，都是苦日子。”有的老人记忆力衰退，讲着讲着就糊涂了。有的老人方言重，念文听不懂，得请人翻译。

但他不放弃。一遍遍地拜访，一次次地聊天，慢慢取得了老人们的信任。

第一个对他敞开心扉的，是九十二岁的刘奶奶。老人住在养老院，耳朵背了，眼睛花了，但脑子还清楚。

“您问抗战时候的事啊？”刘奶奶眯着眼睛，“记得，怎么不记得。民国二十六年，我十八岁，刚嫁人。鬼子来了，把我男人抓去修炮楼，累死了。我一个人，带着婆婆和两个小叔子逃难。路上婆婆病死了，小叔子饿死了……”

她讲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念文看见，她干枯的手在微微发抖。

“后来呢？”

“后来啊，我参加了妇救会。”刘奶奶的脸上有了光彩，“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照顾伤员。那时候啊，虽然苦，但心里有盼头。想着总有一天，能把鬼子赶出去，能过上好日子。”

“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刘奶奶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齿，“后悔嫁了个短命鬼？后悔吃了那么多苦？不后悔。我们那一代人，命就是这样。能活下来，能看见新中国，能看见现在的好日子，值了。”

念文录下了刘奶奶的故事。临走时，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孩子，你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啊。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我会的，刘奶奶。”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八十八岁的张爷爷。他是老八路，打过百团大战，负过三次伤，身上有十几处伤疤。

“打仗的事啊……”张爷爷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遥远，“惨啊。一个连一百多号人，一场仗下来，就剩几十个。今天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明天就没了。有的是被子弹打死的，有的是被刺刀捅死的，有的是被炮弹炸碎的……”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念文听出了里面的沉重。

“您怕过吗？”

“怕？怎么不怕。”张爷爷说，“第一次上战场，听见枪响，腿都软了。但你不能跑，跑了就是逃兵，对不起死去的战友，对不起老百姓。后来打多了，就不怕了。死了就死了，反正家人也都被鬼子杀了，没什么牵挂。”

“那您觉得，打仗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张爷爷想了想，“一开始是为了报仇，给家人报仇。后来啊，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为了让更多的人不用像我们一样，家破人亡。”

他掀起衣服，露出胸口的伤疤：“这处，是救一个老乡时被鬼子捅的。那老乡背着孩子逃难，孩子哭，被鬼子听见了。我冲过去，把他们推开，自己挨了一刀。”

伤疤像一条扭曲的蜈蚣，爬在老人干瘪的胸膛上。念文看着，心里充满了敬意。

“值吗？”他问。

“值。”张爷爷毫不犹豫，“那孩子现在也该六十多了吧。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有个八路军叔叔救过他。”

采访进行了三个月，念文记录了二十三位老人的故事。有战士，有百姓，有地下工作者，有医护人员。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苦难中的坚韧，绝望中的希望。

他把这些故事整理成文，配上老照片，做成了一个小册子，取名《不该遗忘的记忆》。

册子印了五百本，他自费。送给学校，送给社区，送给愿意读的人。

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很多人看了之后，主动来找他，讲自己父母、祖辈的故事。有的人拿来老照片，老信件，老物件。念文的书房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抗战记忆博物馆”。

二零零一年春天，念文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的，说看到了他的小册子，想和他合作，正式出版一本书。

“陈老师，您收集的这些故事太珍贵了。”编辑说，“我们想做成一个系列，叫《口述历史》，让更多的人看到。”

念文激动得手都抖了：“好，好，太好了。”

接下来的半年，他更忙了。整理稿件，校对文字，挑选照片，和编辑沟通。常常忙到深夜，但精神特别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妻子李淑芬看着心疼：“老陈，你都退休了，还这么拼，身体吃得消吗？”

“吃得消。”念文说，“淑芬，你不懂。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出名。我就是想……想为那些老人做点事，想为那段历史留点证据。”

“我知道。”李淑芬给他倒了杯茶，“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妈要是知道了，也会心疼的。”

提到母亲，念文的眼睛湿润了。是啊，如果母亲还在，一定会支持他的。她一定会说：“念文，好好做，这是有意义的事。”

二零零二年春天，《口述历史：抗战中的普通人》正式出版。新书发布会上，来了很多人。有被采访的老人和他们的家属，有历史学者，有媒体记者，还有普通读者。

念文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苍老的面孔，那些专注的眼神，心里充满了感激。

“谢谢大家来。”他说，“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这些老人写的，是那段历史写的。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一个传递者。”

他拿起书，翻开第一页：“这本书的第一篇故事，是关于我母亲的。她叫张水仙，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女性。但她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经历了苦难，经历了新中国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

他讲起了母亲的故事。从童养媳到地下工作者，从失去爱人的痛苦到重新组建家庭的坚强，从扫盲班老师到妇联干部。讲得很慢，很细，像在讲一个昨天才发生的故事。

台下很安静。有人擦眼泪，有人点头，有人陷入了沉思。

“我母亲临终前说，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看到祖国完全统一，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了孩子们过上了好日子。”念文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想，如果她能看到今天，看到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看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她一定会很高兴。”

发布会结束后，很多读者来找他签名。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拿着书，眼睛红红的。

“陈老师，谢谢您写了这本书。”她说，“我爷爷也是抗战老兵，去年去世了。他生前很少讲过去的事，我总觉得他不爱我们。看了您的书，我才明白，他不是不爱，是心里装了太多的痛苦，说不出来。”

“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念文问。

“王大山。”

念文翻开采访记录，找到了这个名字：“我采访过他。他是一个很好的老人。”

女孩的眼泪掉下来：“真的吗？您采访过他？”

“真的。”念文翻开书，找到那一页，“你看，这里写的就是你爷爷的故事。”

女孩看着书上的文字，看着爷爷的照片，哭得更厉害了：“谢谢您，陈老师。谢谢您让我知道了爷爷的故事，让我理解了他。”

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念文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值了。

从那以后，他的生活更忙了。除了继续采访，他还受邀去学校、社区、单位做讲座，讲那段历史，讲那些故事。

有时候他会带着母亲的遗物——那支钢笔，那些信，那些笔记。给学生们看，告诉他们，这就是历史的证据，这就是普通人的伟大。

孩子们听得很认真。有的会问：“陈爷爷，您母亲当时害怕吗？”

“害怕啊。”念文说，“但她更怕的是，鬼子来了，孩子们没书读，没饭吃。所以她要去战斗，要去工作，要为新中国的到来尽一份力。”

“那您父亲呢？”

“我父亲啊，”念文笑了，“他更是一个普通人。打过仗，负过伤，后来当了干部，一辈子勤勤恳恳。他常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已经很幸运了。他要好好活着，替他们看看这个新世界。”

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念文知道，这些故事，这些精神，正在一点点地，种进他们的心里。

二零零五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念文受邀参加了国家级的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他见到了很多抗战老兵，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活动结束后，一位领导握着他的手说：“陈念文同志，你做的这些工作，很有意义。历史需要记录，精神需要传承。谢谢你。”

念文很激动，但也很清醒：“这是我应该做的。那些老人，那些故事，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历史。”

那一年，他的第二本书《口述历史：解放战争中的普通人》也出版了。同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的书房里，奖状、奖杯越来越多。但他最珍视的，是那些读者来信，是那些老人和家属的感谢，是那些孩子们听完讲座后写来的感想。

二零零八年，念文七十岁了。孩子们要给他办寿宴，他拒绝了：“别浪费那个钱。把钱捐给希望小学吧，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

生日那天，他只是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他来到书房，坐在母亲的遗像前。

“妈，我七十岁了。”他轻声说，“您要是在，该八十八了。您常说要活到八十岁，看看祖国完全统一。可惜，您没等到。”

“不过妈，您放心。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了，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台湾问题也一定会解决的。您和爸，还有生父，在天上看着，一定会高兴的。”

遗像上的水仙，微笑着，眼神温柔。像在说：好孩子，妈为你骄傲。

窗外，月光很好。城市的灯火璀璨，车流如织。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繁荣的年代，一个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年代。

念文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看着这座城市的夜景，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希望。

感恩那些为这个国家付出过的人，希望这个国家的未来更美好。

他知道，自己老了，做不了太多事了。但他相信，他记录的那些故事，传递的那些精神，会像种子一样，在下一代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就像母亲最喜欢的水仙花，虽然平凡，虽然不起眼，但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开出最洁白的花，散发出最持久的芬芳。

而这，就是传承的意义。

让记忆不灭，让精神不死，让一代又一代人，在回望历史时，能够汲取力量，在面向未来时，能够充满信心。

这就是他，一个普通老人的，普通而伟大的使命。

而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这是母亲的遗产，是父亲的嘱托，是他们那一代人，留给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第二十二章 寻找与传承（上）

二零零九年的春天，念文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

信是从台湾寄来的，繁体字，竖排，信封上工整地写着“陈念文先生亲启”。寄信人叫李念乡，地址是台北市的一个街道。

念文的心猛地一跳。李念乡？这个名字……他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你的生父叫陈文轩……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为你骄傲。”

难道……

他颤抖着手拆开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宣纸，散发着淡淡的墨香。

“陈念文先生台鉴：

冒昧来信，望请见谅。我是李念乡，现居台北。近日拜读大作《口述历史：抗战中的普通人》，心中感慨万千。书中关于张水仙女士的故事，尤其让我动容。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先生可否告知更多关于张水仙女士的信息？因家母临终前曾提及，我可能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兄长，姓名与先生相同。家母说，民国三十年左右，她在山西曾短暂收留一位带着婴儿的年轻女子，后因战乱失散。那位女子自称姓张，孩子叫念文。

如果先生方便，可否一叙？无论结果如何，皆感谢。

李念乡 敬上
二零零九年三月”

念文的手抖得厉害，信纸差点掉在地上。他一遍遍地读着那几行字，脑子里嗡嗡作响。

李念乡……念乡……思念家乡？

难道……难道这就是母亲当年丢失的那个孩子？那个被狼叼走的孩子？

可是母亲不是说，孩子被狼叼走了吗？怎么会在台湾？

他想起母亲晚年的一个习惯——每年清明节，除了给陈文轩烧纸，还会在一个小土堆前烧纸。他问过，母亲说：“给一个没来得及出生的孩子。”

现在想来，那不是没出生的孩子，是出生后丢失的孩子。

念文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他拿起电话，想打给妹妹爱华，但手抖得按不准号码。他放下电话，在书房里走来走去，脑子里乱成一团。

如果李念乡真的是母亲丢失的那个孩子，那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可是母亲到死都以为孩子死了，如果她知道孩子还活着，还在台湾，该有多高兴，又多难过。

高兴的是孩子还活着，难过的是母子今生不能再相见。

平复了半个小时，念文终于冷静下来。他重新拿起信，仔细分析。

李念乡说他的母亲曾收留一位带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时间在民国三十年左右。那正是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念文逃难的时候。地点在山西，也对得上。

李念乡说那位女子自称姓张，孩子叫念文。这更是完全吻合。

可是……可是母亲明明说孩子被狼叼走了啊。难道……

念文忽然想起一个细节。母亲讲那个故事时，总是说“地上一摊血，和一些碎布，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她一直以为孩子被狼叼走了。但有没有可能，孩子是被人抱走了？而那摊血和碎布，只是狼叼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

他越想越觉得可能。战乱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一个婴儿在山洞里，被路过的好心人抱走，完全有可能。

只是那个人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台湾？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念文决定回信。他铺开信纸，拿起笔，却发现手还在抖。他放下笔，走到母亲的遗像前。

“妈，”他轻声说，“我可能……可能找到您丢失的那个孩子了。他在台湾，叫李念乡。您在天上，能看到吗？”

遗像上的水仙依然微笑着，眼神温柔得像水。念文忽然觉得，母亲好像早就知道了，早就原谅了，早就释怀了。

他回到书桌前，重新拿起笔。

“李念乡先生台鉴：

来信收悉，心中震动难以言表。张水仙正是家母，我便是陈念文。

关于您所述之事，家母生前确曾提及民国三十年逃难时，曾将一婴儿置于山洞中，回寻时只见血迹与碎布，以为被狼叼走，为此悲痛一生。

若您方便，可否告知更多细节？比如令堂姓名，当年情况，以及您如何到的台湾？

盼复。

陈念文 敬上
二零零九年四月”

信寄出去后，念文开始了焦灼的等待。每一天都去查看信箱，每一天都失望而归。台湾到大陆的信件，要走多久？他不知道。

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所有东西。那些信，那些笔记，那些老照片。他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线索。

在一本笔记本的夹页里，他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小纸片。纸片上用铅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几个字：“宝宝，对不起，娘不该把你一个人留下。”

字迹很淡，纸张很脆，像是被泪水打湿过又干了。念文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他能想象，母亲写下这几个字时，心里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自责。

他把纸片小心地夹进一个透明的塑料套里，放在书桌上。每天看着，心里就多一分找到那个孩子的决心。

一个月后，回信终于来了。这次是挂号信，厚厚的一封。

念文几乎是跑着去邮局取的。回到家，锁上门，他才小心翼翼地拆开。

信很长，有五页纸。李念乡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陈先生：

收到回信，激动不已。现将我所知情况如实相告。

家母姓周，名秀兰，原是山西太原人。民国三十年春，她随家人逃难至太行山区。途中，在一山洞发现一啼哭婴儿，襁褓中有张字条，上书‘念文’二字。四周无人，只有血迹与碎布。家母以为其家人遭遇不测，便将婴儿抱走。

后家母与家人失散，独自带着婴儿继续逃难。途中结识一李姓军官，结为夫妻。民国三十八年，随军迁台。在台后，家母一直将念文视如己出，取名念乡，意为不忘故乡。

家母临终前，将此事告知于我。她说：‘你本姓陈，名念文。你生母姓张，是个坚强的女子。若有机会，定要寻她。’但因两岸隔绝，一直未能如愿。

直至近年开放探亲，我方开始寻找。但信息太少，如同大海捞针。直到看到先生大作，见张水仙女士故事，时间、地点、姓名皆吻合，方冒昧来信。

随信附上家母所留字条照片，及我幼时照片一张。不知先生可否辨认？

另，若方便，可否进行DNA比对？以确认真实。

盼复。

李念乡 敬上”

念文颤抖着拿起信封里掉出来的照片。一张是字条的照片，字迹已经模糊，但“念文”两个字还能辨认。另一张是一个婴儿的黑白照片，胖乎乎的，眼睛很大。

他冲到书房，翻出自己婴儿时的照片。两张照片放在一起，虽然不是一个角度，但眉眼间的相似，让他心头一震。

难道……难道真的是？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在医学院工作的女婿。

“爸，什么事？”

“小吴，我想做DNA比对。需要什么手续？”

“DNA比对？和谁？”

“可能……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爸，您确定吗？这可不是小事。”

“我确定。你快告诉我，需要什么。”

女婿详细说明了流程。需要双方的血液或口腔黏膜样本，送到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如果是两岸之间，手续会更复杂一些。

挂断电话，念文开始写回信。这次，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讲述了母亲的一生，从童养媳到地下工作者，从失去爱人的痛苦到重新组建家庭的坚强。也讲了自己的人生，讲了父亲赵铁柱，讲了妹妹爱华和弟弟爱国。

最后他写道：“李念乡先生，无论DNA结果如何，你寻找生母的这份心意，已让我感动。若你确是家母丢失的孩子，那我便是你同母异父的兄长。若你不是，我们也可成为朋友，共同追忆那段历史。”

信寄出后，念文开始准备样本。他按照女婿说的，用棉签采集了自己的口腔黏膜细胞，密封好。然后开始漫长的等待。

等待的日子里，他常常梦见母亲。梦见她抱着一个婴儿，在战火中奔跑；梦见她站在山洞口，绝望地哭泣；梦见她晚年时，望着南方，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你在哪里？”

每次醒来，他都泪流满面。

两个月后，李念乡的回信来了。信里附上了他的样本，还有一张近照。

照片上的男人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儒雅斯文。念文看着那张脸，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人，长得有点像母亲，也有点像自己。

也许，这就是血缘的奇妙。

他把两份样本送到北京一家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需要一个月时间。

这一个月，可能是念文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他吃不下，睡不好，常常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发呆。

爱华和爱国知道了这件事，都震惊不已。他们轮流来陪他，安慰他。

“哥，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支持你。”爱国说，“如果真是咱们的兄弟，那就太好了。妈在天上，一定会很高兴。”

“是啊，哥。”爱华说，“妈这辈子太苦了。如果能找到她丢失的孩子，也算是对她的一种安慰。”

念文点点头，但心里还是很忐忑。万一不是呢？万一只是巧合呢？

一个月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念文接到电话时，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听筒。

“陈先生，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说，“经过比对，您和李念乡先生的DNA相似度达到99.99%，可以确定你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电话掉在了地上。念文呆呆地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找到了。真的找到了。母亲丢失了六十八年的孩子，找到了。

泪水模糊了视线。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样子，想起她握着父亲的手说：“铁柱，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孩子。我没能保护好他……”

如果母亲知道，那个孩子还活着，还活得好好的，该有多高兴。

他蹲下身，捡起电话。那边的工作人员还在问：“陈先生？陈先生您还好吗？”

“我……我很好。”念文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谢谢……”

挂断电话，他来到母亲的遗像前，跪了下来。

“妈，”他哭着说，“我找到了，找到弟弟了。他还活着，在台湾。他过得很好，是个好人。妈，您听见了吗？您可以安心了。”

遗像上的水仙，依然微笑着，但念文觉得，那笑容里，多了几分欣慰，几分释然。

当天晚上，他给李念乡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了他检测结果。信的最后，他写道：

“念乡弟：

检测结果已出，你我确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六十八年分离，今日终于相认。母亲若在天有灵，定会欣慰。

母亲一生坚强，历经苦难，但从未失去希望。她若知你还活着，且过得很好，定会含笑九泉。

盼早日相聚。

兄 念文 敬上”

信寄出后，念文开始准备去台湾的手续。虽然两岸已经开放探亲，但手续依然繁琐。他跑了很多部门，填了很多表格，等了很长时间。

等待期间，他和李念乡通了电话。第一次通话时，两个人都很激动，话都说不利索。

“哥……我是念乡。”

“念乡……我是念文。”

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只是在电话里哭。六十多岁的老人，哭得像孩子一样。

哭够了，才开始说话。说各自的人生，说对母亲的思念，说对未来的期待。

李念乡说，他在台湾当了一辈子老师，退休后也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记录老兵的故事。他说，这是母亲临终前的嘱托——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根。

念文听了，心里一动。原来，即使分隔两岸，即使成长环境不同，他们还是走上了相似的道路。这也许，就是血脉中的传承吧。

二零零九年十月，手续终于办好了。念文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

飞机起飞时，他看着窗外的土地，心里百感交集。母亲一生都没能离开大陆，现在，他要替母亲去看一看，她丢失的孩子生活的地方。

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

走出舱门的那一刻，念文的心跳得厉害。他拖着行李箱，随着人流往前走。在接机口，他看见一个举着牌子的老人，牌子上写着“接陈念文兄长”。

那就是李念乡。和照片上一样，花白头发，戴着眼镜，儒雅斯文。

两个人隔着人群对望，然后同时走向对方。

没有拥抱，没有痛哭，只是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哥。”

“念乡。”

手很温暖，很有力。握了很久，都不舍得松开。

“走，回家。”李念乡说，“家里人都等着呢。”

回家的路上，两个人坐在车里，很少说话，只是不时地互相看看，然后笑笑。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却像认识了很久很久。

李念乡的家在台北的一个老社区，房子不大，但很整洁。客厅里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字画，透着书香气息。

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还有孙子孙女。一家人热情地接待念文，做了一桌子的菜。

饭后，李念乡拿出一个铁盒子：“哥，这是我养母留下的。她说，如果有一天能找到你的生母，就把这个交给她。”

铁盒子已经生锈了。念文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些旧物——一张泛黄的字条，上面写着“念文”；一块褪色的红布，像是从襁褓上剪下来的；还有几张老照片。

最下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致念文生母”。

念文颤抖着手打开信。信纸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很工整：

“不知名的母亲：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可能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民国三十年春，我在太行山一山洞中，发现你的孩子。襁褓中有字条，知其名念文。四周有血迹与碎布，不见你的踪影。我以为你遭遇不测，便将孩子抱走。

我给他取名念乡，意为不忘故乡。我会将他视如己出，好好抚养。若你还在人世，请放心。若你已不在，请安息。

一个路过的母亲 周秀兰 民国三十年四月”

念文的眼泪滴在信纸上。他能想象，那位周秀兰女士，在山洞里发现一个婴儿时，心里是多么的挣扎，多么的善良。她不但救了孩子，还为他改名念乡，让他不要忘记根。

“你养母……是个好人。”他哽咽着说。

“是。”李念乡点头，“她对我很好，像亲生母亲一样。她临终前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帮我找到生母。她说，你的生母一定是个坚强的女子，能在战乱中生下孩子，一定很不容易。”

“是，她很坚强。”念文说，“她等了你一辈子，找了你一辈子，到死都以为你不在了。”

兄弟俩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那天晚上，念文住在李念乡家。两个人聊到很晚，聊母亲，聊各自的人生，聊对历史的看法。

“哥，你知道吗？”李念乡说，“在台湾，很多人都不愿意提过去的事。觉得那是伤痛，是屈辱。但我觉得，历史不能被忘记。忘记了，就对不起那些牺牲的人，对不起我们的根。”

“是啊。”念文说，“所以我退休后，一直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我想把那些普通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让后代知道，他们的今天是怎么来的。”

“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李念乡说，“我采访了很多老兵，记录他们的故事。很多老兵说，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大陆看看，能叶落归根。”

“那我们可以合作。”念文说，“把两岸的老兵故事都记录下来，做成一个完整的记忆。”

“好！”李念乡的眼睛亮了，“这个想法好。历史不应该被分割，记忆不应该被切断。”

那一夜，两个失散了六十八年的兄弟，因为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找到了更深层次的连接。

他们不只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更是志同道合的同行者。

窗外的台北，灯火璀璨。这座城市的夜晚，和大陆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宁静而美丽。

而在某个角落，两个老人，因为一段历史，因为一份记忆，因为一个共同的心愿，终于团聚了。

虽然来得太晚，但终究还是来了。

这就够了。念文想。对母亲，对历史，对所有期待团圆的人，都够了。

因为团圆从来不会太晚，只要心还在，记忆还在，希望就还在。

而他和念乡要做的，就是让这份希望，永远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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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寻找与传承（下）

二零零九年底，念文从台湾回到大陆。行李箱里多了几本厚厚的相册、几盒录音带，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合作计划。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舷窗外是翻滚的云海，像极了这七十年间被海峡隔开的岁月。念文靠着椅背，手里握着一枚小小的玉佩——那是临别时念乡送给他的，说是养母周秀兰留下的遗物，玉佩上刻着一个“安”字。

“养母说，这个‘安’字，是她对我生母的祝福。”念乡当时红着眼圈，“她说，战乱年代，能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气。她祝我的生母平安，祝所有的母亲和孩子都能平安。”

念文摩挲着玉佩温润的表面，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为母亲终于找到了丢失的孩子而欣慰，为这份迟来了半个多世纪的团圆而感慨，也为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在那个艰难年代展现出的善良和坚韧而感动。

回到家，妻子李淑芬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儿女们也都来了，围着他问东问西。

“爸，见到叔叔了吗？他长什么样？”
“大伯，台湾什么样？和咱们这儿一样吗？”
“哥，DNA结果真的确认了吗？”

念文一边吃饭，一边慢慢讲述。讲台北的老街巷，讲弟弟家的书香气息，讲那些感人的重逢时刻，讲兄弟俩彻夜长谈的计划。

“我们打算合作做一个项目，”念文放下筷子，眼神明亮，“名字暂定叫《两岸记忆：普通人的抗战岁月》。从两岸收集普通人的抗战故事，记录那段共同的历史。”

“这个想法好。”女婿小吴说，“爸，需要我帮忙吗？我在出版社有认识的人。”

“需要，太需要了。”念文说，“不过不急，先让我把从台湾带回来的资料整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念文一头扎进了书房。他把从台湾带回来的录音带转换成数字文件，把照片扫描存档，把笔记一一誊录。书房里常常彻夜亮着灯。

李念乡寄来的第一份资料，是关于一个台湾老兵的。老人叫林大山，山东人，民国三十八年随部队到了台湾，从此再也没能回去。录音带里，老人的声音苍老而浑浊，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俺老家在泰安，家里有爹，有娘，有个妹妹。民国三十七年，俺十八岁，被抓了壮丁。走的时候，娘追出来，塞给俺两个窝窝头，说：‘儿啊，打完仗就回来。’俺说：‘娘，您等着，俺一定回来。’”

录音里传来压抑的抽泣声，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这一等，就是六十年。爹娘早不在了，妹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俺在台湾成了家，有了孩子，可是心里头，总觉得缺了一块。夜里做梦，常梦见娘站在村口等俺，醒来枕头都是湿的……”

念文听着，眼眶也湿了。这样的故事，他在大陆听过很多，在台湾听到，感觉更加复杂。同样的思念，同样的乡愁，被一道海峡隔开，却从未断绝。

另一盒录音带里，是一个台湾老太太的故事。她叫王美玉，福建人，民国三十八年跟着父母逃难到台湾，那年她十二岁。

“……船很小，人很多，挤得像沙丁鱼。我抱着弟弟，坐在角落里。爹说：‘美玉，抱紧弟弟，到了台湾就好了。’可是到了台湾，日子也不好过。住眷村，吃配给，常常想老家。想老家的榕树，想老家的土楼，想奶奶做的咸饭……”

“后来开放探亲了，我回去过。老家变了，土楼还在，但里面住的人都不认识了。奶奶早不在了，爹娘的坟都找不到了。站在村口，我哭了。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啊，可是我已经成了客人……”

念文记录着这些故事，心里沉甸甸的。他想起母亲常说的话：“战争最大的伤害，不是死了多少人，是让多少人家破人亡，骨肉分离。”

是啊，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战争的创伤都是一样的。思念是一样的，乡愁是一样的，对和平的渴望也是一样的。

整理完第一批资料，念文开始着手策划书稿的框架。他打算按照时间顺序，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到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再到战后两岸分离，一直讲到现在的交流与融合。

每一章，都选取几个普通人的故事，有大陆的，也有台湾的。通过这些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展现那个时代的全貌。

“爸，您这个框架太好了。”女儿陈静看了计划书后说，“不过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个章节，专门讲两岸寻亲的故事。您和叔叔的故事，就可以放在这一章。”

“对，这个主意好。”念文眼睛一亮，“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两岸家庭，都有寻亲的故事。这些故事，最能体现血脉相连、亲情不断。”

说干就干。念文开始收集两岸寻亲的故事。他联系了大陆的台办、红十字会，也请念乡在台湾帮忙收集。很快，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汇集而来。

有台湾老兵寻找大陆亲人的，有大陆亲属寻找台湾亲人的，有通过媒体、通过信件、通过托人带话，各种方式，各种曲折。有的找到了，团圆了；有的找到了，但亲人已经不在了；有的至今还在寻找。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辛酸史，也是一段亲情赞歌。

收集故事的同时，念文和念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周通一次电话，每月写一封信。虽然现在通讯发达了，但他们还是喜欢写信，觉得信更正式，更有仪式感。

在信中，他们不仅讨论工作，也聊家常，聊对母亲的回忆，聊各自的生活。

“哥，今天去了养母的墓。告诉她，我找到哥哥了，找到根了。我想，她在天上一定会很高兴。”念乡在一封信中写道。

“念乡，今天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她晚年写的一首小诗：‘杏花谢了又开，燕子去了又来。只有我的孩子，一去不回头。’她直到晚年，还在想你。”念文回信。

兄弟俩隔着海峡，用文字传递着思念，也传递着温暖。

二零零九年春节，念乡第一次来大陆探亲。飞机落地时，念文全家都去机场接他。当念乡推着行李车走出来时，念文迎上去，兄弟俩紧紧拥抱。

“哥，我回来了。”

“欢迎回家。”

这个春节，是陈家最热闹的一个春节。爱华和爱国都带着家人来了，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挤满了念文的家。

年夜饭桌上，念乡拿出从台湾带来的金门高粱酒：“哥，咱们兄弟喝一杯。”

“好，喝一杯。”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兄弟俩一饮而尽，眼里都有泪光。

“这第一杯酒，敬母亲。”念文说，“愿她在天上，能看到我们今天团圆。”

“第二杯酒，敬养母。”念乡说，“感谢她救了我，养了我。”

“第三杯酒，”念文举起杯，看着满桌的家人，“敬所有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愿他们都能团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三杯酒下肚，气氛更加热烈。孩子们表演节目，孙子孙女们跑来跑去，笑声充满了房间。

念乡看着这一切，感慨万千：“哥，我从来没过过这么热闹的年。在台湾，我们家人口少，过年总是冷冷清清的。”

“以后每年都来。”念文拍拍他的肩，“这儿就是你的家。”

“对，叔叔，以后每年都来。”侄女陈静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饭后，兄弟俩来到阳台。除夕夜的天空，烟花绽放，把夜空染成绚丽的颜色。

“真美啊。”念乡说。

“是啊，真美。”念文说，“念乡，你知道吗？母亲晚年常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祖国统一，能看到所有的家庭都能团圆。”

“现在，她在天上一定看到了。”念乡望着天空，“虽然还没有完全统一，但我们在努力，在交流，在融合。总有一天，所有的隔阂都会消失，所有的分离都会结束。”

“会的，一定会的。”念文坚定地说。

春节过后，念乡回了台湾。但兄弟俩的合作更加紧密了。他们分头收集资料，定期交流，共同撰写书稿。

有时候，他们会为一个细节争论。比如，对于某个历史事件的表述，两岸的视角可能不同；对于某些人物的评价，两岸的看法可能有差异。

但每次争论，都以互相理解和包容结束。

“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念乡在电话里说，“但对我们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有些记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否认历史，只是在呈现不同视角下的历史。”

“我理解。”念文说，“历史本来就是多面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统一口径，而是呈现真实，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理解。”

“对，呈现真实，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岸记忆：普通人的抗战岁月》初稿完成了。书稿分上下两册，上册讲抗战时期，下册讲战后两岸分离与寻亲。共收录了三百多位普通人的故事，配有两百多张老照片。

书稿送审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内容，审核部门认为太敏感，建议删改。有些表述，被认为可能引起误解。

念文和念乡沟通后，决定做一些调整，但坚持核心内容不变。

“我们不能为了出版而出版。”念文说，“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那些讲述故事的人负责。”

“对。”念乡说，“如果某些内容暂时不能公开，我们可以先保留，等时机成熟再发表。”

经过几轮修改，书稿终于通过了审核。二零一零年九月，在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之际，《两岸记忆：普通人的抗战岁月》正式出版。

新书发布会选在北京和台北同时举行，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念文在北京会场，念乡在台北会场。

发布会来了很多人。有历史学者，有媒体记者，有故事主人公和他们的家属，还有普通读者。

念文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苍老的面孔，那些期待的眼神，心里充满了感动。

“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也不是我和弟弟两个人写的。”他说，“是这三百多位老人写的，是那段历史写的。我们只是记录者，是传递者。”

他翻开书，读了一段：“‘俺叫林大山，山东泰安人。民国三十七年离开家，再也没回去。娘说，打完仗就回来。可是仗打完了，俺回不去了……’”

台下很安静，有人在擦眼泪。

“这样的故事，在两岸还有很多很多。”念文继续说，“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是一样的。思念亲人，渴望团圆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台北会场，念乡也发表了讲话：“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更不应该被割裂。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两岸的读者看到，我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血脉。”

发布会结束后，很多读者围上来，要求签名，要求合影。有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书，眼睛红红的。

“陈老师，谢谢您写了这本书。”他说，“我父亲是台湾老兵，去年去世了。他临终前说，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回大陆看看。看了您的书，我觉得，我替父亲看到了。”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念文问。

“林大山。”

念文一愣，翻到书中林大山故事的那一页：“是这位林大山老人吗？”

“是，就是他。”男人的眼泪掉下来，“我父亲生前，很少讲过去的事。看了您的书，我才知道他心里有多苦。谢谢您，谢谢您记录了他的故事。”

念文握着男人的手，久久说不出话。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两岸记忆》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媒体做了报道，很多学校把它列为课外读物，很多读者写信来表达感谢。

最让念文感动的，是一封来自台湾中学生的信：“陈爷爷，谢谢您和您弟弟写了这本书。以前上历史课，总觉得那段历史离我们很遥远。看了您的书，我才知道，那段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的太爷爷也是抗战老兵，以前我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望着北方发呆，现在我明白了。我会好好珍惜现在的和平，也会告诉我的同学，历史不能被忘记。”

念文把信读给念乡听。电话那头，念乡沉默了很久。

“哥，我们做对了。”他终于说，“我们让下一代知道了，他们从哪儿来，他们的根在哪儿。”

“是啊，我们做对了。”念文说，“念乡，我想，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为我们骄傲的。”

“一定会的。”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书桌上，照在那枚刻着“安”字的玉佩上，闪闪发光。

念文拿起玉佩，握在手心里。温润的触感，像母亲的手，像所有善良的、坚韧的、充满爱的母亲的手。

他想，这枚玉佩上的“安”字，不仅是周秀兰对生母的祝福，也是所有母亲对孩子的祝福，是所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对和平的祈愿。

而他，和念乡，和所有记录历史、传承记忆的人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安”字，不仅仅是一个祝福，更是一个承诺——

承诺不忘历史，承诺珍惜和平，承诺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安宁的天空下，健康成长。

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遗产。

 

 

第二十四章 银元之谜的尾声

二零一三年春天，一封信打破了陈念文平静的退休生活。

信是从山西寄来的，寄信人叫张保国——就是母亲口中的“小石头”，李守仁的儿子，母亲曾经的“小丈夫”。算起来，这位舅姥爷今年该有八十八岁了。

念文拆开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红线竖格纸，字迹颤抖但工整：

“念文贤侄：

见字如面。我是你舅姥爷张保国，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你母亲水仙在世时，我们曾通过几封信。

今有一事，思来想去，觉得该告诉你。此事关乎你母亲的身世，也关乎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近日老家村子拆迁，我在老宅地基下挖出一个铁盒，内有我父亲李守仁的遗书及一些物件。遗书中提及你母亲当年之事，并托我将一物转交于她。可惜水仙已故，此物当由你继承。

若方便，盼来山西一叙。

张保国 敬上
二零一三年三月”

念文的心猛地一跳。李守仁的遗物？关于母亲的身世？

他想起母亲在世时，偶尔会提起那个地主公公。“你姥爷是个好人，”母亲总是这么说，“要是没有他，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识字。”但关于具体的事情，母亲说得很少。

念文当即决定去山西。他给张保国打了电话，约好了时间。

山西的春天来得晚，四月初了，路边的杨树才刚冒出嫩芽。念文坐火车到了太原，又转长途汽车到了县城，最后坐上一辆三轮车，颠簸了两个小时，才到了张保国所在的村子。

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依山而建。大部分房子都是新盖的砖房，只有村东头还有几间破旧的土坯房，正在拆迁。

张保国家就在其中一间还没拆的土坯房里。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念文进来，颤巍巍地站起来。

“你是……念文？”

“是我，舅姥爷。”念文赶紧上前扶住他。

老人很瘦，背驼得厉害，但眼睛还很亮。他上下打量着念文，点点头：“像，真像你母亲。眼睛像，鼻子也像。”

进屋坐下，张保国从一个旧木箱里取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已经锈迹斑斑，但锁还完好。

“这是前几天拆迁时，在原来李家大院的地基下挖出来的。”张保国说，“我父亲埋的，埋了七十多年。”

他打开铁盒。里面有几样东西：一本线装日记本，一个油纸包，还有几枚生锈的银元。

“你先看这个。”张保国把日记本递给念文。

日记本很旧，纸张泛黄发脆。念文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工整的毛笔字：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初九记：今日豆腐庄惨案，痛彻心扉。身为村长，无力保护村民，愧对祖宗。日军凶残，必卷土重来。吾已将家财尽数转移，以备抗战之需。若吾不幸遇难，见此日记者，当知吾心。”

念文的心一沉。继续往下翻。

日记断断续续，记录了李守仁在抗战时期的活动：组织村民转移，暗中资助八路军，保护地下工作者。有些页上还有简单的账目记录——“某月某日，送小米三担至后山”“某月某日，购枪两支，大洋五十”。

翻到民国二十七年三月的一页，念文的手停住了。

“今日收留一女子，名水仙，年十七，原为吾家童养媳。此女聪慧坚韧，虽命运多舛，却心怀大义。吾教其识字，导其向善，望其将来能为国家所用。若吾有不测，当还其自由，助其寻亲。”

后面还有几处提到水仙：

“水仙进步很快，已能读《三字经》。近日帮组织传递消息，胆大心细，可造之材。”
“今日水仙问：‘老爷，我们为什么要打鬼子？’吾答：‘不为别的，就为让孩子们能安心读书，让女人们能平安持家。’”
“水仙与教书先生陈文轩相恋，吾心甚慰。此二人志同道合，若成眷属，必为佳话。惜时局动荡，前路未卜。”

念文看着这些文字，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的场景——年轻的母亲在书房识字，在院子里放哨，在战火中成长。而李守仁，这个她口中的“地主公公”，原来一直在暗中保护她，引导她。

翻到日记最后一页，是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的记录：

“日军逼近，转移在即。吾已将大部分家财资助八路军，剩余部分藏于老槐树下。若抗战胜利，此财当用于重建村庄，资助教育。特别嘱：若水仙有难，当以此财助之。此女命苦，当得善终。”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墨色不同，显然是后来加上去的：

“保国吾儿：若见你水仙姐，告之，为父视她如己出，从未当她是童养媳。愿她一生平安。”

念文的眼泪掉下来，滴在日记本上。他想起母亲晚年常说：“你姥爷是个好人，可惜死得太早。”现在他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说。

“还有这个。”张保国打开油纸包。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李守仁亲笔写的一份声明：

“立字人李守仁，山西张家庄人。今自愿解除与张水仙之童养媳契约，还其自由之身。自即日起，张水仙非我李家之人，可自由婚嫁，自由生活。此前所付银元一块、高粱米两斗，作为资助，无需偿还。立此为证。民国二十七年六月”

纸的背面，还有一行字：“此声明交水仙亲收。若吾不测，由吾子张保国转交。”

念文的手颤抖着。原来，母亲早就自由了。在李家的时候，李守仁就给了她自由。只是后来战乱，这份声明没能及时交到她手里。

“我父亲临终前，”张保国缓缓开口，“把我叫到床边，说：‘保国，记住，槐树下埋着东西。等太平了，挖出来，该用的用，该还的还。特别是水仙那孩子，要是能找到她，一定要帮她。’”

“可是后来……”老人叹了口气，“后来我参加了八路军，打仗，受伤，被俘，九死一生。等解放后回到老家，房子没了，树也没了，什么都找不到了。我也试着找过你母亲，可是战乱年代，人海茫茫，哪里找得到。”

“直到八十年代，”他继续说，“我突然经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五六岁，被我爹火急火燎地放到灶台底下。进去之前，他指着一个方向说：‘银元都在小瑶瑶里。’”

“小瑶瑶？”

“就是埋东西的地方。”张保国解释，“我们这里的土话，叫藏东西的地方‘瑶瑶’。我醒来后，仔细回想，我爹指的方向，应该是院子里的槐树。”

“可是槐树早就没了。”

“是啊，早就没了。”老人苦笑，“老家房子几经易手，树被人砍了，地也平整了。我想找，也不知道从何找起。这些年，这个梦一直缠着我，像是父亲的嘱托没完成，心里不安。”

“那您现在……”

“现在老房子拆迁，我才想着，也许地基下还有东西。”张保国指着铁盒子，“果然，找到了。虽然不是银元，但比银元更珍贵。”

念文看着铁盒里的东西——日记，声明，几枚生锈的银元。这些，就是李守仁留下的全部了。没有巨额的财富，只有一颗赤诚的心，一份深沉的爱。

“舅姥爷，这些银元……”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张保国说，“他一辈子攒下的家业，大部分资助了八路军，剩下的，应该就在这些银元里了。可惜，大部分可能早就被人挖走了，只剩这几枚。”

他把银元推到念文面前：“这些，应该给你。我父亲说，如果水仙有难，要帮她。现在水仙不在了，你是她的孩子，该由你来继承。”

“不，舅姥爷，我不能要。”念文推辞，“这是您父亲留给您的。”

“我已经老了，要这些有什么用？”张保国摇摇头，“而且，我父亲的心愿，是这些钱能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念文，你是个文化人，在做有意义的事。这些钱，你拿去，继续做你的事。”

念文沉默了。他看着那几枚银元，虽然生锈了，但在阳光下，依然闪着微弱的光。这光，穿越了七十多年的时光，从一个善良的老人手里，传到了他的手里。

“好，我收下。”他终于说，“但我不会自己用。我会用这些钱，建立一个‘李守仁纪念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您父亲一生重视教育，这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张保国的眼睛亮了：“好！这个主意好！我父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那天晚上，念文住在张保国家。老人讲了很多往事，讲李守仁，讲水仙，讲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你母亲刚来我家时，才五岁，瘦得皮包骨头。”张保国回忆，“我那时三岁，体弱多病，总是哭闹。你母亲就抱着我，哄我，给我唱歌。虽然她自己也是个孩子。”

“后来我长大了，知道她是我童养媳，还不好意思。可她总是说：‘石头，我是你姐姐，永远是你姐姐。’”

“民国二十七年，我父亲送她走时，我哭得稀里哗啦。她抱着我说：‘石头乖，等打跑了鬼子，姐姐回来看你。’可是后来……后来我再见到她，已经是几十年后了。”

“您后来见过我母亲？”

“见过一次。”张保国说，“八十年代，我去阳泉出差，顺路去看她。她老了，我也老了。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很久。她说她这一生，最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陈文轩。我父亲教她做人，陈文轩教她认字，教她革命道理。”

“她还说，”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因为她的缘故，我父亲把家财都资助了八路军，没给我留下什么。我说：‘姐，你说什么呢？我父亲做得对。没有国，哪有家？’”

念文听着，心里充满了感动。这就是那一代人，胸怀大义，不计私利。

“对了，”张保国忽然想起什么，“还有一件事。你母亲当年入党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但不详细。”

“我父亲日记里应该有记录。”张保国翻到某一页，“你看，这里写着：‘今日陈文轩介绍水仙入党，在煤油灯下宣誓。水仙不识字，但信念坚定。吾心甚慰。’”

念文看着那行字，想象着当年的场景——年轻的母亲，在煤油灯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她不识字，但她知道，她在为什么而奋斗。

“你母亲后来想找入党证明人，但找不到。”张保国说，“那些人都牺牲了。但她从没抱怨过，总是说：‘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已经很幸运了。’”

是啊，母亲总是这么说。念文想起母亲晚年，虽然因为党龄问题待遇受影响，但她从不计较。她说，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看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第二天，念文要走了。张保国送他到村口。

“念文，这些资料，你好好保存。”老人握着他的手，“这是历史，是记忆，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见证。”

“我会的，舅姥爷。”念文郑重地说，“我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好。”张保国的眼睛湿润了，“你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三轮车开动了。念文回头，看见老人还站在村口，佝偻的身影在晨光中，像一尊雕塑。

车子颠簸着，离村子越来越远。念文抱着铁盒子，心里沉甸甸的，又暖洋洋的。

沉甸甸的是历史的重量，暖洋洋的是人性的温度。

他打开铁盒，再次看着那些物件。李守仁的日记，给母亲的自由声明，几枚生锈的银元。这些简单的东西，却承载着那么复杂而深沉的情感——一个老人对国家的爱，对晚辈的关怀，对正义的坚守。

而母亲，就是在这种爱的滋养下，从一个不识字的童养媳，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个优秀的母亲。

这就是传承。不是金银财宝的传承，是精神、是品格、是爱的传承。

李守仁把善良和正义传给了母亲，母亲把坚韧和乐观传给了他，现在，他要继续把这一切传下去。

回到省城后，念文开始着手筹建“李守仁纪念基金”。他用自己的积蓄，加上那几枚银元——虽然不值多少钱，但象征意义重大——作为启动资金。

基金的第一笔资助，给了山西一个贫困山村的小学。学校建在山上，条件艰苦，但孩子们学习很努力。

资助仪式上，念文讲述了李守仁的故事，讲述了这几枚银元的来历。

“七十多年前，一个叫李守仁的老人，把毕生积蓄用来支持抗战，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对孩子们说，“今天，这几枚银元来到这里，希望能帮助你们好好读书，长大成才，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孩子们听得认真。虽然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那段历史，但他们记住了“李守仁”这个名字，记住了“帮助他人”这个道理。

这就够了。念文想。种子种下了，总有一天会发芽，会开花，会结果。

从山西回来后，念文开始整理这次寻访的资料。他要把李守仁的故事写出来，把母亲早年的经历补充完整，把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呈现出来。

写作过程中，他常常想起张保国说的那句话：“这是历史，是记忆，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见证。”

是啊，见证。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

而他的责任，就是收集这些见证，保存这些记忆，让后人知道，他们的今天，是怎么来的。

夜深了，书房里还亮着灯。念文在电脑前敲着字，屏幕上跳出一行行文字：

“李守仁，一个普通的地主，一个普通的村长。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选择了大义，选择了牺牲。他把家财捐给抗战，把自由还给童养媳，把希望留给后人……”

“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缩影。他们也许没有上过战场，也许没有立过战功，但他们用自己方式，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力量……”

写到这里，念文停下来，望向窗外。城市的灯火璀璨，夜空中有几颗星星，闪闪发光。

他想，李守仁，母亲，陈文轩，赵铁柱，王秀英，张保国……所有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现在一定在天上，看着这片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的土地，看着这些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景象。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故事，像星星一样，永远在历史的夜空里闪烁，照亮后来者的路。

因为记住，就是最好的纪念。

传承，就是最好的回报。

 

第二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的对话

二零一五年八月，盛夏的北京热得像个蒸笼。但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凉爽而肃穆。

念文带着十五岁的孙子陈明，随着人流缓缓走进展厅。这是他第三次来这里，但第一次带着孙子。

陈明今年初三，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他背着双肩包，穿着印着动漫人物的T恤，耳朵里塞着耳机，看起来和这个庄严肃穆的场所格格不入。

“爷爷，咱们非得来这儿吗？”陈明小声嘀咕，“我同学都去游乐场了。”

“先看看，看完爷爷带你去吃好吃的。”念文温和地说。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纪念馆里人很多，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神情肃穆的中年人，也有像陈明这样被家长带来的孩子。

展厅里光线昏暗，只有展柜里的文物和墙上的照片被聚光灯照亮。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陈旧纸张、老木头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

念文在一张照片前停下。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几个年轻人站在土坯房前，穿着破旧的军装，手里拿着枪，脸上带着稚嫩而坚毅的笑容。照片下面的说明写着：“八路军某部战士，平均年龄十九岁。”

“爷爷，这些人看起来好年轻。”陈明凑过来看。

“是啊，跟你差不多大。”念文轻声说，“有的可能还没你大。”

“这么小就打仗？”

“因为不打仗，就活不下去。”念文说，“他们的家被毁了，亲人被杀了，除了拿起枪，没有别的选择。”

陈明不说话了，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他们继续往前走。展柜里陈列着各种文物：生锈的刺刀，打空的子弹壳，破损的钢盔，染血的绷带。每一件物品，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在一个展柜前，念文停下了脚步。展柜里是一支黑色的钢笔，笔帽已经锈蚀，笔身上有磕碰的痕迹。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地下工作者陈文轩烈士遗物，山西柳林镇出土。”

念文的心猛地一紧。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生父的遗物。

“爷爷，您怎么了？”陈明察觉到他的异常。

“这支钢笔……”念文的声音有些颤抖，“是你太爷爷的。”

“太爷爷？就是您亲生父亲？”

“嗯。”念文点头，“他牺牲的时候，才二十八岁。”

陈明趴在玻璃柜前，仔细地看着那支钢笔。然后他转过头，认真地问：“爷爷，太爷爷是怎么牺牲的？”

念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讲述。讲陈文轩如何教书，如何做地下工作，如何被捕，如何牺牲。讲得很平静，但陈明能感觉到，爷爷的手在微微发抖。

“太爷爷为什么不怕死？”听完后，陈明问。

“因为有些东西，比死更重要。”念文说，“比如自由，比如尊严，比如让后代能活在和平里。”

陈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们来到“南京大屠杀”展区。巨大的黑白照片挂在墙上——被摧毁的城市，堆积如山的尸体，幸存者空洞的眼神。展柜里陈列着各种证据：日记，照片，物证。

展厅里很安静，只能听见人们的脚步声和偶尔的抽泣声。一个年轻母亲抱着孩子，小声讲解着；一个中学生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录；一个老人坐在长椅上，默默流泪。

陈明看着那些照片，脸色发白：“爷爷，这些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念文的声音很沉重，“三十万同胞，被杀害了。”

“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做？”

“因为战争让人变成野兽。”念文说，“当你不把别人当人看的时候，什么残忍的事都做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还恨日本人吗？”

念文想了想：“恨？不，爷爷不恨现在的日本人。战争的责任，应该由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来承担，不应该由普通百姓来承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忘记，就是对死者的背叛。”

陈明沉默了。他拿出手机，想拍照，但又放下了。在这个地方拍照，似乎不合适。

他们来到“全民抗战”展区。这里展示了普通百姓如何支援抗战——妇女做军鞋，老人送粮食，孩子站岗放哨。一张照片上，几个孩子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表情严肃得像大人。

“爷爷，这些孩子不上学吗？”

“上不了学。”念文说，“学校被炸了，老师被杀了。他们能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我们现在……”陈明想说“我们现在多幸福”，但没说出口。他看着那些照片，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幸福”这个词，有多么沉重。

最后一个展厅是“胜利与和平”。墙上挂着抗战胜利的照片，有延安的庆祝，有重庆的游行，有受降仪式。展柜里陈列着各种勋章、奖状、纪念品。

在展厅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灯标示出二战的主要战场。地球仪缓缓旋转，那些闪烁的灯光，像在诉说着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爷爷，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战争？”陈明忽然问。

这个问题，念文被问过很多次。被采访的老人问过，被讲座的学生问过，被读者问过。每一次，他都要想很久。

“因为贪婪，因为偏见，因为有些人想得到更多，就不顾别人的死活。”他最终说，“但战争不是必然的。只要人们愿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战争就可以避免。”

“那为什么还会发生？”

“因为记住教训的人，越来越少了。”念文看着孙子，“明，你知道吗？现在世界上，经历过二战的人，已经不多了。等他们都走了，那段历史就真的成了书本上的文字，不再是活生生的记忆。”

“所以您才要写那些书？”

“对。”念文点头，“爷爷写那些书，不是要煽动仇恨，是要提醒人们：和平来之不易，要珍惜。”

他们走出展厅，来到纪念馆的后院。这里有一个“和平广场”，广场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和平钟。钟身上刻着各种文字，都是“和平”的意思。

几个孩子在广场上追逐嬉戏，笑声清脆。远处的鸽子在天空中盘旋，翅膀在阳光下闪着光。

“爷爷，您打过仗吗？”陈明忽然问。

“没有。”念文说，“爷爷这一代人，很幸运，生活在和平年代。但爷爷的父母，爷爷的祖辈，都经历过战争。所以爷爷知道，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

他们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坐下。念文从背包里拿出一本相册，翻开。

“这是你太奶奶。”他指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水仙，年轻，清秀，眼神坚定。

“这是你太爷爷。”另一张照片，陈文轩戴着眼镜，温文尔雅。

“这是你爷爷的父亲。”赵铁柱的照片，穿着军装，表情严肃。

陈明一页页地翻着，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听着爷爷讲述他们的故事。

“太奶奶等了一辈子，没等到太爷爷回来。”
“爷爷的父亲，老家的人都被鬼子杀了。”
“舅姥爷张保国，在战场上差点死掉。”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血泪史。陈明听着，眼眶渐渐红了。

“爷爷，”他抬起头，“我以前觉得，历史课好无聊，都是要背的年代和事件。但现在我知道了，那些年代和事件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他们的故事。”

“你说得对。”念文欣慰地拍拍孙子的肩，“历史不是数字，不是日期，是人的故事，是人的记忆。”

太阳开始西斜，把广场染成金色。和平钟在风中微微晃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爷爷，我想做一件事。”陈明忽然说。

“什么事？”

“我们学校有个历史研究小组，我想参加。”陈明认真地说，“我想采访像您这样的老人，记录他们的故事。像您做的那样。”

念文愣住了，然后眼圈红了。他看着孙子年轻而认真的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好，好。”他连声说，“爷爷支持你。爷爷可以帮你联系，可以教你采访技巧。”

“真的？”

“真的。”念文笑了，“不过，这可是个辛苦活。要跑很多路，要听很多悲伤的故事，要写很多字。”

“我不怕。”陈明挺起胸膛，“我要像太爷爷、太奶奶那样，做有意义的事。”

夕阳的余晖照在祖孙俩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和平钟，在晚风中发出悠长的回响，像在诉说着什么，又像在祈愿着什么。

离开纪念馆时，陈明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灰色的建筑，在夕阳下显得庄严而肃穆。

“爷爷，我以后还会来的。”他说。

“好，爷爷陪你一起来。”

回去的地铁上，陈明一直很安静。他戴着耳机，但念文看见，他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不是音乐，而是纪念馆的照片，是他拍的那些文物和说明。

回到家，陈明立刻打开电脑，开始查资料。他查抗战历史，查南京大屠杀，查那些他以前觉得“无聊”的东西。

晚饭时，他对父母说：“爸，妈，我想参加学校的历史研究小组。”

“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父亲问。

“今天跟爷爷去纪念馆，我明白了，历史不是书本上的死知识，是活生生的。”陈明说，“我想记录那些老人的故事，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

父母对视一眼，都笑了：“好，我们支持你。”

那天晚上，念文在书房里整理资料。门被轻轻推开，陈明走了进来。

“爷爷，我能看看您写的那些书吗？”

“当然可以。”念文从书架上取下《水仙花开》《口述历史》《两岸记忆》，递给孙子。

陈明抱着书，认真地说：“爷爷，我要像您一样，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一个记忆的传承者。”

“好孩子。”念文摸摸孙子的头，“你知道吗？你太奶奶常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后代能记住历史，珍惜和平。现在，这个愿望，要靠你们来实现了。”

“我会的，爷爷。”陈明郑重地说，“我会记住，也会让我的同学、我的朋友都记住。”

窗外的夜空，星星很亮。远处传来隐约的汽车声，电视声，孩子的笑声。这是一个和平的夜晚，一个普通的夜晚。

但在这样的夜晚里，一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对话，在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之间，完成了它的传承。

从仇恨到宽恕，从记忆到理解，从过去到未来。

这就是和平的意义——不是忘记，而是记住后选择宽恕；不是回避，而是直面后选择前行。

而这样的对话，还会一代一代继续下去。

只要有人记得，只要有人讲述，只要有人倾听。

战争就永远不会重演。

和平就会永远延续。

这就是那些逝去的人，用生命换来的，最宝贵的遗产。

而现在，这份遗产，交到了新一代的手中。

念文看着孙子专注读书的背影，心里充满了希望。

他知道，这份记忆，这份责任，这份对和平的珍视，会像火炬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永不熄灭。

因为这是人类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愿望——

让孩子们能在阳光下奔跑，让母亲们能在夜晚安睡，让所有人都能活在尊严与和平里。

为了这个愿望，一代又一代的人，付出了太多太多。

而现在，轮到他们来守护了。

守护记忆，守护真相，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对历史最好的回答，对未来最好的承诺。

 

 

第二十六章 尾声：水仙花开

二零二三年清明，清晨。

七十五岁的陈念文起了个大早。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那是父亲赵铁柱留下的，虽然旧了，但很干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样东西：母亲的日记本，父亲留下的勋章，生父陈文轩的钢笔，还有那枚刻着“安”字的玉佩。

妻子李淑芬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今天孩子们都去吗？”

“都去。”念文说，“念乡也从台湾回来了，昨天到的。”

“真好，一家人总算齐了。”李淑芬擦擦眼角，“妈要是能看到，该多高兴。”

是啊，该多高兴。念文想。母亲等了太久，盼了太久，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能看到一家人真正团聚。

但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八点钟，孩子们陆续到了。儿子陈建国带着媳妇和孙子，女儿陈静带着女婿和外孙女。最小的重孙才三岁，被妈妈抱在怀里，好奇地东张西望。

九点钟，门铃响了。念文开门，李念乡站在门外，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水仙花。

“哥。”

“念乡，快进来。”

兄弟俩拥抱。虽然每年都见面，但每次见面，都像第一次那样激动。

“这是我在台北花市买的。”李念乡把花递给念文，“养母生前最喜欢水仙花，她说，水仙开在冬天，给苦寒的日子带来希望。”

“妈也喜欢水仙花。”念文接过花，“她说，水仙不需要肥沃的土壤，只要一点清水，就能开出洁白的花。”

一家人吃完早饭，出发去公墓。三辆车，浩浩荡荡。阳光很好，四月的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路边的柳树已经抽出嫩绿的枝条。

公墓在城郊的山坡上，依山而建，松柏长青。念文父母的合葬墓在半山腰，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墓碑上刻着：“赵铁柱（1912-1995）、张水仙（1920-1987）之墓。”下面是那行小字：“陈文轩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念文把水仙花放在墓前。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他轻声说，“今天人很齐，念乡也从台湾回来了。你们看，这是你们的孙子、孙女、重孙、重孙女。”

孩子们依次上前鞠躬。最小的重孙还不懂事，被妈妈抱着，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鞠了个躬，惹得大家都笑了。

“太爷爷，太奶奶，我叫陈明，今年二十三岁，已经工作了。”最大的重孙陈明说，“我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像太奶奶希望的那样，记录普通人的故事。”

念文欣慰地看着孙子。这个当年在纪念馆里问“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担当的青年。他继承了家族的使命，继续着记录历史、传承记忆的工作。

“太爷爷，太奶奶，我叫李思轩，是念乡爷爷的孙女。”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上前，“我在台北大学读历史系，也在做两岸交流的工作。我想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找到自己的根。”

李念乡站在一旁，眼圈红了。他的孙女以“思轩”为名，思念陈文轩，这份心意，让他感动。

祭拜完毕，一家人在墓前的空地上铺开毯子，坐下来聊天。阳光暖洋洋的，风很轻柔。

“念文，你看现在的日子多好。”李念乡感慨地说，“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妈要是能看到，一定会很欣慰。”

“是啊。”念文点头，“妈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就是希望后代能过上好日子。”

“哥，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怎么不记得。”念文笑了，“在台北机场，你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接陈念文兄长’。我们俩握着手，半天说不出话。”

“一晃十四年过去了。”

“是啊，十四年。”

十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兄弟俩合作的《两岸记忆》系列已经出了五本，记录了一千多位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在两岸举办了数十场讲座、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那段共同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他们促成了几十个家庭的团圆。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失散多年的亲人重新取得了联系，有的还见了面。

虽然有些团圆来得太晚——父母已经不在了，兄弟姐妹都老了——但终究还是团圆了。

“念乡，你记得林大山老人吗？”念文问。

“记得，那个山东老兵。怎么了？”

“他儿子前阵子给我打电话，说他父亲去年去世了，临终前很安详。”念文说，“他说，感谢我们的书，让他了解了父亲的心事，让父亲走得很安心。”

“那就好。”李念乡说，“我们能做的有限，但至少，让一些人的遗憾少了一点。”

“对了，张保国舅姥爷怎么样了？”念文忽然想起。

“去年走了，九十三岁，算是高寿。”念文说，“走得很安详。临终前说，他要去见父亲了，要去告诉父亲，他交代的事情，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李念乡喃喃道，“是啊，都完成了。母亲找到了孩子，孩子找到了根，历史被记录了，记忆被传承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山下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

“哥，你说，妈和爸，还有生父，他们在天上能看到吗？”李念乡忽然问。

“能。”念文肯定地说，“一定能。他们在看着我们，看着这个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年代。”

“那他们会说什么？”

念文想了想：“妈会说：‘孩子们，要好好活着，要珍惜和平。’爸会说：‘不许浪费粮食，要艰苦朴素。’生父会说：‘要多读书，要明事理。’”

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

是啊，这就是他们的祖辈。平凡，朴实，但有着最坚定的信念，最深沉的爱。

“太爷爷，”陈明忽然问，“您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能守住这份和平吗？”

念文看着孙子，认真地说：“能。只要你们记住历史，珍惜现在，就一定能。”

“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战争。”

“所以你们更要努力。”念文说，“努力让更多的人明白，和平有多么珍贵。努力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能够互相理解，和平共处。”

“我会的。”陈明郑重地说，“太爷爷，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采访‘抗战二代’——就是您这一代人。我想记录你们在和平年代的生活，记录你们如何传承父辈的精神。”

“这个想法好。”念文赞许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经历过困难时期，也见证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国家的强大。我们的故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那您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

“愿意，当然愿意。”念文笑了，“不过今天不行，今天是家庭聚会。”

大家又笑了。笑声在春风里飘荡，飘得很远很远。

中午，大家在公墓旁的餐厅吃了饭。饭菜很简单，但气氛很温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着家常，聊着工作，聊着孩子。

饭后，念文提议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核桃沟。”念文说，“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核桃沟现在通了公路，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村子变化很大，土坯房都变成了砖瓦房，但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

赵记药铺已经不在了，原址上盖了一所小学。正是课间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笑声清脆。

“这就是当年药铺的位置。”念文指着一栋三层教学楼，“赵掌柜夫妇去世后，药铺就关了。后来村里建小学，就用这块地。”

他们走进学校。校长听说他们是张水仙的后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张水仙同志是我们村的骄傲。”校长说，“学校图书馆里，还有她的照片和事迹介绍。我们经常给孩子们讲她的故事，教育他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努力学习。”

在图书馆的墙上，念文看到了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中年模样，穿着列宁装，梳着齐耳短发，眼神坚定而温和。照片下面是一段简介：

“张水仙（1920-1987），核桃沟村荣誉村民。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从事妇女教育和基层工作。她的一生，是普通中国女性在时代洪流中坚韧成长的缩影。”

念文的眼眶湿润了。母亲一生低调，从不居功，但她的事迹，还是被人记住了。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水仙奖学金’。”校长说，“奖励那些家境困难但学习努力的学生。设立十几年了，帮助了很多孩子。”

“谁设立的？”念文问。

“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老人。”校长说，“每年按时汇款，附言只有一句话：‘让更多的孩子能读书。’”

念文和李念乡对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是张保国舅姥爷。他用父亲留下的那点银元，设立了这份奖学金，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资助教育。

从学校出来，他们去了村后的山坡。那里有一片杏林，四月正是花开的时候，粉白的花朵开满枝头，像一片云霞。

“妈说，她就是在这样的杏树下，和生父定情的。”念文说。

“真美。”李念乡感慨，“可惜，他们都看不到了。”

“不，他们看到了。”念文说，“他们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活着。”

他们在杏林里走了很久。风吹过，花瓣飘落，像一场温柔的雨。

“哥，我有个想法。”李念乡忽然说。

“什么想法？”

“我想在台北也办一个展览，展示妈的故事，展示我们家族的故事。”李念乡说，“让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的血脉是连着的，历史是共同的。”

“好主意。”念文说，“我们可以合作，做一个两岸巡回展览。”

“名字就叫‘水仙花开’怎么样？”陈明插嘴，“象征在苦难中依然绽放的生命力，象征血脉和文化的传承。”

“好，就叫‘水仙花开’。”念文和李念乡异口同声。

夕阳西下，他们踏上归程。车在山路上行驶，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后退。

念文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想起很多事，很多人。

想起母亲在油灯下缝衣服的样子，想起父亲在院子里劈柴的样子，想起生父在信里写下的那些深情文字，想起舅姥爷讲的那些往事。

这些人，这些事，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在他脑海里缓缓展开。

苦难，坚韧，牺牲，爱，希望，传承……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故事，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故事。

而今天，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在他的孩子们身上，在孙子孙女们身上，在那些被“水仙奖学金”帮助过的孩子们身上，在每一个记住历史、珍惜和平的人身上，继续着。

车到市区时，天已经黑了。城市的灯火亮起来，璀璨如星河。

“爷爷，您看，多美啊。”陈明说。

“是啊，多美。”念文看着窗外的夜景，“这就是你们的祖辈，用生命换来的景象。”

“我们会好好守护的。”陈明认真地说，“我，我的孩子，我孩子的孩子，都会好好守护。”

“我相信。”念文笑了。

回到家，念文来到书房。他从布包里取出母亲的日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上，母亲用颤抖的笔迹写着一首诗：

“杏花开了又谢，燕子来了又走。
我的孩子们啊，你们要好好活。
活出人的样子，活出人的尊严。
活出这片土地，该有的模样。”

念文轻轻抚摸着那些字迹，仿佛能感觉到母亲手的温度。

“妈，”他轻声说，“您放心，我们都好好活着。您的孩子们，您孩子的孩子们，都好好活着。我们会记住历史，珍惜和平，让这片土地，永远绽放出希望的花朵。”

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璀璨。

而在这片灯火中，在这片无数先烈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水仙花，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春天，如期绽放。

洁白，芬芳，向着阳光，生生不息。

这就是生命的韧性，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民族，历经苦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愈强的，最动人的证明。

而这份证明，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讲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永远继续下去。

直到永远。

（文章来源：理想小说网 lixiangxiaoshuo.com）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