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洞房花烛夜处决了十五年前的救命恩人

 

 

第一章：红绸如血

（一）

大红色的床单像一滩凝固的血，在昏黄的壁灯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我躺在这片猩红之上，身上的白色婚纱还没有换下——它已经被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从肩头斜裂到腰际，像一张惨白的嘴，无声地嘲笑我此刻的姿势。我试着动了动手指，指尖触到的缎面冰凉滑腻，那种触感让我想起沙漠里某种蛇类的皮肤。

这是我的婚房。

北京二环里一座三进四合院的西厢房，雕花窗棂外是价值连城的夜色。秦家祖上留下的老宅，翻修时特意保留了古制，连这床都是仿明式的拔步床，三面围合，像个华丽的棺材。

我嫁给了这屋子的主人，秦与。

婚礼从早晨六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十六辆宾利组成的车队绕着二环走了两圈，王府酒店摆了八十八桌，我换了三套礼服——中式旗袍、西式婚纱、敬酒服。每一套都价格不菲，每一套都紧得让我呼吸困难。

秦与在敬酒时搂着我的腰，对每一个来宾说：“这是我媳妇儿，文卓。”

他的手心很烫，透过薄薄的衣料灼烧我的皮肤。我保持微笑，嘴角扬起的角度经过镜子前无数次的练习，不多不少，刚好露出八颗牙齿。伴娘说我今天美极了，化妆师说秦太太真有福气。只有我知道，每一声“恭喜”都像一把小锤子，敲打着我胸腔里那口早已生锈的钟。

（二）

宾客散去时已是深夜。

秦与被几个发小缠着继续喝，婆婆让大嫂送我回房休息。

“卓儿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婆婆拉着我的手，腕上的翡翠镯子碰到我的皮肤，凉得像井水。她今年六十五岁，保养得宜，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都透着精明的弧度，“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别拘束。”

大嫂——我应该叫她梅雨亭，但此刻必须改口叫嫂子——站在婆婆身侧，穿着一身藕荷色的旗袍，头发挽成低髻，插着一支珍珠发簪。她比婆婆高半个头，身姿挺拔，像一株修竹。

“妈放心，我送卓儿回去。”她的声音很温柔，是那种经过刻意打磨的、不带任何口音的普通话。

我跟在她身后穿过回廊。四合院的夜晚寂静得可怕，只有我们的高跟鞋敲击青石板的声音，嗒，嗒，嗒，像某种倒计时。廊檐下挂着红灯笼，烛光在绢纱里跳动，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西厢房到了。

她推开雕花木门，侧身让我进去。屋里的喜字还没贴完，梳妆台上堆满红包和首饰盒，空气里弥漫着百合花和熏香混合的味道——那是婆婆特意让人布置的，说能助孕。

“坐吧，站了一天了。”她指了指床边那张红木圆凳。

我坐下，婚纱的裙摆铺开，像一朵凋谢的白花。

她没走，反而在圆桌旁坐下了。桌上放着一个青瓷盖碗，碗口冒着丝丝热气。她掀开盖子，一股熟悉的气味飘了出来——鸡肉炖煮后特有的油脂香，混合着花椒和干辣椒的辛烈。

“饿了吧？”她拿起白瓷勺，轻轻搅动汤碗，“我让厨房炖了鸡汤，你趁热喝点。”

“谢谢嫂子，我不饿。”我的声音比想象中平静。

“那怎么行，一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她舀起一勺汤，橙黄色的油花在勺心打转，“这可是我的拿手菜，水煮鸡。秦与最爱吃我做的这道菜，说他小时候每次生病，我就给他做这个。”

我抬起眼睛看她。

她也正看着我，嘴角噙着一抹笑意。那笑意很浅，只停留在嘴唇的弧度，没有抵达眼睛。她的眼睛很黑，像两口深井，井底有什么东西在幽幽发光。

“嫂子手艺真好。”我说。

“熟能生巧。”她放下勺子，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做多了，就知道该怎么掌握火候。什么时候该大火煮沸，什么时候该文火慢炖，什么时候该加盐，什么时候该起锅——都有讲究。”

房间里的温度似乎下降了几度。

我穿着露肩的婚纱，手臂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不是冷的，是一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让我的后颈僵硬，肩胛骨绷紧。

她认出了我。

在我的婚礼上，或者更早——在我第一次“拜访”公婆时就认出了。对，一定是那天。那天她端出一盘水果，我看着她的眼睛说“谢谢嫂子”，她的手指几不可查地抖了一下，一片苹果掉在了地上。

她弯腰去捡，起身时神色已经恢复如常。

但我知道。

就像我知道十五年前那个冬天，在黄土高原的风沙里，那个穿着破棉袄仰望天空的女人，有一双怎样绝望又倔强的眼睛。

（三）

“卓儿是西北人？”她忽然问。

“嗯，甘肃的一个小村子。”

“那儿风沙很大吧？”

“很大。春天刮风的时候，天都是黄的，沙子打在脸上像针扎。”我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在刀尖上行走，“不过夏天还好，晚上能看见很多星星，比北京多得多。”

“我也见过那样的星空。”她的声音飘忽起来，目光越过我，看向窗外黑黢黢的夜空，“在一段……很长的旅途中。”

我们之间隔着五步的距离。

这五步之间，流淌着十五年的时光，流淌着一条人命的重量，流淌着一盘水煮鸡的秘密。

“嫂子去过西北？”我问。

她的睫毛颤动了一下。“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一个人到处跑。”她收回视线，重新聚焦在我脸上，“现在想想，还是安稳点好。你说呢，卓儿？”

“是啊，安稳最好。”

沉默在房间里蔓延。

熏香的味道越来越浓，百合花开始散发出腐败的甜腻。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缓慢而沉重，像沙漠里孤独的鼓声。

“秦与应该快回来了。”她站起身，旗袍下摆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这汤我给你放这儿，你记得喝。新婚夜……挺耗体力的。”

最后那句话她说得很轻，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意味深长的语气。

我看着她走向门口，看着她伸手推门，看着她跨过门槛——

“嫂子。”我叫住她。

她回头。

廊下的灯笼光从她身后照过来，给她的轮廓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那一瞬间，她看起来柔软极了，像个温柔的长姐。

“谢谢你。”我说，“专门为我炖汤。”

她笑了。这次笑意终于抵达了眼睛，但那眼睛里没有温暖，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寒潭。

“应该的。”她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木门轻轻合上。

咔嗒一声，门闩落下。

我仍然坐在圆凳上，一动不动。白色的婚纱，红色的床单，青瓷碗里橙黄的鸡汤——所有颜色都饱和得刺眼，像一幅拙劣的油画。

许久，我缓缓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指尖是干的。

没有眼泪。从决定嫁给秦与的那天起，我的泪腺就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它沉淀在我的血液里，凝固在我的骨髓中，让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的味道。

我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前。

镜子里的人陌生极了：精致的妆容，盘起的长发，脖子上价值七位数的钻石项链。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还是十五年前那个背着土豆筐穿过风沙的女孩的眼睛，浑浊，疲惫，深处燃烧着不肯熄灭的火。

我从首饰盒底层拿出一个小药瓶。

白色的塑料瓶，标签上写着“鼻炎康”，生产日期是三个月前。我拧开瓶盖，倒出里面唯一的一粒胶囊，放在掌心。

胶囊是蓝色的，在灯光下泛着幽微的光。

窗外传来脚步声，踉跄的，沉重的，由远及近。男人的哼歌声，含糊不清的调子，是秦与。

我迅速把胶囊放回药瓶，拧紧盖子，塞进梳妆台抽屉的最里层。然后拿起桌上的粉扑，开始补妆。

口红有些掉了，我重新涂了一遍。正红色，和床单一个颜色。

门被粗暴地推开。

秦与站在门口，西装外套搭在肩上，领带扯得松松垮垮。他喝多了，脸颊酡红，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眼神却异常明亮——那是猎人看见猎物时的眼神。

“老、老婆——”他大着舌头喊，跌跌撞撞走进来，带进一股浓烈的酒气。

我转过身，对他露出微笑。

“回来了？”

他盯着我，目光从我的脸滑到肩膀，再到胸前那道裂开的婚纱口子。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随手把西装扔在地上，一步步走过来。

“等急了吧？”他伸手捏住我的下巴，力气很大，“我的……新娘子。”

我没有躲，反而抬起手臂，轻轻环住他的脖子。

“老公。”我柔声说，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和随即而来的亢奋，“嫂子炖了鸡汤，说是你最爱吃的。你要不要先吃点？”

“吃？”他嗤笑，另一只手开始撕扯我婚纱上残存的布料，“我现在只想吃你——”

“就吃一口。”我踮起脚尖，在他耳边呵气，用我从某个电影里学来的、自己都觉得恶心的甜腻嗓音，“嫂子说了，新婚夜吃这个，寓意好。以后……日子红红火火。”

他动作顿住了。

也许是“寓意”两个字打动了他——秦家人迷信得很，婚期都是请大师算的，婚房的朝向、床的摆放，甚至门上贴的喜字角度，都有讲究。

“……真麻烦。”他嘟囔着，但还是松开了我，转身走向圆桌。

我看着他粗鲁地抓起勺子，舀起一大块鸡肉塞进嘴里，咀嚼时发出响亮的吧唧声。油汁顺着他嘴角流下来，他随手用手背抹掉。

“好吃！”他含糊地说，又舀了一勺汤灌下去。

我站在他身后，静静地看着。

看着他吞咽时滚动的喉结。

看着他后颈上那颗黑色的痣。

看着他把整碗汤喝得一滴不剩，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

然后他转过身，眼睛里的血丝更密了，但亢奋的光芒却开始涣散。他眨眨眼，甩了甩头，似乎想驱散突如其来的晕眩。

“老婆……”他伸出手，想抓住我，但脚步踉跄了一下。

我退后半步。

他扑了个空，重重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试图爬起来，手臂撑了一下，又软了下去。

“你……”他抬起头看我，眼神开始涣散，瞳孔放大，“那汤……”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站在那里，穿着破烂的婚纱，站在大红色的床单旁，看着这个我刚刚嫁了的男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

他抽搐了两下，嘴角渗出白沫。

然后不动了。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熏香燃烧时细微的噼啪声，以及窗外遥远的、不知哪家传来的电视声。

我慢慢蹲下身，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没有了。

我收回手，在婚纱上擦了擦指尖。然后站起身，走到梳妆台前，拿起那个白色药瓶，拧开，把里面那粒蓝色胶囊倒进还剩些残汤的瓷碗里。用勺子搅碎，搅匀，直到它完全溶解在油花里。

做完这一切，我走到床边，坐下。

大红色的床单真刺眼啊。

我躺下去，闭上眼睛，等待天亮。

等待梅雨亭来敲门，等待婆婆来叫早，等待这场戏的下一个幕布拉开。

十五年了。

从那个黄土高原的小村庄，到这座北京城里的四合院。

从十二岁背土豆的女孩，到今夜的新娘。

这条路上铺满了谎言、背叛、鲜血和算计。

而现在，我终于躺在了终点。

虽然这张床冷得彻骨，虽然这身红像血一样让我恶心。

但我笑了。

无声地，在黑暗里，扬起嘴角。

游戏开始了，小亭。

不，是时候该叫你——

嫂子。

 

 

第二章：风沙里的消息

（一）

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风沙来得格外早。

我背着竹筐穿过村口的土坡时，西北风卷着黄土劈头盖脸砸过来，眼睛都睁不开。筐里的土豆子一个个滚圆结实，是我从后山那块最贫瘠的地里一颗颗刨出来的。绳子勒进肩膀的肉里，磨出了一道深深的红痕，火辣辣地疼。

但我顾不上疼。

我得赶在天黑前把这筐土豆背回家，然后烧火，做饭，喂猪——这些都是我的活儿。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都是姐姐，早早嫁到邻村换了彩礼。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没了命，接生婆把我拽出来后说：“又是个丫头。”

据说父亲当场就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旱烟。

在我们这个被遗忘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村落，生女儿是亏本买卖。养到十二三岁就要嫁人，收一笔彩礼，从此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所以女娃从小就得干活，干得越多，吃得越少，才能把“本”赚回来。

这些道理我六岁就懂了。

那年大姐出嫁，我躲在柴垛后面看着她被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用自行车驮走。她回头看了一眼，眼睛红红的，但没哭。母亲说哭不吉利。父亲数着那叠皱巴巴的钞票，蘸着唾沫数了三遍，然后塞进贴身的衣兜里。

那天晚上，我听见母亲在炕上小声啜泣。

父亲吼了一句：“哭丧呢！少个吃饭的还不好？”

哭声就停了。

从那以后，我知道我得让自己“有用”。我比村里所有女孩都能干活，背的柴最多，挖的土豆最大，喂猪时从不偷懒。我甚至偷偷跟着村里的赤脚医生认了几个字——他有个儿子在县城上学，家里有旧课本。

“卓儿，你认这个干啥？”赤脚医生叼着烟斗问我，“女娃娃认字没用。”

“有用。”我固执地指着“北京”两个字，“我要去这里。”

他哈哈大笑，烟灰抖了一身。“北京？你知道北京在哪儿吗？坐驴车得走三个月！”

我不说话，只是把那两个字的形状死死记在脑子里。

（二）

那天傍晚，我把土豆筐放在灶房门口时，听见父母在北屋里压低声音说话。

北屋是家里最好的房间，土坯墙刷了白灰，窗棂上还糊着崭新的窗户纸。平时只有父母能进去，我和母亲睡在厢房的炕上，父亲偶尔回来——他大部分时间在邻村的砖窑干活。

“……外面来的……”

“……傻了好像……”

“……二胖家……”

声音断断续续，混着旱烟呛人的味道从门缝里飘出来。我蹲在灶台前生火，耳朵却竖得直直的。柴火潮湿，浓烟倒灌出来，呛得我直流眼泪。

“卓儿！”母亲推门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神色，像是紧张，又像是兴奋，“把这些土豆洗了，晚上炖。”

“全部？”我看着那筐至少三十斤的土豆。

“全部。”母亲难得耐心地解释，“你爸晚上有客人。”

客人？我们家几年都不来一个客人。亲戚们都穷，走动不起。唯一可能来的就是收粮的贩子，但秋天还没到收粮的时候。

但我没问。问了也得不到答案，还可能挨骂。

我把土豆倒进铁盆里，从水缸舀水。水是从三里外的井里挑来的，一天只够用两缸，得省着用。我小心地倒了大半瓢，开始搓洗土豆上的泥。

水很快变浑了。

我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一张瘦削的脸，颧骨突出，眼睛很大但没什么神采，头发用一根橡皮筋胡乱扎着，碎发黏在汗湿的额头上。

我才十二岁。

但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二十岁。

（三）

第二天上学时，同桌柳子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柳子是个男孩，但长得秀气，性格也软，在班里总被其他男孩欺负。只有我不嫌弃他，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也认字，而且他爸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家里有台黑白电视机。

“卓儿，”他压低声音，眼睛亮晶晶的，“你知不知道咱们村来了个外面的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昨晚父母的谈话。

但我装作不知道：“什么外面的人？又是哪个领导来视察？”

这几年偶尔有县里的干部下来，戴着草帽，夹着公文包，在村支书陪同下转一圈，拍几张照片就走了。每次来，村里都要组织学生列队欢迎，我们还练过“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不是领导。”柳子左右看了看，确定老师还没来，才把嘴凑到我耳朵边，“是个女人，听说……是个傻子。”

热气喷在我耳朵上，痒痒的。

“傻子？”

“嗯。说是从外面被骗来的，脑子不正常，叽里咕噜说些听不懂的话。”柳子的声音更低了，“二胖家买的，花了三千块钱。”

三千。

这个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去年村东头老李家娶媳妇，彩礼才两千八，已经是全村最高了。

“二胖家哪来那么多钱？”我下意识问。

二胖是村里有名的光棍，三十多了还娶不上媳妇。他家穷得叮当响，三间土房塌了两间，剩下那间下雨天漏得没法住人。

“不知道。”柳子摇头，“反正人已经在他家了。我昨天下午看见二胖妈拉着个女人往家走，那女人穿着件红棉袄，头发乱得像鸡窝，走路歪歪扭扭的。”

红棉袄。

这三个字像根针，扎进我心里。

我们村的女人从来不穿红。嫁人时的红衣裳也是借的，穿完就还。红色太扎眼，费染料，而且老话说“女穿红，招灾祸”。

“她长什么样？”我问。

“没看清，一直低着头。”柳子想了想，“不过挺白的，不像咱们这儿的人。”

上课铃响了。

老师走进来，开始讲乘法口诀。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穿红棉袄的女人，白皮肤，说听不懂的话，从外面来。

外面。

这个词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四）

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全村。

接下来的几天，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大人们压低的议论声。

井台边，两个洗衣服的婶子交头接耳：
“听说了吗？二胖家那个……”
“咋没听说，昨晚叫得可惨了，我家隔着二里地都听见了。”
“造孽啊……”
“啥造孽，花钱买的，天经地义。”

小卖部门口，几个男人蹲着抽烟：
“二胖这下美了，三千块买个城里女人。”
“城里女人有啥好？细皮嫩肉干不了活。”
“你懂个屁，那种女人……”后面的话变成猥琐的笑声。

就连放学路上，比我大的男孩们也会挤眉弄眼：
“卓儿，你想不想去看看二胖家那个？”
“听说可白了，跟面粉似的。”
“去去去，我看你是皮痒了！”

我没理他们，背着书包快步往家走。但我的脚步不受控制地绕了路——从学校到我家原本只要走村东的大路，现在我却拐进了村西的小巷，因为二胖家就在巷子尽头。

第一次绕路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巷子很深，两边的土墙高耸，遮住了阳光。地上满是鸡屎和垃圾，苍蝇嗡嗡地飞。我走到二胖家门口时，心跳得像打鼓。

门关着。

是那种破旧的木门，门板裂了好几道缝，用铁丝勉强箍着。门上贴着去年的春联，红纸早就褪成了白色，字迹模糊不清。

我站在门外，等了五分钟。

什么声音都没有。

只有风吹过巷子的呜呜声，像谁在哭。

（五）

真正见到她，是在一个月后。

冬天来了，沙漠边缘的冬天冷得刺骨。风像刀子一样，能把人的脸割出口子。学校放了寒假，我的活儿更多了：要拾柴，要喂牲口，要去井边挑水——井台结了冰，每次打水都提心吊胆，怕滑下去。

那天下午，我挑着水桶从井边回来，又绕到了二胖家那条巷子。

一个多月来，我几乎每天都会来。有时能听见里面传出女人的哭声，有时是二胖的骂声，更多时候是死一般的寂静。村里关于她的议论渐渐少了，人们习惯了她的存在，就像习惯村口那棵歪脖子树。

但那天，门开了。

不是二胖家的正门，是侧面的小院门。一个身影蹒跚地走出来，穿着件灰扑扑的棉袄——不是红棉袄了，是一件明显偏大的、臃肿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她走到房头的空地上，仰起头，看天。

我停下脚步，水桶在扁担两头晃动，发出吱呀的声音。

她听见了，低下头看我。

那一刻，时间好像静止了。

我看到了她的脸——那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脸。皮肤确实很白，但不是面粉那种死白，而是像羊脂玉，透着淡淡的青。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但眼眶深陷，周围是浓重的黑眼圈。嘴唇干裂，起了皮，渗着血丝。

最让我震撼的是她的眼神。

那不是傻子的眼神。傻子的眼神是涣散的，空洞的。她的眼神很深，很深，像我们村那口老井，井水幽暗，看不见底，但你知道那底下有水，有生命，有东西在流动。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

风卷起地上的枯叶，在我们之间打旋。远处传来狗叫声，谁家在骂孩子，但这些声音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实。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说出那句在脑子里练习了无数遍的话：

“你好，我叫文卓，小名叫卓儿。你叫什么？”

我的普通话很生硬，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但我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就像电视里那些人一样。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真的亮了，像黑夜里的火柴，“嗤”地燃起一点光。她警惕地回头看了看院子，又看了看巷子两头，然后向前走了两步，离我更近了些。

她的声音很小，像蚊子叫，但字正腔圆，是那种我在电视里听过、却从未在现实中听过的、纯粹的普通话：

“你好，我叫梅雨亭。亭台六七座的亭。我小名叫小亭。”

梅雨亭。

这个名字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那潭死水，激起一圈圈涟漪。

“你……”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所有预先想好的话都卡在喉咙里。

她又看了看院子，语速很快地说：“我不能出来太久。明天，还是这个时候，你能来吗？”

我用力点头。

她笑了。很浅的一个笑，嘴角刚扬起就压下去了，但我看见了——那笑容让她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哪怕只有一瞬间。

然后她转身，快步走回小院，关上了门。

吱呀——砰。

我站在原地，扁担还压在肩上，水桶里的水晃荡着，溅湿了我的裤腿。但我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重。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不是冷的，是一种从心脏深处爆发出来的、滚烫的颤抖。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苏醒了，破土而出，疯狂生长。

梅雨亭。

小亭。

她会说普通话。

她不傻。

她是从“外面”来的。

而我，文卓，这个荒漠边上的女孩，今天第一次和一个“外面”的人说了话。

我挑起水桶往家走，脚步轻快得几乎要飞起来。肩膀不疼了，水桶不重了，连风似乎都变得温柔了。

走到家门口时，母亲正在院里喂鸡。

“怎么去了这么久？”她皱眉。

“井边排队的人多。”我面不改色地撒谎。

母亲没再追问。她永远不会知道，就在刚才，她的女儿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看黑暗。

梅雨亭。

我在心里一遍遍描摹这个名字，描摹她的脸，她的声音，她眼睛里那一瞬间的光亮。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帮她。

无论她要什么，无论多危险，我都要帮她。

因为帮她，就是帮那个被困在荒漠里的、十二岁的我自己。

窗外的风还在呼啸，像某种古老的预言。

但我第一次觉得，这风声里，似乎有了不一样的节奏。

 

 

第三章：纸上传音

（一）

第二次见面，是在三天后。

我以拾柴为借口，背着小竹筐在村西头转悠。冬天的枯树枝很少，但我不在乎，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二胖家那扇小院门。

终于，在太阳开始西斜的时候，门开了。

梅雨亭走出来，还是那件灰棉袄，但今天她把头发扎起来了——用一根草绳，松松地束在脑后，露出苍白的脖颈。她手里拿着个破簸箕，装作在门口筛玉米的样子，眼睛却不时瞟向巷口。

我快步走过去，心跳如擂鼓。

“小亭姐。”我小声叫出这个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的称呼。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警惕地看了看院子里面。筛玉米的动作没停，簸箕里的玉米粒哗啦哗啦响。

“你来了。”她的声音比上次更轻，“我只有几分钟。”

“我知道。”我从竹筐里掏出一个纸包，迅速塞进她的簸箕底下——那是我从家里偷拿的两块烤土豆，还温着。

她的手抖了一下，玉米粒洒出来几颗。

“谢谢。”她低声说，眼眶有些发红，“但是以后别拿了，被看见……”

“不会的。”我打断她，“我想好了，我们可以用纸条。”

“纸条？”

“嗯。你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我每天放学路过时，你把纸条扔出来。我把回信扔进去。”我说得很快，这个计划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两天两夜，“就扔在那个墙角。”

我指了指小院墙根下一个凹陷处，那里长着一丛枯草，是个天然的隐蔽所。

梅雨亭沉默了几秒，然后轻轻点头。“好。但是纸和笔……”

“我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从赤脚医生儿子那里要来的半截铅笔，还有几张包药的黄纸——虽然粗糙，但能写字。

院子里传来咳嗽声，是二胖妈。

梅雨亭脸色一变，迅速把簸箕里的纸包塞进袖口，提高声音说：“……这玉米霉得太多了，喂鸡都不吃。”这话是说给里面人听的。

然后她压低声音，语速极快：“明天，午饭后，第一张纸条。”

说完，她端着簸箕转身进门。

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了她的眼睛——那双深井般的眼睛里，有感激，有希望，还有一丝我那时还看不懂的决绝。

（二）

我们的地下通信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午后，当村里大部分人都在午睡时，我就假装去村西头拾柴，路过二胖家院墙。有时会看见一张折成小方块的黄纸躺在枯草丛里，有时没有——那意味着那天二胖家有人，她出不来。

我把纸条小心捡起来，塞进最贴身的内衣口袋。回到家，躲进柴房，才敢拿出来看。

她的字很漂亮，是那种工整的楷书，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像印刷出来的。而我只能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回复——我的字是自学的，大部分靠描摹，有些笔画自己都看不懂。

第一张纸条上，她只写了一句话：
“谢谢你，卓儿。你是这里唯一和我说话的人。”

我回复：
“小亭姐，你从哪儿来？为什么会到这里？”

第二张纸条，她的字迹有些颤抖：
“我从北京来。我是大学生，学文学的。被人骗了，说带我来西北采风，结果……”

省略号后面是晕开的一团墨迹，像泪痕。

北京。

这两个字烫着了我的眼睛。我捧着纸条看了很久，久到柴房的光线暗下去，母亲在院里喊我烧火。

那天晚上，我跪在炕上，借着窗外的月光，在那本皱巴巴的作业本上，一遍遍写“北京”。写满了一整页，又撕掉，埋进灶膛里烧成灰。

（三）

通信进行到第十天，我问了她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小亭姐，村里人都说你……说你脑子不好。可我觉得你很清醒。”

她的回信很长，用了两张纸：

“卓儿，我必须装傻。刚来的时候，我哭，我闹，我求他们放我走。二胖和他爹就把我锁在柴房里，三天不给饭吃。后来我发现，只有当我呆呆的，不说话，不反抗，他们才会放松警惕。我装听不懂他们的话，装不会干活，装看见什么都害怕——这样他们觉得我‘没用’，就不会时刻盯着我。”

“但卓儿，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记得我家住在海淀区，记得我学校的图书馆有七层，记得北京秋天银杏叶黄了的样子。我什么都记得。”

我看着这些字，手指紧紧攥着纸页，边缘都捏皱了。

海淀区。图书馆。银杏叶。

这些词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又如此迷人。我在赤脚医生家的电视里见过图书馆——那种有很多很多书的大房子，但七层高的图书馆？我想象不出来。我们村最高的建筑是村支书家的两层小楼，那已经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

我给她回信：

“小亭姐，你能教我普通话吗？真正的普通话，像电视里那样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教材”。

那是一张画着格子的纸，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拼音：a o e i u ü，声母韵母，四声声调。每个拼音下面都有对应的汉字。

“从最基础的开始。”她在纸条里写，“你先学拼音，然后我教你读。我们可以用纸条‘上课’——你读错了，我纠正你。”

于是，我们的通信有了新的内容。

我每天在拾柴的路上背诵拼音，在喂猪的时候默写声调，在烧火的时候练习发音。有时念错了，自己都觉得好笑——比如总是分不清“z c s”和“zh ch sh”，我们西北话里没有翘舌音。

小亭很耐心。她在纸条上一个音一个音地纠正我，还发明了记忆方法：

“‘zh’像知了的叫声，要把舌头卷起来。‘z’像老鼠叫，舌头平着。”

“‘北京’的‘京’是第一声，要读得又高又平，像走平路。‘卓儿’的‘卓’是第二声，要上扬，像上坡。”

我如饥似渴地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如此认真地教我东西。学校的老师只会照本宣科，而且用的是方言。但小亭不同，她把每个音都拆解开来，告诉我原理，告诉我怎么发音才是对的。

一个月后，我已经能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朗读简单的句子了。

小亭在纸条里夸我：“卓儿，你很有语言天赋。如果你在北京，一定能考上最好的中学。”

我看着“天赋”两个字，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有天赋。在村里人眼里，女孩的天赋就是会干活，会生儿子。至于读书？那是男孩的事。

（四）

春天来了，风沙渐息。

我们的通信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纸条攒了厚厚一沓。我把它们藏在柴房顶的缝隙里，用油纸包着，生怕受潮。

小亭开始教我更多东西。

她教我背唐诗。不是课本里那些，是她自己喜欢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杜牧的《秋夕》，王维的《使至塞上》。她说王维写的就是西北，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在纸条上抄下这句，问她：“小亭姐，你见过大漠吗？”

“见过。来的时候，车开过沙漠。那时候我以为我是来采风的，还兴奋地拍照。”她的字迹有些潦草，“现在我知道了，沙漠会吃人。”

她还给我讲北京。

讲长安街有多宽，讲故宫的红墙黄瓦，讲颐和园的昆明湖冬天会结冰，小孩儿在上面滑冰车。讲大学里的教室有暖气，冬天一点不冷；讲图书馆里那种旧书的味道，像樟木和时光混合的气息；讲地铁，那种在地下跑的火车，几分钟一趟，能带你去城市的任何地方。

每次读完她的描述，我都需要很长时间平复心情。

那些画面太美了，美得不真实。和我眼前的生活——土坯房、旱厕、永远洗不干净脸的柴火灰——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但我渐渐发现，小亭的描述开始变化了。

之前她总是回忆美好的东西，后来，她开始写一些更现实的内容：

“卓儿，北京的冬天其实也很冷，是那种干冷，风像小刀子。”
“地铁里人挤人，有时候脚都不着地就被挤上车了。”
“大学生也要熬夜写论文，写到凌晨两三点，喝咖啡喝到想吐。”

我问她为什么说这些。

她回复：“因为我不想让你把北京想象得太美好。任何地方都有好有坏。重要的是，你要有选择的权利——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

这五个字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我忽然明白了，小亭教我的，不仅仅是普通话和唐诗。她在教我一种东西，一种我们村里女孩从来不敢想的东西——自主。

（五）

变故发生在四月的一个傍晚。

那天我照常去取纸条，却在枯草丛里发现了两张纸。一张是平时的通信，另一张却叠得很奇怪，是四四方方一个小块，用细麻线捆着。

我先把通信纸条藏好，回家后才敢打开那个小方块。

展开后，我愣住了。

那是一张地图。

手绘的，用铅笔细细勾勒。上面有我们村的位置，标着“文家沟”。然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线，向东延伸，经过几个我熟悉的地名：沙河镇、红旗坡、县城。再往东，出了省界，标着“兰州”，然后是“西安”，最后箭头指向“北京”。

地图的空白处，小亭写了一行小字：

“卓儿，这是我的回家路线。我记在脑子里，每天睡前默念一遍，怕忘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这不是普通的通信了。这张地图，这个“回家路线”，意味着小亭从来没有放弃过离开的念头。她每天都在计划，在准备。

而她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信任。

意味着托付。

也意味着，危险。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把地图藏在最秘密的地方——我把炕席掀开一角，在土坯上挖了个小洞，把地图用油纸包了三层，放进去，再把炕席铺好。

躺在炕上，我能感觉到那个小洞的位置，就在我腰侧下方。它像一个秘密的脉搏，在我身体下面跳动。

母亲在另一头打鼾。

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小块白斑。

我睁着眼睛，想起了小亭最近几次纸条里的话：

“卓儿，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给你写信了，不要来找我。”
“好好学普通话，好好认字，将来一定要离开这里。”
“你是个好孩子，值得更好的生活。”

当时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嘱咐，现在想来，那可能是告别。

她要走了。

她在做准备了。

而这个准备里，有没有我的位置？

我想帮她，这个念头从第一次见面就有了。但怎么帮？我只是个十二岁的女孩，连村子都没出过几次。我能做什么？

窗外的狗突然狂吠起来。

接着是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从村西头传来。还有男人的吼声，女人的哭喊声。

我一骨碌坐起来，心脏狂跳。

那个方向……是二胖家。

母亲也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闹什么……”

我没有说话，轻手轻脚地下炕，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风声，狗吠声，还有……皮鞭抽打的声音。

很清晰，一下，又一下，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然后是小亭的尖叫声。

不是哭喊，是尖叫，短促而凄厉，像某种动物被宰杀时的哀鸣。

我捂住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母亲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对她来说，这不过是村里又一场寻常的吵闹——男人打买来的女人，天经地义。

但对我来说，那个声音刺穿了我的耳膜，直抵心脏。

我慢慢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门板。

月光移动了位置，照在我的脚上。我的脚很脏，指甲缝里都是泥，脚跟裂了口子，冬天时会流血。

我就这样坐着，听着远处的动静渐渐平息。

不知过了多久，鸡叫了。

天要亮了。

我挣扎着站起来，腿已经麻了。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冷水，把整张脸埋进去。

水很冰，冰得我打了个寒颤。

抬起头时，我在水面的倒影里，看见了自己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红，布满了血丝。

但眼神很冷，冷得像沙漠里冬天的石头。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我要帮她。

不计代价。

因为她的尖叫，也是我的尖叫。她的囚笼，也是我的囚笼。她的北京，也应该是我的北京。

天亮后，我会去取今天的纸条。

无论上面写着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

耗子药也好，布鞋也好，还是其他什么。

我都会做到。

这是我，文卓，对梅雨亭的承诺。

也是我对自己的承诺。

 

 

第四章：鼠药、布鞋与约定

（一）

第二天午后，风很大。

黄沙被卷起来，天空是浑浊的土黄色，能见度很低。这种天气村里人都不出门，躲在屋里咒骂老天爷。我却暗自庆幸——风沙是最好的掩护。

我裹紧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背着拾柴的竹筐往村西头走。沙粒打在脸上生疼，但我走得很快，几乎是跑起来的。

二胖家门口异常安静。

那扇破木门紧闭着，门缝里透不出一丝光。我蹲在墙角，手伸进枯草丛摸索。没有纸条。

心里一沉。

又等了五分钟，还是什么都没有。风在巷子里呼啸，像鬼哭。我站起来，犹豫着要不要离开，忽然听见门里传来细微的敲击声。

咚，咚，咚。

三下，停顿，又两下。

这是小亭和我约定的暗号——如果有紧急情况不能扔纸条，就用这个节奏敲墙。

我赶紧蹲回去，压低声音对着门缝说：“小亭姐，我在。”

里面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她压抑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出原音：“卓儿……今天没有纸。你……能帮我买一样东西吗？”

“能。”我毫不犹豫。

“……耗子药。”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屋里……老鼠太多了，晚上吵得睡不着。我……怕老鼠。”

耗子药。

这三个字让我的后背窜过一阵寒意。但我很快说服自己：是啊，二胖家那么破，老鼠多很正常。小亭是城里人，怕老鼠也正常。

“要多少？”我问。

“一瓶。要最毒的那种。”她的声音更低了，“还有……能借我一双布鞋吗？我的鞋……破了，走不了路。”

布鞋。走不了路。

这些词在我脑子里打转。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脚——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虽然旧，但还能穿。小亭的鞋破了？她平时几乎不出门，鞋怎么会破？

但我没问。有些问题不能问。

“好。”我说，“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带来。”

“谢谢。”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卓儿……你是个好孩子。”

我没说话，起身准备离开。走了两步，又听见她说：

“等等。”

我停住。

门缝里塞出来一个东西——是个银色的金属片，很小，在风沙里闪着微弱的光。我捡起来，发现是一枚纽扣，衬衫上的那种，边缘已经磨损了。

“这个给你。”小亭说，“如果……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你就说，从没见过这个纽扣。”

我把纽扣攥在手心，金属的凉意渗进皮肤。

“我走了。”我说。

“卓儿。”她又叫住我，“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离开这里。”

这话她说得格外郑重，像临终嘱咐。

我的喉咙发紧，点了点头，虽然她知道不见。

转身离开时，风沙更大了。我逆着风走，每一步都很艰难。手心里的纽扣硌得生疼，但我一直攥着，像攥着一个秘密的誓约。

（二）

买耗子药是个难题。

村里唯一卖农药的地方是村东头的老王头家。老王头以前是公社的保管员，现在私下里卖些化肥农药，都是走私货，没有正规渠道。他这人疑心重，尤其对小孩。

我回家翻了半天，从炕席底下找出皱巴巴的两块钱——那是我去年夏天捡杏核卖攒的，一直舍不得花。

第二天放学，我没直接回家，绕到老王头家。

老王头正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睛打量我：“卓儿？稀客啊。你爸让你来买啥？”

“王爷爷好。”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我家粮仓闹老鼠，我妈让我买点耗子药。”

“耗子药？”老王头上下打量我，“你妈咋不自己来？”

“我妈脚崴了，走不了路。”我早就想好了说辞。

老王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慢吞吞起身进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小玻璃瓶，标签都磨花了，上面画着个骷髅头。

“一块五。”他说，“这药可毒了，沾一点就死。你可拿好了，别瞎玩。”

我递过两块钱，他找给我五毛。我小心翼翼地把药瓶装进书包最里层，用课本夹着。

“谢谢王爷爷。”

转身要走时，他又叫住我：“卓儿。”

我心里一紧。

“这药……真是你妈要的？”他的眼睛像鹰一样锐利。

“真是。”我强迫自己直视他的眼睛，“粮仓里麦子被咬了不少，我妈心疼。”

老王头看了我几秒，摆摆手：“走吧走吧。记住，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几乎是跑着离开的。

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晾衣服，看见我满头大汗，皱眉道：“又疯哪去了？柴还没劈呢。”

“这就去。”我把书包藏在身后，快步走进柴房。

关上门，我才敢把药瓶拿出来。对着从门缝透进来的光，我看见瓶子里是白色粉末，装了大半瓶。晃一晃，粉末沙沙响。

骷髅头的标志格外刺眼。

我忽然想起小亭的话：“要最毒的那种。”

这应该就是了。

我把药瓶用破布包了好几层，塞进柴垛的缝隙里。然后开始劈柴，斧头起落的声音很有节奏，但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小亭要耗子药真的是为了毒老鼠吗？

二胖家那么穷，老鼠能有多少？值得专门买一瓶药？

还有那双布鞋……她说她的鞋破了，走不了路。可是前几天我明明看见她脚上穿着鞋，虽然旧，但没破。

疑点像水底的泡泡，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但我强迫自己不去深想。小亭是我的朋友，是我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这是约定。

（三）

布鞋的问题更麻烦。

我家只有两双布鞋能穿，一双在我脚上，一双是母亲的。母亲那双明显大了，小亭穿不了。我的这双虽然合脚，但给了她，我穿什么？

想了半天，我决定去找柳子。

柳子家条件好些，他有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去他家时，他正趴在炕上写作业。

“柳子，能不能……借我一双鞋？”我难得地有些窘迫。

柳子抬头，推了推眼镜：“你的鞋坏了？”

“不是……是我一个亲戚要。”我含糊地说，“女式的布鞋，三十六码左右。”

柳子想了想，爬下炕，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打开，里面是些旧衣物。他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双黑色布鞋，鞋面洗得发白，但很完整。

“我二姐的，她嫁人时没带走。”柳子把鞋递给我，“你要借多久？”

“可能……不还了。”我小声说，“我会赔你钱，等我有钱了。”

柳子摇摇头：“不用。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他顿了顿，看着我，“卓儿，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心里一惊，但面上保持平静：“我能有什么事？”

“你总往村西头跑。”柳子说得很直接，“而且你……好像在跟谁学普通话。我听见你一个人念拼音。”

我沉默了几秒。

柳子是我唯一的朋友，除了小亭之外。他很聪明，心思也细。瞒不过他。

“柳子，”我压低声音，“我确实在学。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教的。你能……保密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然后郑重地点头：“能。”

“谢谢。”我接过布鞋，“真的谢谢你。”

“卓儿。”在我转身要走时，柳子又说，“不管你在做什么，小心点。村里……有很多眼睛。”

这话他说得格外认真。我突然意识到，柳子也许比我想象中懂得更多。他爸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家里有报纸，有电视，他知道外面的事。

“我知道。”我说。

走出柳子家时，天已经暗了。我把布鞋藏在衣服里，贴着肚皮，用腰带固定住。鞋子很软，带着旧布料特有的味道。

风停了，沙尘落下来，空气里一股土腥味。

我绕到二胖家后墙。那里有一棵老榆树，树干粗壮，枝叶稀疏。我爬上树——这是我新发现的路线，从树上可以看见小亭房间的窗户。

窗户糊着塑料布，破了好几个洞。我蹲在树枝上，透过洞往里看。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小亭坐在炕沿，背对着窗户。她在做什么我看不清，只能看见她的背影——瘦削的，弓着的，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芦苇。

我轻轻敲了敲树干。

她猛地回头，看见我，眼里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变成惊喜。她起身走到窗边，塑料布被她掀起一角。

“你怎么上树了？危险！”她压低声音。

“给你送东西。”我从怀里掏出布鞋，还有那个用破布包着的药瓶，一起从窗户塞进去。

她接过，手指触碰到我的，冰凉。

“谢谢。”她把东西藏在身后，“你快下去，被人看见就完了。”

“小亭姐，”我没动，“你……没事吧？”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很苦：“我很好。就是……想家了。”

“你很快就能回家了。”我说，不知道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安慰自己。

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着光：“卓儿，如果我……如果我离开了，你会怪我吗？”

“不会。”我毫不犹豫，“我希望你离开。这里不属于你。”

她的眼眶红了，但她仰起头，没让眼泪流下来。“卓儿，你也要离开。答应我，一定要离开。”

“我答应你。”

我们隔着窗户对视。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跃，我看见她眼角有淤青，嘴角也破了。二胖又打她了。

“他打你了。”我说，声音在发抖。

她摸了摸嘴角，摇摇头：“没事，习惯了。卓儿，你记住——如果，我是说如果，过几天我做了什么奇怪的事，你不要惊讶。也不要……承认认识我。”

我的心往下沉。

“你要做什么？”

“我要回家。”她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用我的方式。”

我还想说什么，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小亭脸色一变，迅速放下塑料布，退回炕边。

我缩在树上，屏住呼吸。

是二胖，喝得醉醺醺的，骂骂咧咧地进了屋。接着是摔东西的声音，还有小亭压抑的哭声。

我闭上眼睛，指甲深深抠进树皮。

树皮粗糙，硌得手心生疼。但我感觉不到疼，我只感觉到一种冰冷的愤怒，从脚底一直冲到头顶。

我想冲进去，想拿起柴刀，想把那个男人砍成两半。

但我只是蹲在树上，像只无能的猴子。

许久，屋里的动静停了。灯灭了。

我悄悄爬下树，腿都麻了。落地时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流血了。但我顾不上，爬起来就往家跑。

（四）

接下来几天，我过得魂不守舍。

每天还是去取纸条，但小亭的回信越来越短。有时只是一句话：

“今天还好。”
“勿念。”
“保重。”

她不再教我普通话，也不再讲北京的事。我们的通信变得像例行公事，内容空洞，语气疏离。

我问她是不是出事了，她只回：“一切按计划进行。”

什么计划？她没有说。

我也不敢多问。那个药瓶，那双布鞋，还有她说的“用我的方式”——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拼凑，渐渐形成一个模糊而可怕的画面。

但我拒绝相信。

小亭不会那么做的。她是大学生，是文化人，她不会……

四月十五号，是个星期六。

那天早上，村里出了件怪事——二胖家的鸡，一夜之间全死了。

消息是柳子跑来告诉我的。他气喘吁吁地冲进我家院子，我正在喂猪。

“卓儿！出事了！”他把我拉到墙角，脸色苍白，“二胖家的鸡，十几只呢，全死了！死得可惨了，七窍流血！”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昨晚。”柳子压低声音，“二胖妈早上起来喂鸡发现的，现在正在院子里哭呢，骂小亭是丧门星，克死了她家的鸡。”

我扔下猪食瓢就往村西头跑。

还没到二胖家，就听见二胖妈的哭嚎声，尖利刺耳：“我的鸡啊！我可怜的鸡啊！哪个天杀的下毒啊！丧门星！扫把星！自打你进了门，我家就没好事！”

围了很多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从人缝里挤进去，看见院子里一片狼藉。十几只死鸡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羽毛凌乱，鸡冠发紫，嘴角确实有黑血。

小亭站在屋门口，低着头，头发散乱，脸上有新鲜的巴掌印。她手里拿着个破塑料盆，盆里装着……鸡？

二胖妈冲过去，一把抢过盆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上——是几只拔了毛、开了膛的鸡。

“剥！给我继续剥！死了也得吃！不能浪费！”二胖妈尖叫道，“都是你这丧门星克的！今天不把这些鸡全剥完炖了，我扒了你的皮！”

小亭默默地蹲下，捡起一只死鸡，开始拔毛。她的动作很慢，很机械，眼睛盯着地面，不哭也不说话。

二胖从屋里出来，光着膀子，拎着皮带。看见小亭，上去就是一脚，踹在她肩膀上。

小亭被踹倒在地，手里的鸡飞出去老远。

“装死呢？起来干活！”二胖的皮带抽下来，打在她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小亭没躲，也没叫。她慢慢爬起来，重新捡起鸡，继续拔毛。

周围的人都看着，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阻止。几个男人还发出低低的笑声。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掐出了血。

我想冲过去，但柳子拉住了我。他对我摇摇头，眼神里满是警告。

就在这时，小亭抬起头。

她的目光穿过人群，准确地找到了我。

我们对视了。

只有一秒，也许更短。

但我看见了她眼睛里的东西——那不是绝望，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决绝。冰冷的，坚硬的，像磨利了的刀。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手上的活。

皮带又抽下来，一下，又一下。

她的棉袄破了，露出里面单薄的衣服。每抽一下，她的身体就颤一下，但她始终没有出声。

二胖妈还在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围观的村民渐渐散了。这种事在村里不稀奇，买来的女人挨打，天经地义。死了几只鸡而已，不算大事。

最后只剩下我和柳子还站在远处。

“走吧。”柳子拉我。

我挪不动脚。

我看见小亭拔完了所有鸡毛，开始开膛。她的手很稳，刀锋划过鸡肚子，内脏流出来，血淋淋的。她面无表情，像在完成一件与己无关的工作。

“卓儿！”柳子用力拽我。

我被他拖着离开，一步三回头。

走到巷口时，我最后一次回头。

小亭正端着一盆处理好的鸡走进灶房。进门之前，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天空。

那天天空很蓝，没有云，阳光刺眼。

她仰着脸，阳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照在她嘴角的血迹上。

那个画面，像刀刻一样印在我脑子里。

许多年后，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仍然会看见那个画面——一个穿着破棉袄的女人，端着一盆死鸡，仰头看着蓝天。

那是绝望的姿势。

也是告别的姿势。

（五）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母亲骂我浪费粮食，我没吭声。躺在炕上，我睁着眼睛看黑暗。

窗外很安静，连狗都不叫。这种安静让我不安，像暴风雨前的死寂。

半夜，我突然坐起来。

我想起一件事——小亭要耗子药时说，她屋里老鼠多，吵得睡不着。

可是二胖家离我家不算远，如果有那么多老鼠，我夜里应该能听见动静。但我从来没听过。

还有，她问我要布鞋，说要走不了路。但刚才我看见她走路很正常。

疑点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轻手轻脚下炕，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冷水喝下去。水很凉，凉得我打了个哆嗦。

然后我做了一件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我穿上衣服，悄悄溜出了门。

我要去二胖家看看。

夜深人静，月亮被云遮住，只有几点星光。我像影子一样在巷子里穿行，心脏跳得像要炸开。

二胖家没有光。

整个院子黑漆漆的，死一般寂静。我绕到后墙，爬上那棵老榆树。小亭房间的窗户也是黑的，塑料布在风里微微鼓动。

我等了很久，什么动静都没有。

没有鼾声，没有梦话，没有老鼠的窸窣声。

什么都没有。

就在我准备下树时，窗户突然亮了。

不是煤油灯的光，是手电筒的光，很微弱，一闪即逝。接着，我听见极轻的开门声——不是正门，是后院那个小门。

一个人影溜出来。

是小亭。

她穿着那件灰棉袄，背着一个小包袱——用床单临时系的，鼓鼓囊囊。脚上穿着……我借给她的那双布鞋。

她走得很快，很轻，像猫一样。出了小门，她没走大路，而是钻进屋后的玉米地。玉米秆已经有一人高了，她进去就不见了。

我屏住呼吸，等了十分钟，她没出来。

她走了。

真的走了。

用了我给的布鞋，也许还有……耗子药？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冷。

我几乎是滚下树的，膝盖又磕破了。但我顾不上疼，跌跌撞撞往家跑。

跑过空荡荡的巷子，跑过打谷场，跑过村口的歪脖子树。夜风在我耳边呼啸，像无数人在尖叫。

回到家，我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

汗水湿透了衣服，黏在身上，冰冷。

我慢慢滑坐到地上，抱住膝盖。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个方形的光斑。我看着那光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小亭走了。

她逃走了。

用她的方式。

而我，是帮凶。

 

 

第五章：血色黎明

（一）

鸡叫三遍时，天还没亮。

我整夜没合眼，背靠着门板坐到四肢僵硬。小亭消失在玉米地里的画面，在我脑子里循环了一百遍、一千遍。她背着小包袱的身影，那双在黑夜里快速移动的布鞋，还有她钻进玉米秆前最后一次回头的轮廓——每一个细节都像烙铁，烫在我的记忆里。

她成功了吗？

这会儿应该已经跑出十几里地了吧？也许到了沙河镇，也许搭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只要到了县城，就有长途汽车站，就能往东走，就能……

回家。

这个词像一颗温暖的种子，在我冰冷的胸腔里发芽。

但同时，另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这棵幼苗：

那瓶耗子药呢？

她说用来毒老鼠。但二胖家的鸡一夜之间全死了。鸡是吃了什么死的？老鼠药拌的谷子？还是……

我不敢往下想。

我强迫自己站起来，腿麻得像有千万根针在扎。走到水缸边，用冷水洗了把脸。水面上映出我的脸——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像个鬼。

母亲起来了，在院里咳嗽。

“卓儿，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她推门进来，看见我的样子，皱起眉头，“病了？”

“没。”我低下头，“做了噩梦。”

“女娃娃就是胆子小。”她没在意，“去抱柴，烧火做饭。”

我机械地执行命令。抱柴，点火，淘米，煮粥。灶膛里的火苗跳动着，温暖的光映在脸上，但我感觉不到暖意。

粥煮好了，父亲也起来了。他坐在炕沿上抽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表情。

“听说了吗？”他忽然开口，“二胖家的鸡全死了。”

我的勺子掉进锅里，溅起滚烫的米汤，烫到手背上。

“死就死了，关咱啥事。”母亲盛粥，语气平淡，“买来的女人就是晦气。”

“不是晦气。”父亲吐出一口烟，“我早上碰见村长了，他说……死得蹊跷。七窍流血，像是中毒。”

空气凝固了几秒。

“中毒？”母亲的声音高了八度，“谁下的毒？药死鸡干啥？”

“谁知道。”父亲磕了磕烟袋锅，“二胖妈哭得死去活来，说是那女人克的。我看……没那么简单。”

我端起粥碗，手抖得厉害，粥洒出来烫到手指。我强装镇定地吹了吹，小口喝起来。米粥烫嘴，但我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冷气。

“吃饭就吃饭，哆嗦啥。”父亲瞥我一眼。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

早饭在诡异的沉默中吃完。我收拾碗筷时，听见院外传来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还有……哭声？

不是一个人的哭声，是好几个人，哭天抢地，撕心裂肺。

母亲放下针线，走到院门口张望。

我也跟过去。

巷子里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往村西头跑。有人边跑边喊：“出事了！出大事了！”

“咋了这是？”母亲拉住一个跑过的婶子。

“二胖家！二胖家死人了！”那婶子脸色煞白，“一家三口，全没了！”

嗡——

我的耳朵里像飞进了一万只蜜蜂。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母亲的脸，婶子的脸，灰扑扑的土墙，都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卓儿？卓儿！”母亲拍我的脸，“你咋了？脸这么白！”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走，去看看。”父亲也从屋里出来了，脸色凝重。

我跟在他们身后，双腿像灌了铅。巷子变得无比漫长，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人越来越多，哭声越来越清晰。

终于，二胖家门口到了。

那里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我从人缝里挤进去，看见院子里的景象——

二胖躺在正屋门口，脸朝上，眼睛瞪得老大，嘴角有白沫干涸的痕迹。他穿着睡觉时的汗衫短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趿拉着布鞋。

二胖爹倒在灶房门口，上半身在屋里，下半身在门外，像是爬出来的。他手里还抓着半个窝头。

二胖妈在炕上，蜷缩着，脸对着墙。

三个人，三种死法，但都有一个共同点——脸色发青，嘴唇发紫，表情痛苦。

院子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血腥味，是……鸡肉味？还有某种苦涩的、刺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让人作呕。

我的目光扫过院子，最后定格在正屋的桌子上。

那里摆着一个大陶盆，盆里是……鸡肉。煮好的鸡肉，黄澄澄的，漂着一层油花。盆边散落着几双筷子，还有几个空碗。

桌子底下，躺着一只塑料盆，就是昨天小亭用来装死鸡的那个。盆边有一些鸡毛和内脏的残渣。

“天啊……这是……这是吃了毒鸡肉啊！”有人惊呼。

“昨晚二胖妈不是逼那女人炖鸡了吗？说是死了也不能浪费……”

“那女人呢？那个叫小亭的呢？”

人群骚动起来，开始四处张望。

对啊，小亭呢？

我忽然反应过来——从进院子到现在，我没看见小亭。屋里屋外都没有。

“找找！快找找！”村长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他指挥几个年轻人，“屋里屋外都搜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人们冲进屋里。翻箱倒柜的声音，掀炕席的声音，踢倒板凳的声音。

我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阳光渐渐升高，照在二胖青紫的脸上，照在那盆油汪汪的鸡肉上。有几只苍蝇已经飞过来，停在鸡肉上，搓着前腿。

“村长！屋里没有！”

“后院也没有！”

“玉米地里找了，也没有！”

小亭不见了。

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连同她的小包袱，连同那双布鞋。

只有那盆鸡肉，静静地摆在桌上，像一场沉默的审判。

（二）

县里来人了。

两辆吉普车，卷着尘土开进村。下来几个穿制服的人，提着箱子，一脸严肃。村长点头哈腰地迎上去，递烟，没人接。

我被母亲拉回家，但她自己又跑去看热闹了。父亲也去了，说要去“作证”。

我一个人坐在院里，抱着膝盖，看着地上爬过的蚂蚁。

蚂蚁排成长队，扛着比它们身体大几倍的食物碎屑，往墙根的洞里钻。它们的世界很简单——找到食物，搬回家，活下去。

而我呢？

我的世界在几个小时内崩塌了。

小亭杀了二胖一家。

这个事实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她用我买的耗子药，毒死了鸡，然后炖了鸡，毒死了人。

可那瓶药……我只给了她一瓶。

够毒死十几只鸡，也够毒死三个人吗？

我不懂。我不懂毒药的剂量，不懂毒理，我只知道——我递给她药瓶时，她的手很凉。她说“谢谢”时，声音在发抖。

她早就计划好了。

从要耗子药开始，从要布鞋开始，甚至可能更早——从第一次用纸条跟我通信开始，她就在计划。

而我，像个傻子一样，成了她的帮凶。

不，不是帮凶。

是棋子。

“卓儿。”

我猛地抬头，柳子站在院门口，脸色苍白如纸。他快步走进来，蹲在我面前，抓住我的肩膀。

“卓儿，你看着我。”他的声音在发抖，“你……你给她买耗子药了吗？”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

“回答我！”他用力摇晃我，“这是要出人命的！三条人命！”

“……买了。”我终于发出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但她说……毒老鼠。”

柳子闭上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再睁开时，眼里满是恐惧：“你完了，卓儿。如果被查出来……”

“她不会说的。”我机械地摇头，“她走了。她不会说。”

“万一呢？万一被抓回来呢？”柳子压低声音，“还有那双鞋，我姐的鞋，如果被认出来……”

我这才想起鞋的事。

对啊，鞋是柳子姐姐的。如果被找到，如果被认出来……

“我把鞋要回来。”我突然站起来，“我去找，也许她扔在路上了……”

“你疯了！”柳子拉住我，“现在全村都在找她，你出去就是送死！”

我僵在原地。

是啊，现在出去，就是不打自招。

可是……可是……

“柳子，”我抓住他的手，指甲掐进他的肉里，“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柳子沉默了。他比我大一岁，但此刻他也只是个孩子。面对三条人命，我们都吓傻了。

许久，他说：“装不知道。打死也不能承认。药是从老王头那儿买的，你就说是你妈要的。鞋……就说丢了，早丢了。”

“老王头会作证……”

“老王头不会。”柳子很肯定，“他卖的是走私药，出了事他第一个跑不了。他不会承认卖过药给你。”

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但随即又揪起来：“那如果……如果他们找到小亭呢？”

“找不到的。”柳子看着远方，眼神空洞，“她计划了那么久，准备了那么久。她一定……已经跑远了。”

但愿如此。

但愿她永远不要被找到。

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在祈祷一个杀人犯逃脱法网。但在我心里，小亭不是杀人犯。她是受害者，是被逼到绝路的困兽。

二胖一家该死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小亭不该被锁在柴房里，不该被皮带抽打，不该被当成牲口买卖。

如果法律保护不了她，那她就自己保护自己。

错了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三）

调查持续了三天。

吉普车停在村支书家门口，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他们询问了每一个村民，包括我。

问我的时候，母亲陪在身边。我按照柳子教的说了：没见过小亭，没说过话，不知道耗子药的事。

“你平时去村西头拾柴吗？”一个年轻警察问，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去。”我低着头，“但都是白天去，没进过二胖家。”

“见过那个叫梅雨亭的女人吗？”

“见过一次。”我说了实话，但只说了一半，“在巷子里看见过，她在门口筛玉米。没说话。”

警察记录着，没再追问。

他们问到了老王头。老王头果然否认卖过耗子药给任何人，说他早就不卖那玩意儿了，违法。

他们也问到了柳子。柳子说鞋是他姐姐的，但姐姐嫁人后就不知道去哪了，也许带走了，也许扔了。

一切都对得上。

因为整个村子都在默契地掩盖真相。

我渐渐明白了——没有人真的想找到小亭。二胖一家在村里人缘不好，穷横穷横的，借东西不还，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他们的死，对很多人来说是少了三个麻烦。

至于那个买来的女人？跑了就跑了。又不是本村人，死外面也跟村里没关系。

重要的是，别把事闹大。别让上面觉得村里治安不好，别影响村支书升迁，别让外面人看笑话。

所以当县里最终以“食物中毒，误食霉变粮食”结案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没有谋杀，没有下毒，只是一场意外。

一场死了三个人的意外。

葬礼很简单。二胖家没有近亲，几个远房亲戚来收了尸，用草席一卷，埋在了后山乱葬岗。连棺材都没有。

下葬那天下了点小雨。我站在远处看着，那三个土包很小，像随便堆起来的坟头。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只有几把纸钱在风里打旋。

雨打湿了我的头发，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哭了吗？

我不知道。

我应该哭吗？

为二胖一家？我不认识他们。为小亭？她还活着，我希望她活着。

那我为什么流泪？

也许是为我自己。

为那个十二岁就卷入命案、手上沾了血却洗不掉的自己。

（四）

日子恢复了平静。

至少表面上是。

我还是上学，放学，干活。但我不再去村西头拾柴了。我绕开那条巷子，绕开那棵老榆树，绕开所有能让我想起小亭的地方。

柳子也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像约定好一样，把那段记忆封存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有些东西变了。

我开始做噩梦。

梦里，小亭穿着那件灰棉袄，背着小包袱，在玉米地里奔跑。跑着跑着，她回过头，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张嘴。嘴一张一合，说：“卓儿，谢谢你。”

然后她开始融化，像蜡烛一样，融成一滩红色的蜡油。

蜡油里浮出二胖的脸，青紫的，瞪着眼睛，说：“还我命来。”

我每次都尖叫着醒来，浑身冷汗。

母亲被我吵醒几次后，不耐烦了：“这么大女娃娃了，还做噩梦。是不是冲撞了啥？明天去庙里烧烧香。”

村里有个小庙，供着土地公。母亲带我去烧了香，磕了头。香火味很呛，熏得我直流眼泪。

跪在蒲团上时，我偷偷许了个愿：

愿小亭平安到家。

愿我永远不要再见到她。

这两个愿望是矛盾的，但我在心里同时默念了三遍。

走出庙门时，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看见远处的山，光秃秃的，黄褐色，像巨大的坟包。

夏天来了。

风沙少了，但热得厉害。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庄稼都蔫了。井水水位下降，打水要排更久的队。

我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一个荒漠边上穷人家的女儿，每天为生存挣扎。

但我知道，我回不去了。

小亭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叫“外面”，叫“北京”，叫“选择的权利”。现在这颗种子发芽了，疯长，撑破了土壤。

我开始更疯狂地学习。

用捡来的旧报纸认字，用沙子当纸练习写字。普通话我已经说得很流利了，甚至能模仿电视里的播音员。但村里没人听我说，我也没机会说。

只有柳子知道。

他有时会问我：“卓儿，你真要去北京？”

“真去。”

“怎么去？”

“考学。”我说，“我要考县一中，然后考大学，考到北京去。”

这是我们村里从没有人走过的路。女孩最多上完小学就辍学，帮忙干活，等着嫁人。考中学？考大学？那是男孩的事，而且是有钱人家男孩的事。

但我不管。

小亭说过，我有天赋。

我要证明她说得对。

（五）

秋天，我考上了县一中。

成绩出来的那天，全村轰动。不是为我高兴，是觉得不可思议。

“女娃娃考中学？瞎胡闹！”

“上了中学又咋样？还能考大学？做梦！”

“文家真是疯了，白花钱。”

父亲确实犹豫了。学费虽然不多，但对我们家来说是笔巨款。而且我要去县城住校，少了劳动力，还得多花钱。

母亲哭了一晚上，说我翅膀硬了，要飞了，不管家里了。

只有柳子支持我。

他考得比我更好，全县第三。他爸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还说要送他去市里念书。

“卓儿，我们一起去。”柳子说，“一起考大学，一起去北京。”

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但我知道，我们的路不一样。柳子是男孩，家里支持，前途光明。我是女孩，每一步都是逆水行舟。

最后是赤脚医生帮了我。

他找到我父亲，说：“让卓儿去吧。这女娃娃聪明，不念书可惜了。学费我先垫着，等她有出息了再还。”

父亲抽了一晚上旱烟，第二天早上说：“去吧。但话说在前头，家里没钱供你，你得自己想办法。”

“我知道。”我说。

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还有那本翻烂了的旧课本。

母亲坐在炕沿上看着我，忽然说：“卓儿，你恨这个家吗？”

我手一顿。

“不恨。”我说的是实话，“但我不能留在这里。”

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我。我打开，里面是十块钱，皱巴巴的，还带着她的体温。

“妈……”

“拿着。”她扭过头，不看我，“到了县城，机灵点，别被人欺负。”

我的眼眶热了。

这是我记忆中，母亲第一次对我流露出温柔。

第二天天没亮，我背着包袱出门了。父亲没来送我，母亲送到村口。

“常写信。”她说。

“嗯。”

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她。她还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树下，身影在晨雾里很模糊。

我又看了一眼村子。

低矮的土坯房，泥泞的小路，光秃秃的山。这个我生活了十三年的地方，这个困住了小亭、也差点困住我的地方。

再见了。

也许永远不再见了。

我转身，大步往前走。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金色的光洒满黄土高原。风还是那么大，但这次，它是从我背后吹来的，推着我往前走。

我摸了摸胸口。

那里贴身藏着两样东西：一是小亭给我的那枚银色纽扣，二是她手绘的地图。

地图的终点，是北京。

那是她的家。

也是我将要去的地方。

无论路上有多少艰难，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

我要去。

我要离开。

我要活着，好好地活着，活出一个样子来。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那个消失在玉米地里的女人。

小亭姐，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回到了北京。

请等着我。

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

到那时，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说说话。

说说这分别的岁月，说说各自走过的路。

但愿那时，我们都已洗去一身尘埃，能在阳光下坦然地重逢。

 

 

第六章：县城的灯光

（一）

去县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早上六点从镇上发车。

我三点就起床，走了十里山路到镇上的汽车站。天还没亮，车站里只有几个模糊的人影，蹲在墙角抽烟，火星在黑暗里明灭。

车站是个破旧的土坯房，墙上用白灰歪歪扭扭写着“红旗镇汽车站”。屋檐下挂着盏煤油灯，灯罩熏得乌黑，光线昏黄，勉强照亮巴掌大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汽油、旱烟和人体混合的酸臭味。

我找了个角落蹲下，把包袱抱在怀里。包袱很轻，里面只有两件打补丁的换洗衣服，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还有那个包着十块钱和银色纽扣的小布包。赤脚医生垫的学费我贴身藏着，用针线缝在内衣口袋里，怕丢。

天渐渐亮了。

班车摇摇晃晃开进站，是一辆老旧的解放牌客车，车身掉漆，玻璃上糊满黄泥。车门“哐当”一声打开，司机探出头喊：“去县城的！上车了！”

人群一窝蜂涌过去。

我被挤在中间，几乎脚不沾地地上了车。车里没有座位号，先到先得。我抢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那里颠簸得最厉害，但没人跟我抢。

车开了。

黄土路坑坑洼洼，车身剧烈摇晃，像随时会散架。我紧紧抓住前排座位的铁杆，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光秃秃的山，干涸的河床，稀稀拉拉的庄稼地。偶尔经过村庄，土坯房低矮破败，墙上的标语褪了色——“少生孩子多种树”，“要想富先修路”。

这些景象我看了十三年，早已麻木。但今天，当我真正离开时，却感到一种钝痛。

不是舍不得，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像是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皮肉，连血带肉，疼得真切。

车开了三个小时，终于看见了县城。

先是出现几栋两层小楼，接着是柏油路，路两旁有了树，有了商店，有了骑自行车的人。车开进汽车站时，我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车站是个水泥建筑，虽然旧，但比镇上的土坯房气派多了。院子里停着十几辆车，有客车，有货车，还有几辆绿色的吉普车。人来人往，穿着干净的衣服，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

我拎着包袱下车，站在院子里，像个傻子一样四处张望。

“新生？一中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手里举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县一中”。

我点点头。

“跟我来，学校有车接。”

他领着我走到一辆拖拉机车斗旁，那里已经站了七八个学生，有男有女，都背着行李，脸上带着和我一样的茫然和兴奋。

拖拉机突突突地启动了，载着我们穿过县城街道。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见“城市”。

虽然只是个西北小县城，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世界。柏油马路宽阔平整，两旁有整齐的梧桐树。商店一家挨着一家，玻璃橱窗里摆着花花绿绿的商品：布料、搪瓷盆、暖水瓶、饼干。还有书店，透过玻璃能看见书架上一排排的书。

最让我震撼的，是街上的女人们。

她们穿着鲜艳的衣服——不是我们村里那种灰扑扑的粗布，而是的确良、涤纶，有碎花的，有格子的。有的烫了头发，卷卷的，像羊毛。有的穿着皮鞋，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她们走路的姿态也和我们村里的女人不一样。不弓着腰，不低着头，而是挺直脊背，目视前方，脚步轻快。

我看着她们，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

我也要这样。

挺直腰杆，抬起头，走在光亮的街上。

拖拉机拐进一条巷子，停在一扇铁门前。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红旗县第一中学。

到了。

（二）

一中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三栋三层教学楼，红砖墙，玻璃窗。一个操场，虽然只是黄土地，但有篮球架，有单双杠。还有食堂，宿舍，实验室。

我被分到初一（三）班，住女生宿舍三楼最西头那间。宿舍八个人，上下铺，我分到上铺。

舍友都是县城或周边乡镇来的，家境大多比我好。她们有崭新的被褥，有印着牡丹花的铁皮暖水瓶，有香皂，有雪花膏。而我只有一床打了补丁的旧被子，一个掉漆的搪瓷缸。

第一晚，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下铺两个女生聊天。

“你带了多少生活费？”

“二十。我妈说省着点花。”

“我带了二十五，我爸说不够再要。”

“食堂的饭好吃吗？”

“听说还行，有菜有汤。”

我摸了摸缝在内衣口袋里的十块钱。这是我全部的生活费，要撑一个月。

第二天上课，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语文老师让每个同学做自我介绍。城里的孩子落落大方，普通话标准，有的还会说英语。轮到我时，我站起来，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全班都看着我。

我的脸烧起来，手心冒汗。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怎么说。

“文卓同学？”老师温和地提醒。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说出那段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的话：“大家好，我叫文卓，来自文家沟。我喜欢读书，希望能和大家成为朋友。”

我说的是普通话，小亭教我的那种普通话。字正腔圆，声调准确。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有人小声说：“她普通话好标准……”

老师也露出惊讶的表情：“文卓同学普通话说得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自学的。”我说，“听广播学的。”

这是我和柳子商量好的说辞。不能提小亭，永远不能。

“很好，请坐。”老师点点头，“大家要向文卓同学学习，自学精神可贵。”

我坐下，腿还在抖。但心里涌起一股奇异的暖流——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会说普通话”而受到表扬。

在村里，这是没用的技能。

在这里，这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世界真的不一样。

（三）

但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

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三。语文尤其好，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念。数学差一点，但也能及格。

我兴冲冲地把成绩单寄回家，等了一个月，没有回信。

第二个周末，我去学校小卖部的公用电话给村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邻居，说我爸去砖窑干活了，我妈下地了，都没空接。

“你爸让我转告你，”邻居说，“好好念，别惹事。家里没钱，自己想办法。”

电话挂了。

我握着听筒，里面传来嘟嘟的忙音。

小卖部老板看看我：“三毛钱。”

我掏出皱巴巴的毛票，数出三张。这是我两天的饭钱。

回到宿舍，我躲在被子里，哭了。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绝望。我知道家里不会给我钱了，那十块钱早就花完了。接下来怎么办？

我开始想办法挣钱。

周末，我去菜市场帮人搬菜。一筐土豆五分钱，我一次能背两筐。背一天，能挣七八毛。手磨破了，肩膀勒出血痕，但有钱了。

我还去建筑工地捡废铁。工地看守很凶，看见小孩就撵。我每次都等天黑，偷偷翻进去，在废料堆里翻找钢筋头、螺丝帽。攒一袋子，卖给收废品的，能换一两块。

最危险的一次，我被看守抓住了。

那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拎着我的衣领把我拖出工地。“小兔崽子，偷东西！”

“我没偷，我捡的……”我挣扎。

“捡的就是偷！”他一巴掌扇过来，我眼前一黑，耳朵嗡嗡响。

“放开她。”

一个声音响起。

我睁开肿痛的眼睛，看见柳子站在那儿。他穿着一中的校服，背着书包，眼镜片后面的眼神很冷。

“你谁啊？”看守瞪他。

“她同学。”柳子走过来，掏出学生证，“我们是县一中的学生。她捡废铁是为了交学费。你要是报警，我们就告诉学校，说工地雇用童工，还打人。”

看守愣住了。

柳子继续说：“你放了她，这事就算了。不然，我们一中校长跟我爸熟，你看着办。”

看守看看柳子，又看看我，骂骂咧咧地松了手。

“滚！别再让我看见你！”

我爬起来，捡起装废铁的袋子。柳子接过袋子，拉着我快步离开。

走到安全的地方，我才问：“你怎么在这儿？”

“我听同学说，有个女生周末总在工地捡废铁，我猜是你。”柳子看着我红肿的脸，“疼吗？”

“不疼。”我摇头，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下来。

柳子从书包里掏出纸笔，写了个地址给我：“这是我爸朋友开的饭馆，缺个洗碗的。周末去，管饭，一天给一块钱。比捡废铁安全。”

我接过纸条，纸很薄，字迹工整。

“柳子，”我哽咽，“谢谢你。”

“别说谢。”他推推眼镜，“我们是朋友。而且……你答应过要去北京的。不能死在这儿。”

我用力点头。

是啊，不能死在这儿。

小亭还在北京等着我。

我一定要去。

（四）

日子在学习和打工中飞快流逝。

我在饭馆洗碗，从下午五点洗到晚上九点。水池永远堆满油腻的碗盘，洗洁精烧手，冬天水冷得像冰。但老板人不错，除了管饭，还会把客人吃剩的肉菜留给我。那是我一周里唯一能吃到肉的时候。

我把挣的钱分成三份：一份吃饭，一份买学习用品，一份攒着。

攒钱的过程很慢。一毛，两毛，一块，两块。我用旧作业本记账，每一笔支出都写得清清楚楚。到期末时，我攒了二十块钱。

寒假到了。

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宿舍只剩我和另外两个家远的女生。县城下了雪，薄薄一层，盖住了黄土。我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第一次感到了孤独。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在荒漠里，而是身处人群，却无人可说心里话。

我有柳子，但柳子也有自己的生活。他成绩好，是老师的宠儿，同学羡慕的对象。他将来会考上好大学，会有光明的前途。

而我呢？

我只有洗碗的手，和一颗不甘的心。

大年三十那天，饭馆关门。老板给了我两个肉包子，算是年终奖。我拿着包子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就着白开水吃完。

窗外传来鞭炮声，噼里啪啦，很热闹。

我想起村里。这个时候，母亲应该在包饺子吧？虽然馅里肉很少，主要是白菜，但总是热乎的。父亲会喝点酒，话比平时多。

我想家了。

不是想那个贫穷愚昧的村子，是想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在那里，我虽然苦，但有用。在这里，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外来者。

我拿出小亭给的银色纽扣，放在掌心。

纽扣已经失去光泽，边缘磨损得更厉害了。我把它贴在心口，闭上眼睛。

小亭姐，你在哪里？

你回到北京了吗？你找到家人了吗？你还记得那个黄土高原上的女孩吗？

没有答案。

只有窗外的风雪声。

（五）

初二下学期，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我参加了全县中学生演讲比赛。

主题是“我的理想”。语文老师推荐了我，说我普通话好，有感情。我写了稿子，改了十几遍。演讲那天，我穿着借来的白衬衫蓝裤子，站在县剧院的舞台上。

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领导，老师，学生。灯光很亮，照得我睁不开眼。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演讲。

“我的理想，是去北京。”

第一句话说出口，台下安静了。

“我出生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那里风沙很大，水很缺，日子很苦。村里的女孩大多上完小学就辍学，嫁人，生孩子，重复母亲的一生。”

“但我看到了星星。在沙漠干净的夜空里，星星特别亮。我想，星星能看见的地方，我也要去看看。”

“我自学普通话，拼命读书，考到县城。我洗碗，捡废铁，攒钱。因为我知道，只有读书，只有离开，我才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北京很远。但再远，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我的理想，就是走完这条路，走到那个有很高很高的楼、有很多很多书的地方。走到那个，能让一个女孩挺直腰杆做人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鞠躬。

台下沉默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五十块钱奖金。

五十块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干净”的钱，不是干活挣的，是靠知识和口才挣的。

我捧着奖金和奖品回到宿舍，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第二件事，发生在演讲比赛后不久。

一天放学，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班主任，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四十多岁，穿着得体，气质很好。

“文卓，这是县妇联的王主任。”班主任介绍，“她想跟你谈谈。”

我紧张地坐下。

王主任温和地看着我：“文卓同学，我听了你的演讲，很受感动。我们妇联正在开展‘春蕾计划’，资助贫困女学生。经过考察，我们决定把你列为资助对象。”

“资助？”

“对。从这学期开始，你的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全部由妇联承担。另外，每月给你三十元生活费。”

我愣住了。

三十元。比我洗碗挣得多，还不用辛苦。

“为什么……选我？”我问。

“因为你值得。”王主任微笑，“我们看了你的成绩，全班前三。也了解了你家里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你身上那股劲儿——想改变命运的劲儿。我们想帮你。”

我的眼泪掉下来，止不住。

“谢谢……谢谢……”

“别谢我。”王主任拍拍我的肩，“好好读书，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走出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但我感觉眼前一片明亮。

我跑回宿舍，拿出那个记账的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我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1988年5月12日，命运第一次向我伸出手。”

然后，在下面添上：

“小亭姐，我离你又近了一步。”

（六）

初三毕业，我以全县第五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

村里再次轰动。这次不是嘲讽，是震惊。文家的女娃娃，真考出去了，还要去市里念书。

父亲破天荒来县城接我。他在校门口等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

“爸。”我叫他。

他上下打量我，点点头：“长高了。”

我们坐班车回家。一路上，他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到家时，母亲做了一桌子菜——虽然只是土豆白菜，但比平时丰盛。

晚上，父亲把我叫到北屋。

他抽着旱烟，沉默了很久，才说：“市里花销大。妇联还资助吗？”

“资助到高中毕业。”我说，“但生活费要自己挣一部分。”

“嗯。”他磕了磕烟袋锅，“家里……帮不上你。你妈身体不好，你弟还要念书。”

“我知道。”我说，“我自己能行。”

他又沉默了。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他的脸，皱纹深了很多，鬓角有了白发。

“卓儿，”他忽然说，“爸对不住你。”

我一愣。

“你是女娃，爸没重视你。让你受苦了。”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但你争气，给文家长脸了。以后……好好走你的路。别回头。”

我的眼眶热了。

这个沉默寡言、重男轻女了一辈子的男人，在女儿即将远行时，终于说了一句软话。

虽然太迟，但总比没有好。

“爸，”我说，“等我出息了，接你们去城里。”

他摆摆手：“不用。我们在村里待惯了。你去吧，飞高点。”

离家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村长握着我的手：“文卓啊，给咱村争光！以后当了官，别忘了乡亲们！”

赤脚医生塞给我一包药：“常用药，备着。到了市里，照顾好自己。”

柳子也来了。他考了全县第一，要去省城念高中。

“我们在北京见。”他说。

“一定。”

母亲一直送我到村口。这次她没哭，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握了很久。

“妈，我走了。”

“走吧。”她松开手，“常写信。”

我转身，背着新买的帆布书包——那是用演讲比赛的奖金买的，里面装着录取通知书、几件衣服，还有小亭的纽扣。

走了很远，我回头。

母亲还站在那棵歪脖子树下，像一尊雕塑。

我挥挥手，然后转身，再不回头。

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

走到市里，走到省城，走到北京。

走到那个有很高很高的楼、有很多很多书的地方。

走到那个，能让一个女孩挺直腰杆做人的地方。

风从背后吹来，推着我向前。

我抬起头，看见天空很蓝，云很白。

像极了小亭离开那天，仰头望见的天空。

小亭姐，你看见了吗？

我来了。

一步一步，向你走来。

 

 

第七章：市里的月光

（一）

市一中在城东，红砖围墙圈出好大一片地。校门是水泥柱子的，顶上挂着鎏金的校名，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拎着行李站在门口，像第一次到县城时一样，像个傻子。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我不再是那个连话都不敢说的村姑。我挺直腰杆，深吸一口气，走进了校门。

报名处排着长队。学生大多穿着崭新，家长陪着，提着大包小包。我只有一个人，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

“文卓？”

我回头，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正看名单。

“我是。”

“跟我来。”她合上本子，“你是妇联特批的贫困生，宿舍安排好了。”

她领我穿过校园。三层的教学楼，五层的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四百米跑道的操场。每一步都踩在水泥地上，干净平整，没有黄土，没有鸡屎。

宿舍在女生楼四楼，四人间，上床下桌。我的三个室友还没到，我选了靠窗的下铺。窗外是操场，再远是街道，车来车往。

“床品去后勤领，这是票。”老师递给我几张单据，“食堂饭卡每月补助五十块，不够自己充。生活上有困难，去政教处找我，我姓周。”

“谢谢周老师。”

她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宿舍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我伸手摸了摸书桌——光滑的漆面，没有一丝灰尘。

这是我的了。

未来三年的，属于我一个人的空间。

市一中比县一中严格得多。早上六点起床跑操，七点早读，八点上课，晚上三节自习，十点熄灯。课程也难，特别是英语——我在县城只学过一点，到这里完全跟不上。

第一次英语小测，我考了32分。

卷子发下来时，同桌凑过来看：“哇，你好低。”

她叫林晓，市里人，父母都是医生。她说话直，没有恶意，但我脸还是烧起来了。

“我……基础差。”我小声说。

“要我帮你吗？”林晓热情地说，“我初中就上新概念了。”

“新概念？”

“就是英语教材啊。”她眨眨眼，“你没听过？”

我摇摇头。

林晓同情地看着我：“那你要加油了。英语150分呢，拉分可厉害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差距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我以为考上市重点就能松口气，没想到是另一个更残酷的战场。这里的每个人都拼了命在学习，早上五点就有人在操场背书，晚上熄灯后还有人打手电在被窝里看书。

我拿什么跟她们拼？

家庭？我没有。

基础？我没有。

天赋？也许有，但不够。

我爬起来，拿出小亭的纽扣，放在掌心。

银色已经发暗，但边缘磨损的痕迹像岁月的年轮。我闭上眼睛，想起小亭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卓儿，你很有语言天赋。”

“如果你在北京，一定能考上最好的中学。”

“一定要离开这里。”

我睁开眼，把纽扣贴在心口。

小亭姐，你说我有天赋。

那我要证明，你是对的。

（二）

我开始玩命学英语。

早上提前一小时起床，在操场路灯下背单词。中午别人午休，我在教室做习题。晚上熄灯后，我躲在厕所里，就着走廊的灯光看书。

单词记不住，就抄，一遍，十遍，一百遍。发音不准，就跟着磁带模仿，直到舌头打结。语法不懂，就缠着老师问，问到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林晓真的帮我。她把自己的新概念教材借给我，周末还带我去她家，用她爸的录音机练听力。

“文卓，你太拼了。”她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身体要紧。”

“我没事。”我说，“时间不多了。”

“什么时间？”

我意识到说漏嘴了，摇摇头：“没什么。”

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我英语考了108分。

不算高，但进步了76分。英语老师在班里表扬我：“文卓同学进步最大，大家要学习她这种不服输的劲头。”

我低着头，手指抠着卷子边缘，眼睛发酸。

林晓在桌下踢我：“厉害啊！”

我笑笑，没说话。

只有我知道，这108分背后是什么——是凌晨四点的路灯，是抄满单词的废纸，是问问题问到老师不耐烦的白眼，是在厕所里冻得发抖还坚持听磁带的夜晚。

但值得。

因为每多一分，我就离北京近一步。

因为小亭说过，我有天赋。

我要证明。

（三）

高二那年冬天，市里下了很大的雪。

宿舍没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炉，晚上封火，到后半夜就冷了。我冻得睡不着，干脆爬起来看书。手冻僵了，哈口气继续写。

元旦前，林晓邀请我去她家过节。

“我妈包了饺子，可好吃了。”她搂着我的肩，“来吧，一个人多冷清。”

我犹豫了。去别人家过节，要带礼物，我没钱。

“什么都不用带，人来就行。”林晓看穿我的心思。

林晓家在市中心，单位分的楼房，两室一厅。木地板，沙发，电视，还有暖气——一进门，暖流扑面而来，我差点流泪。

“阿姨好，叔叔好。”我拘谨地鞠躬。

林晓妈妈很和善，拉着我的手：“快进来，冻坏了吧？晓晓说你在宿舍可冷了。”

林晓爸爸戴着眼镜在看报纸，抬头冲我笑笑：“文卓同学，坐。”

那顿饭是我吃过最好的一顿。

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皮薄馅大，蘸着醋和蒜泥。还有四个菜：糖醋排骨，红烧鱼，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米饭雪白，粒粒分明。

我吃得小心翼翼，怕失态。但林晓妈妈一直给我夹菜：“多吃点，看把孩子瘦的。”

饭后，林晓爸爸问我家里情况。

我简单说了，没提细节。

“不容易。”他点头，“但你很争气。听说你英语进步很大？”

“嗯，林晓帮了我很多。”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他顿了顿，“文卓，你想考哪个大学？”

“我想去北京。”我说。

“北京好啊。”他笑了，“想学什么专业？”

“还没想好。但我想学能改变命运的专业。”

“法律怎么样？”林晓爸爸说，“律师，法官，能维护公平正义。或者新闻，记者，能揭露真相。”

法律。新闻。

这两个词像种子，落进我心里。

“爸，你别给人家压力。”林晓插嘴，“文卓才高二呢。”

“好好好，不说了。”林晓爸爸笑笑，“文卓，以后常来家里。把这当自己家。”

离开时，林晓妈妈塞给我一包东西：“带回去吃，有饺子，有酱牛肉。宿舍冷，注意保暖。”

我抱着那包还温热的食物，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雪停了，月光照在积雪上，银白一片。街上行人稀少，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的家里感受到温暖。

不是同情，不是施舍，是真正的，平等的关怀。

我抬头看月亮。

小亭姐，你在北京，是不是也看过这样的月光？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家？

我加快了脚步。

我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快一点走到北京，走到你身边。

（四）

高三上学期，我遇到了瓶颈。

数理化越来越难，我怎么学都提不高分。排名从年级前五十掉到一百开外。班主任找我谈话：“文卓，你要考虑清楚。以你现在的成绩，考北京的重点大学有风险。”

“我理科不行，能转文科吗？”我问。

“现在转太晚了。”班主任摇头，“而且你政治历史也没基础。”

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上课走神。林晓看我状态不对，拉我去操场散步。

“文卓，你太紧张了。”

“我没办法不紧张。”我说，“我只有这一次机会。考不上好大学，我就完了。”

“什么叫完了？”林晓停下脚步，“考不上北京，就考别的城市。考不上一本，就考二本。人生又不是只有一条路。”

“对我来说就是只有一条路。”我声音发颤，“我必须去北京。我答应过一个人。”

“谁？”

我沉默了。

林晓叹口气：“好吧，我不问。但文卓，你这样会把自己逼垮的。”

她说的对。我确实快垮了。

模拟考，我又掉了一百名。看着成绩单，我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

哭完，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红肿的眼睛。

小亭姐，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你说我有天赋，可我连大学都考不上。

我回到教室，翻开政治书——这是我决定突击的科目。既然理科不行，文科总还有希望。

我把所有课本都翻出来，历史、地理、政治。开始从头背，像背英语单词一样，一遍，十遍，一百遍。

时间不够，我就压缩睡眠。晚上十二点睡，凌晨四点起。课间十分钟背一条时间线，吃饭时看地图，走路时默念哲学原理。

我像疯了一样。

林晓说我走火入魔了。

班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注意身体。

但我停不下来。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起那个黄土高原的村庄，想起母亲在村口送我的身影，想起小亭消失在玉米地里的背影。

我不能停。

停了，就对不起所有人。

停了，就对不起我自己。

（五）

高考前一个月，我收到了柳子的信。

他在省城最好的高中，信里说他也报的北京，清华北大不敢想，但想考人大。

“卓儿，我在北京等你。我们说好的。”

我捧着信，眼泪掉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

柳子还记得。

记得我们十二岁时在黄土坡上的约定。

我也记得。

我把信折好，放进文具盒的夹层。然后翻开历史书，继续背。

高考那三天，天很热。

考场在市二中，离家很远。学校安排了大巴，但我没坐。我提前一天去考场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十块钱一晚，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

晚上热得睡不着，蚊子嗡嗡叫。我爬起来，就着走廊的灯光看错题本。

看累了，就拿出小亭的纽扣，握在手心。

小亭姐，保佑我。

让我考上北京。

让我去找你。

第二天进考场时，我的手在抖。

但拿起笔的那一刻，我突然平静了。

十二年寒窗，三年苦读，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想要放弃又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凝聚在这张卷子上。

我写得很稳。

会的题认真做，不会的题不留恋。时间分配得当，检查仔细。

最后一科考完，走出考场时，阳光刺眼。

很多考生在哭，在笑，在撕书。

我站在人群里，很平静。

结束了。

无论结果如何，我尽力了。

（六）

等成绩的日子最难熬。

我回县城打暑假工，在妇联介绍的印刷厂做装订工。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印好的书页叠起来，订好，打包。重复，枯燥，但按件计酬，多劳多得。

我拼命干，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手指磨破了，贴创可贴继续。汗水滴在书页上，晕开一小团湿痕。

我想用忙碌填满时间，不去想成绩。

但夜深人静时，还是会害怕。

怕考不上。

怕让所有人失望。

怕永远困在这个小县城，像母亲一样，嫁人，生子，老去。

七月底，成绩出来了。

印刷厂门卫喊我接电话，是周老师打来的。

“文卓，”她的声音很激动，“你考了582分！超一本线62分！”

我握着听筒，脑子一片空白。

“能上北京了！”周老师说，“你的分数，报北京的学校很有希望！快回来填志愿！”

我挂了电话，站在门卫室门口，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工友问我：“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我摇头，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我考上了。”我说，“我能去北京了。”

工友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恭喜我。印刷厂老板听说后，给了我二百块钱奖金：“女娃娃有出息！给咱厂争光！”

我拿着那二百块钱，买了回家的车票。

父亲在村口等我。这次，他笑了，虽然笑容很僵硬。

“爸，我考上了。”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但眼眶红了。

母亲做了一大桌菜，还把出嫁的两个姐姐叫回来了。大姐二姐拉着我的手，又哭又笑：“咱家出大学生了！还是去北京！”

村里又轰动了。

这次是真心的祝贺。村长带着锣鼓队来我家，说要给我开欢送会。赤脚医生送来一个红包，里面是五百块钱：“拿着，到北京用。”

我看着满院子的人，看着父母脸上从未有过的光彩，看着两个姐姐骄傲的表情。

这一刻，我等了六年。

从十二岁背土豆的女孩，到十八岁的大学生。

从荒漠边上的村庄，到首都北京。

我做到了。

（七）

填志愿那天，我去了市一中。

周老师在办公室等我，桌上摊着厚厚一本志愿指南。

“想好了吗？”她问。

“想好了。”我说，“我要报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

“嗯。”我点头，“我想学法律。”

法律能维护公平正义。法律能保护像小亭那样的人，保护像十二岁的我那样的人。

周老师笑了：“好志向。你的分数应该够。”

我郑重地填下志愿：第一志愿，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志愿，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志愿，北京师范大学。

全部在北京。

全部是我用六年汗水换来的可能。

走出校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红砖的教学楼，玻璃窗反射着阳光。操场上还有学生在跑步，口号声嘹亮。

再见了，市一中。

谢谢你收留我，培养我，让我有机会走向更远的地方。

我坐班车回县城。车开过熟悉的街道，书店，饭馆，我打工的印刷厂。

一切都将远去。

我将去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有小亭的世界。

八月底，录取通知书到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父亲把通知书看了又看，手指小心地摸着上面的烫金字。母亲把它供在祖宗牌位前，点了三炷香。

“文家祖坟冒青烟了。”父亲说。

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收拾行李。

这次行李多了很多——新买的行李箱，两套新衣服，母亲赶制的被褥。还有乡亲们送的东西：鸡蛋，红枣，核桃，塞了满满一包。

我把小亭的纽扣缝在了新书包的内层。

又把那张手绘的地图夹在日记本里。

地图已经很旧了，纸发黄，铅笔线模糊。但我记得每一条线，每一个地名：文家沟，沙河镇，县城，兰州，西安，北京。

明天，我就要踏上这条路了。

走到终点。

走到小亭身边。

窗外月光如水。

我躺在床上，回想这六年。

从县城的煤油灯，到市里的月光。

从洗碗的手，到握笔的手。

从不敢抬头的村姑，到即将进京的大学生。

每一步都艰难，每一步都值得。

小亭姐，我来了。

这一次，不是你在等我。

是我去找你。

无论你在北京的哪个角落，无论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要找到你。

告诉你，那个黄土高原上的女孩，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她走出来了。

她来赴约了。

 

 

第八章：北京的秋天

（一）

K44次列车，从兰州开往北京，全程二十七小时。

我买的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泡面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空气浑浊得像一锅浓汤。但我不在乎。我靠窗坐着，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看外面的世界飞速后退。

黄土高原渐渐远去，出现了绿色的田野，然后是山，是隧道。过西安时是半夜，站台上灯火通明，有人上有人下，嘈杂的人声从开着的车窗涌进来。我睡不着，一直醒着，怕错过什么。

天亮时，车过石家庄。车厢广播说，下一站，北京。

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拿出小亭的纽扣，握在手心。六年了，这枚纽扣陪我走过县城，走过市里，现在终于要回家了——不，不是回家，是去到小亭的家。

北京西站大得惊人。

人潮像洪水一样涌出车厢，我被裹挟着往前走。抬头看，穹顶高得看不到顶，阳光从玻璃天窗射下来，形成一道道光的通道。声音在这里被放大、重叠——广播声，脚步声，拉杆箱的滚轮声，孩子的哭声，汇成一片巨大的嗡鸣。

我跟着人群走，一直走到出站口。

外面是更广阔的天地。

高楼，很多很多的高楼，像森林一样耸立。车，很多很多的车，在立交桥上流动，像金属的河流。人，很多很多的人，脚步匆匆，神情漠然，各奔东西。

我站在广场上，拎着破旧的行李箱，像个误入巨人国的小矮人。

这就是北京。

小亭口中的北京。

电视里的北京。

我梦想了六年的北京。

空气里有种奇怪的味道——不是黄土的干燥，不是市里的煤烟，是一种更复杂的味道：汽油，灰尘，还有某种我无法形容的、属于大都市的气息。

“同学，要地图吗？最新版北京地图！”

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手里挥着花花绿绿的纸。

我花两块钱买了一张。展开，密密麻麻的线条，地名，地铁线路，像一张巨大的蛛网。

我找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在海淀区。

也找到了“海淀区”，小亭说她就住在海淀区。

我们之间的距离，从黄土高原到北京，缩短到了同一个区。

几站地铁，或者几趟公交车。

也许就在几条街之外。

我深吸一口气，把地图折好，塞进行李箱。然后跟着指示牌，找到了去学校的公交车站。

（二）

政法大学比我想象中要旧。

红砖的老楼，爬满爬山虎，有种沧桑的美。但校园很小，和市一中的规模差不多。我有点失望——想象中的大学应该更气派，更广阔。

报到，缴费，领钥匙。我被分到学三公寓，四楼，六人间。

室友五个，来自天南海北。上海的林薇薇，说话软糯，带来一大包零食分给大家。东北的李娜，嗓门大，热情，帮我铺床。四川的王小敏，瘦小，戴眼镜，说话带川普。还有两个北京的本地生，张婷和陈璐，她们有自己的圈子，不太和我们外地生说话。

“文卓，你从哪儿来？”李娜问我。

“甘肃。”我说。

“甘肃哪儿？”

“一个小村子，说了你也不知道。”

“哦。”李娜没再追问，转而说，“晚上一起去食堂？听说北京高校食堂特难吃。”

食堂确实一般。但对我来说，有菜有饭有汤，已经很好了。我打了最便宜的两个菜——土豆丝和白菜，一共一块二。

“你就吃这个？”林薇薇看看我的餐盘，“我请你吃肉。”

“不用，我够了。”我笑笑。

晚上，宿舍夜聊。大家轮流说自己的高考分数，报考原因。轮到我了，我说：“我想当律师。”

“为什么？”张婷问，语气有点挑衅，“律师赚钱多？”

“不是。”我说，“我想帮人。”

“帮谁？”

“帮……需要帮助的人。”

我没说小亭。那是我的秘密，我不能说。

张婷嗤笑一声：“幼稚。”

我没反驳。我知道她说得对，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的理想听起来确实幼稚。但这是我六年来支撑自己的唯一信念，我不能动摇。

夜深了，室友们渐渐睡去。

我躺在床上，看着上铺的床板。窗外是北京九月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星，只有城市灯火映出的暗红色光晕。

小亭姐，我到了。

你在哪里？

（三）

大学课程比高中自由得多。

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班主任盯着，全凭自觉。我选了最多的学分，每天从早上八点上到晚上九点。除了法学专业课，我还旁听了新闻系的课——林晓爸爸说的对，新闻能揭露真相。

但我很快发现，我和同学的差距，不仅仅在学习上。

第一次民法课，老师提到“物权”“债权”，同学们讨论热烈，引经据典。我完全插不上嘴——这些概念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他们却像谈论家常便饭。

第一次英语课，外教让大家自我介绍。林薇薇口语流利，还带点英伦腔。我说得磕磕巴巴，外教皱眉：“Pardon？”

第一次去图书馆，我被藏书量惊呆了——七层楼，每层都摆满了书，空气里是纸张和油墨的味道。我在书架间穿行，手指划过书脊，像朝圣者触摸圣物。

但我不知道怎么借书，怎么查资料，怎么用那些电子检索系统。我在查询机前站了十分钟，看着屏幕上的选项，一个都不敢点。

“同学，需要帮忙吗？”一个男生走过来。

他个子很高，戴眼镜，穿着白衬衫，很干净的样子。

“我……我想找刑法教材的参考书。”我说。

“几年级的？”

“大一。”

“这边。”他领我走到B区，熟练地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这本是张明楷的，这本是陈兴良的，都很好。那边还有案例集。”

“谢谢。”我小声说。

“不客气。”他笑笑，“我叫陈默，法学院的，大三。”

“文卓，大一。”

“甘肃来的？”他听出了我的口音。

“嗯。”

“不容易。”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我常在这儿。”

他指了指靠窗的位置。

我看着他走回去，坐下，翻开一本厚厚的英文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给他镀上一层金边。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和我，和小亭，都不一样。

（四）

十月底，北京进入了最美的季节。

银杏叶黄了，铺满了校园的小路。我每天骑车上课，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声。风很凉，但阳光很好，天空是少见的湛蓝。

我开始适应北京的生活。

学会了坐地铁——那种在地下跑的火车，真的像小亭说的，几分钟一趟，能带你去任何地方。学会了用ATM机取钱，学会了在淘宝上买便宜的衣服，学会了用微信和同学联系。

我还找到了兼职。

学校附近的咖啡馆，时薪十二块，晚上六点到十点。工作很简单，点单，端咖啡，擦桌子。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苏姐，北京本地人，很爽快。

“小姑娘挺勤快。”她第一天就夸我，“好好干，干好了给你涨工资。”

咖啡馆常有政法大学的学生来，看书，讨论，谈恋爱。我端咖啡时，会偷偷听他们说话——讨论案例，争辩法条，有时候还模拟法庭辩论。

那些话我听不太懂，但觉得很厉害。

陈默也常来。每次都是一个人，点一杯美式，坐在角落看书。有时看到很晚，打烊了才走。

“同学，我们要关门了。”有一次我提醒他。

他抬头，揉了揉眼睛：“几点了？”

“十一点。”

“这么晚了。”他收拾东西，“一起走？顺路。”

我们沿着银杏路往宿舍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落叶在脚下沙沙响。

“你每天都看书到这么晚？”我问。

“嗯，准备考研。”他说，“想考人大的研究生。”

“为什么？”

“人大法学更强。”他顿了顿，“你呢？为什么学法？”

我想了想，说：“因为法律能给人公道。”

“公道？”他笑了，“很理想主义。”

“不对吗？”

“对，但不全面。”他说，“法律不仅是公道，还是规则，是秩序，是平衡。有时候，公道和规则是冲突的。”

我不太懂，但觉得他说得对。

“你老家是农村的？”他忽然问。

“嗯，很穷的村子。”

“能考出来不容易。”他说，“我爸妈也是农村的，后来考学留在了北京。他们总说，读书改变命运。”

“你信吗？”

“信。”他很肯定，“我就是例子。”

到了女生宿舍楼下，他停下：“到了。早点休息。”

“谢谢。”

“对了，”他叫住我，“下周末系里有学术沙龙，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你应该会感兴趣。要来吗？”

“要。”我立刻说。

“那我到时候叫你。”

他挥挥手，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好像找到了第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五）

学术沙龙在法学院的小会议室。

来了十几个人，大多是女生。主讲人是个女律师，四十多岁，干练利落，讲的是她代理的家暴案件。

“很多女性在遭受家暴后不敢报警，因为觉得丢人，因为经济不独立，因为孩子。”她说，“我们的法律援助中心，就是要帮助这些女性，让她们知道，法律是站在她们这边的。”

我听得专注，手在桌子下攥紧了。

小亭。

如果当年有小亭能求助的地方，如果有人能帮她，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讨论环节，我举手了。

“我想问，”我的声音有点抖，“如果是被拐卖的妇女，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要怎么寻求法律援助？”

女律师看着我，眼神变得严肃：“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被拐妇女往往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很难接触到外界。我们需要基层组织——村委会，居委会，派出所——的配合。但现实中，很多时候，这些基层组织恰恰是阻挠者。”

“那怎么办？”有人问。

“只能依靠社会力量。”她说，“媒体曝光，NGO介入，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公益律师。但最重要的是，受害者本人要有强烈的自救意识。没有自救意识，外人再怎么帮也有限。”

自救意识。

小亭有。

她不仅自救，还……反击了。

沙龙结束后，陈默走过来：“你问的问题很好。”

“我……”我想解释，但没说出口。

“下个月有个妇女权益的研讨会，在北大，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报名。”他说。

“要钱吗？”

“不要，公益性质的。”

“那我去。”

他笑了：“好，我到时候联系你。”

走出教学楼，天已经黑了。北京的夜晚很亮，到处都是灯，没有真正的黑暗。

我拿出手机，给柳子发微信。

他考上了北师大，就在隔壁。

“今天去听了妇女权益的沙龙。”

他很快回复：“怎么样？”

“很好。学到很多。”

“周末一起吃个饭？我请你，庆祝我们都来北京了。”

“好。”

放下手机，我看着远处的灯火。

小亭姐，你在哪里？

你是不是也在北京的某个角落，听着同样的讲座，想着同样的事？

还是说，你已经离开了北京，去了更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要继续找。

用我的方式。

（六）

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考得不好。

刑法勉强及格，法理学挂了。看到成绩单时，我眼前一黑。

班主任找我谈话：“文卓，我知道你基础差，但挂科很严重。如果补考不过，会影响毕业。”

“我知道。”我低着头，“我会努力的。”

“你是不是兼职太多了？”班主任问，“听说你在咖啡馆打工？”

“嗯，要挣生活费。”

“学校有助学贷款，有勤工俭学岗位，你可以申请。”她说，“把时间多花在学习上。”

我申请了助学贷款，也申请了图书馆的勤工俭学岗位。咖啡馆的工作没辞——我需要钱，不仅仅是生活费，还有……找小亭的钱。

我算过，如果我要在北京找人，需要钱。登报，发传单，甚至请私家侦探——虽然我不知道要多少钱，但肯定不少。

所以我必须挣。

白天上课，晚上图书馆值班到九点，再去咖啡馆干到十一点。回到宿舍时，室友们都睡了。我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看到眼睛发涩，看到睡着。

陈默发现了我的状态。

有一次在图书馆，他坐到我旁边：“你脸色很差。”

“没事。”

“你这样会垮的。”他压低声音，“学习不是拼命就行，要讲方法。”

“我没时间讲方法。”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他说，“我帮你制定个学习计划？”

我想拒绝，但看着他认真的眼神，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陈默成了我的“导师”。

他给我划重点，教我记笔记的方法，还把他大一的笔记借给我。周末，我们在图书馆的小隔间里，他给我讲案例，讲法理，讲那些我完全听不懂的理论。

“为什么帮我？”有一次我问。

“因为我看到你，就像看到当年的我自己。”他推推眼镜，“我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知道一个人在北京有多难。”

“你爸妈不是在北京吗？”

“那是后来。”他说，“我小学在村里上的，初中才跟爸妈来北京。刚来的时候，同学都笑我土，笑我口音。我花了三年，才把口音改过来。”

我看着他的侧脸，突然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光鲜的男生，也许也有自己的伤口。

“谢谢你。”我说。

“不谢。”他笑笑，“等你学好了，请我喝咖啡。”

“好。”

（七）

冬天来了，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我站在宿舍窗前，看着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覆盖了银杏树，覆盖了小路，覆盖了整个校园。

手机响了，是柳子。

“下雪了，出来走走？”

我们在北师大门口见面。柳子变了，戴了隐形眼镜，穿了羽绒服，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城市大学生。

“适应了吗？”他问我。

“还在适应。”我说，“你呢？”

“还行。就是学习压力大。”他顿了顿，“文卓，你还记得小亭吗？”

我心里一紧。

“记得。”

“我有时候会想，她到底怎么样了。”柳子看着雪花，“是死是活？如果活着，在哪里？”

“我想找她。”我终于说了出来。

柳子转头看我：“怎么找？”

“不知道。”我说，“但我想试试。”

“需要我帮忙吗？”

“暂时不用。”我说，“等我有点头绪了再说。”

我们沿着街道走，雪越下越大。路过一家便利店时，柳子进去买了两罐热奶茶，递给我一罐。

“暖暖手。”

我接过，罐子很烫，焐在手心里。

“文卓，”柳子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找到她之后要说什么？”

我想过。

想过很多次。

我想说：小亭姐，我来了。

我想说：你看，我考到北京了，我没辜负你。

我还想问：当年，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还是只是利用我？

但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

“不知道。”我说，“先找到再说吧。”

“如果找不到呢？”

“那就继续找。”我很坚定，“一直找。”

柳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倔。”

“不然我怎么走到这里的？”

他笑了：“也是。”

雪落在我们肩上，头发上，很快就化了。街道上行人稀少，路灯在雪夜里发出温暖的光。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六年前，在黄土高原的那个夜晚。也是下雪，也是我和柳子，也是对未来充满迷茫。

不同的是，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要“出去”。

现在，我们真的出来了。

站在北京的大街上，站在雪里，站在无数可能性面前。

“柳子，”我说，“我们真的走到北京了。”

“嗯。”他看着远方，“可我觉得，这才刚刚开始。”

他说得对。

来到北京，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

在这里，我要学法律，要成长，要变强。

强到可以保护自己，强到可以帮助别人，强到可以找到小亭，问她一句：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雪还在下。

我仰起头，让雪花落在脸上，冰冰凉凉的。

小亭姐，你看见了吗？

北京下雪了。

而我，终于站在了这片你曾经仰望的天空下。

 

 

第九章：寻人启事

（一）

大一下学期开学后，我开始系统性地寻找小亭。

第一步，整理所有已知信息。

我在图书馆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摊开笔记本，写下：

姓名：梅雨亭（可能已改名）
年龄：比我大约10岁，推算现在约30岁
籍贯：北京海淀区（自称）
学历：大学生（文学专业，具体学校不详）
特征：大眼睛，薄嘴唇，皮肤白，普通话标准
最后出现时间：1987年7月（二胖家灭门案后失踪）
可能去向：北京（自称要“回家”）

信息少得可怜。

更棘手的是，我没有她的照片。唯一的线索是那枚银色纽扣，还有记忆中那双深井般的眼睛。

第二步，确定寻找途径。

我查了资料，在北京找人，有几种方法：

1. 派出所查询户籍（需要正当理由和关系）
2. 媒体刊登寻人启事（需要钱和详细资料）
3. 网络论坛发帖（当时互联网刚兴起，高校BBS是主要渠道）
4. 实地走访（大海捞针）

我选择了最笨也最直接的方法——从高校入手。

小亭说她学文学，那应该是在北京的文科院校。八十年代北京招收文科生的大学不多：北大、人大、北师大、中央民族大学……还有几所专科院校。

我列出了十所可能的学校，计划利用周末时间，去这些学校的档案馆或学生处打听。

第一个周末，我去了北京大学。

未名湖结着薄冰，博雅塔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清冷。我找到中文系办公楼，在门口徘徊了很久，不敢进去。

“同学，找人吗？”一个老师模样的人问我。

“我……我想查一个毕业生。”我鼓起勇气，“她叫梅雨亭，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在这里读书。”

老师打量我：“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妹妹。”我第一次撒这个谎，脸发烫，“我们家失散多年了。”

“有证明吗？”

我摇头。

“那不行。”老师摇头，“学生档案是保密的，不能随便查。除非有公安机关的证明。”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校友录？”

“校友会办公室在那边。”他指了指，“但他们也不会随便透露校友信息。”

我谢过他，走到校友会办公室门口。门关着，牌子写着“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周末不上班。

我在未名湖畔的长椅上坐下，看着冰面上滑冰的学生。他们笑着，闹着，青春洋溢。三十岁的小亭如果在这里读过书，是否也曾这样在冰上滑过？是否也曾坐在这个长椅上看书？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第一个线索断了。

（二）

第二个周末，我去了人民大学。

这次我学聪明了，先去了图书馆，想查八十年代的学生毕业纪念册。但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毕业册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览，而且需要学生证。

我没有人大学生证。

我站在图书馆门口，冷风灌进脖子里。一个男生抱着书出来，我上前拦住他。

“同学，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想进图书馆查点资料。”

他警惕地看着我。

“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想查点文献。”我拿出学生证，“真的，不骗你。”

他看了看学生证，又看看我：“查什么？”

“八十年代的毕业纪念册。”

“那要上四楼特藏部。”他说，“我正好要去，你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进了图书馆。暖气很足，一下子驱散了寒意。四楼特藏部很安静，只有几个学生在看旧报纸。管理员是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

“毕业册？”她抬起头，“哪一年的？”

“具体不清楚，大概是1980到1985年之间。”

“哪个系？”

“中文系，或者文学相关专业。”

老太太起身，走到一排铁柜前，拿出一串钥匙：“中文系的毕业册在这边。你自己看，不要弄坏了，很珍贵。”

柜子里整齐排列着硬皮册子，烫金的年份：1980，1981，1982……

我抽出1982年的那本，翻开。

泛黄的照片，年轻的脸，黑白或彩色，每一张都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拘谨和朝气。照片下面是名字：张晓梅，李红，王建国……

没有梅雨亭。

我又翻开1983年，1984年，1985年。

一本一本，一页一页。

眼睛看花了，手指被纸边划破了，还是没有。

“同学，找到了吗？”老太太问，“要闭馆了。”

“再等一下。”我翻到最后一本，1986年。

还是没有。

我合上册子，放回柜子。手指在颤抖。

“谢谢您。”我说。

走出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照着我孤单的影子。

第二个线索，也断了。

（三）

晚上回到宿舍，林薇薇正在敷面膜。

“文卓，你一整天去哪了？脸色这么差。”

“没事，出去办点事。”我敷衍道。

“对了，你听说了吗？”她撕下面膜，“咱们系有个师兄，失踪好几年了，家里人来学校闹呢。”

“失踪？”

“嗯，说是大四实习时突然不见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林薇薇压低声音，“警察都立案了，但一直没找到。”

我心里一动。

“如果……如果一个人失踪了，家里人怎么找？”

“报警啊，登报啊，上电视啊。”林薇薇说，“现在还有那种寻人节目，叫什么《等着我》，专门帮人找失散亲人的。”

电视寻人。

这个主意让我看到了希望。

但很快又破灭了——上电视要钱，要关系，我一个穷学生，什么都没有。

我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我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小亭姐，你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我找的方向错了？

也许她根本没有回北京？也许她在路上出了意外？也许她改名换姓，藏在了某个角落，不想被人找到？

各种可能性在我脑子里打架。

夜深了，室友们都睡了。我轻手轻脚下床，从书包里拿出那枚纽扣，走到阳台。

北京冬夜的天空是暗红色的，看不见星星。远处的霓虹灯闪烁，像无数只眨眼的眼睛。

我把纽扣握在手心，贴在额头上。

金属的凉意让我清醒了一些。

不能放弃。

这才刚开始。

（四）

周三下午，陈默约我去咖啡馆。

“你最近在忙什么？”他点了两杯拿铁，“看你总是很累的样子。”

“在找人。”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告诉他一部分真相，“找一个……失散的亲人。”

“在北京？”

“嗯。”

“需要帮忙吗？”他很自然地问，“我在北京长大，认识些人。”

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忽然有了个想法。

“陈默，你知道在北京，怎么查一个人的户籍吗？”

“户籍？”他皱眉，“这很难，除非是公安系统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想了想：“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果是老北京，可以去居委会打听。八十年代的户籍管理还没那么严，有些老居委会的大妈记得住每一户人家。”

“居委会……”

“你想找的人，是哪个区的？”

“海淀区。但具体哪里不知道。”

陈默笑了：“海淀区大了去了。不过……我姑姑在街道办工作，也许可以帮你问问。但你要告诉我具体信息。”

我挣扎了很久。

该告诉他多少？小亭的事，能说吗？

“她叫梅雨亭，女性，现在大概三十岁左右，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应该是文学专业。1987年后和家人失去联系。”

我隐瞒了最关键的部分——她被拐卖，以及之后的血案。

“就这些？”

“就这些。”

陈默拿出手机记下：“行，我帮你问问。但别抱太大希望，北京太大了，找个人不容易。”

“我知道。”我说，“谢谢你。”

“不过文卓，”他看着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她？”

“因为她……”我停顿了一下，“因为她对我很重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帮过我。”

这不算撒谎。

小亭确实帮过我——她教我普通话，给我看外面的世界，在我心里种下了离开的种子。

“懂了。”陈默点头，“我会尽力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把秘密告诉别人，哪怕是部分秘密，也让我不安。但一个人扛着太累了，我需要帮助。

哪怕只是一点点希望。

（五）

一周后，陈默给我带来了消息。

“我问了姑姑，也托朋友查了。”我们在图书馆见面，他压低声音，“海淀区叫梅雨亭的一共有三个人。”

我的心跳加速。

“第一个，1958年出生，今年四十岁，在中学教书。”
“第二个，1975年出生，今年二十三岁，刚大学毕业。”
“第三个，1963年出生，今年三十四岁，但……”

“但什么？”

“但这个梅雨亭，户口状态是‘失踪’。1987年7月报的案，至今未销。”

1987年7月。

时间对上了。

“她家人呢？”我问。

“父母都在，住在海淀黄庄一带。”陈默把一张纸条推给我，“这是地址。但我姑姑说，这家人……情况有点特殊。”

“什么意思？”

“梅雨亭失踪后，她父母一直在找，找了很多年。后来她母亲精神出了问题，住过院。父亲身体也不好。”陈默看着我，“如果你要去找他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接过纸条。上面是钢笔写的地址：海淀区黄庄小区3号楼402。

字迹工整，像陈默这个人一样，一丝不苟。

“谢谢。”我说，声音有点抖。

“要我陪你去吗？”他问。

“不用。”我说，“我想一个人去。”

“好。”他点头，“有事随时打我电话。”

（六）

周六早上，我坐公交去了黄庄。

老小区，六层红砖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杂物，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块。我爬上四楼，在402门前站了很久。

门是旧的绿色铁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通下水道，修空调，开锁。

我抬手，又放下。

见了他们，说什么？

说：叔叔阿姨，我是你们女儿在甘肃认识的朋友？

说：我知道她1987年经历了什么？

说：她杀了人，然后失踪了？

不行。

不能这么说。

我转身想走，门突然开了。

一个老人提着垃圾袋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您找谁？”

老人七十岁左右，头发花白，背有些驼，戴着一副老花镜。

“我……”我张了张嘴，“请问这里是梅雨亭家吗？”

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你是……”

“我是……她的朋友。”我说，“很多年前的朋友。”

“进来吧。”他侧身让开，“屋里乱，别介意。”

屋子很小，两室一厅，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款式，虽然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很多照片，我一眼就看到了小亭。

准确说，是年轻时候的小亭。

照片里，她大概十八九岁，穿着白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很灿烂。背景是未名湖，应该是上大学时拍的。

和我在黄土高原见到的那个穿破棉袄、眼神绝望的女人，判若两人。

“坐。”老人给我倒了杯水，“你是小亭的朋友？我怎么没听她提过？”

“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我小心地说，“是在……在外地认识的。”

“外地？”老人坐到我对面，“甘肃？”

我心里一惊：“您怎么知道？”

“小亭失踪前，说要去甘肃采风。”老人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那是1987年春天。她说有个作家朋友组织去西北采风，她想去看看沙漠，看看黄河。我们答应了，还给了她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

在1987年，是一笔巨款。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就没回来。”老人的声音颤抖起来，“我们等了两个月，没消息，报了警。警察去甘肃查了，说她在兰州出现过，然后……就没了。像人间蒸发一样。”

“那个作家朋友呢？”

“也找不到。”老人摇头，“警察说，可能是个骗子。那几年，拐卖妇女的案子很多……”

他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肩膀耸动。

我看着墙上的照片。年轻的小亭笑得那么明亮，那么无忧无虑。她以为自己要去追寻文学梦想，却踏上了通往地狱的路。

“叔叔，”我轻声问，“小亭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人抬起头，眼睛红了：“她是个好孩子。聪明，善良，爱读书。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她喜欢写诗，说将来要当作家，要写出最好的作品……”

他的声音哽咽了。

“她失踪后，她妈就垮了。整天抱着小亭的照片哭，后来精神出了问题，住院治疗。前年去世了。”老人看着墙上的一张合影——小亭和一对中年夫妇，应该是她父母，“现在家里就剩我一个了。”

我看着这个孤独的老人，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小亭的父亲还不知道真相。

不知道他女儿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她手上沾了血，不知道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叔叔，”我说，“如果……我是说如果，小亭还活着，但她做了……不好的事，你会原谅她吗？”

老人看着我，很久很久。

“只要她活着。”他说，每个字都像从肺里挤出来的，“只要她活着，做什么我都原谅她。她是我女儿啊。”

我的眼泪掉下来。

“孩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老人抓住我的手，“你知道小亭在哪儿，对不对？”

我摇头：“我不知道。我也在找她。”

这是实话。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是死是活，在哪个角落，过着怎样的生活。

但我知道，如果她还活着，一定背负着沉重的罪孽，一定不敢回家，不敢见父亲。

“如果你找到她，”老人紧紧握着我的手，“告诉她，爸爸在等她回家。不管发生了什么，家永远是她的家。”

我用力点头。

离开时，老人送我到楼下。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文卓。”

“文卓，”他重复了一遍，“谢谢你来看我。小亭有你这样的朋友，是她的福气。”

我看着他蹒跚走回楼里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是福气。

是孽债。

是我们之间，永远也解不开的孽债。

（七）

回学校的公交车上，我一直在哭。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几次，没说话。乘客上上下下，没人注意一个流泪的女孩。在北京，悲伤太常见了，没人会在意。

我在政法大学站下车，没有回宿舍，而是去了操场。

夜晚的操场很安静，只有几个跑步的人。我坐在看台上，看着远处教学楼的灯火。

小亭的父亲在等她回家。

可小亭还能回家吗？

一个手上沾了三条人命的人，即使法律不追究，良心能放过她吗？

我想起二胖一家死时的样子。青紫的脸，瞪大的眼睛，嘴角的白沫。想起那盆油汪汪的鸡肉，想起小亭仰头看天的背影。

也想起小亭教我普通话时温柔的声音，想起她说“卓儿，你很有天赋”，想起她给我画的那张地图。

她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我是帮凶，也是被利用的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简单的友谊或背叛，而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手机响了，是陈默。

“怎么样？”

“见到了。”我说，“她父亲。”

“还好吗？”

“不好。”我吸了吸鼻子，“他老了，很孤独，一直在等女儿回家。”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打算怎么办？继续找？”

“找。”我说，“但现在我知道，找到了，也许是另一种伤害。”

“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岔开话题，“谢谢你帮我，陈默。”

“不用谢。”他说，“文卓，有些事，不要太执着。该放下的要放下。”

“我放不下。”我说，“这件事，我必须有个结果。”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跑道上。

夜风吹过来，很冷。我裹紧外套，开始跑步。

一圈，两圈，三圈……

汗水流下来，和眼泪混在一起。肺像要炸开，腿像灌了铅，但我没停。

我需要这种身体的痛苦，来麻痹心里的痛。

跑到第十圈时，我瘫倒在跑道上，大口喘气。

夜空是暗红色的，看不见星星。

小亭姐，你看见了吗？

你父亲在等你。

我也在找你。

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之间，总要做个了结。

这个了结，不是原谅，不是报复，而是一个答案。

一个关于当年真相的答案。

一个关于我们命运的答案。

我慢慢坐起来，擦干眼泪。

继续找。

直到找到为止。

这是我，文卓，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也是对那个黄土高原上，十二岁的自己的承诺。

 

 

第十章：兼职与遭遇

（一）

寻找小亭需要钱。

这是我逐渐明白的现实。无论是继续走访高校，还是将来可能需要刊登寻人启事，甚至委托专业机构，每一件事都需要资金支持。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和咖啡馆的兼职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和贴补家用。

我需要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苏姐听说我的困境，把我叫到咖啡馆后厨。

“文卓，你最近缺钱？”她靠着操作台，点了支烟。

“嗯，有点事需要钱。”我没细说。

苏姐吐出一口烟圈：“我有个朋友，在国贸那边开了个高端会所，需要服务员。时薪五十，只上晚上，不耽误白天上课。”

时薪五十。

是咖啡馆的四倍还多。

“什么会所？”我警惕地问。

“正规的，就是商务接待那种。”苏姐弹了弹烟灰，“客人都是老板生意上的朋友，就是端茶倒水，摆果盘，偶尔帮着点歌。很轻松。”

“要穿什么衣服？”

“有工作服，旗袍。”苏姐打量我，“你身材不错，穿旗袍应该好看。”

旗袍。会所。晚上工作。

这些词组合在一起，让我本能地抗拒。

“我再想想。”我说。

“行，想好了告诉我。”苏姐把烟摁灭，“不过文卓，姐姐跟你说实话，在北京，想挣钱就别太清高。当然，底线要有，但机会也得抓住。”

底线。

这个词让我想起了小亭。她的底线是什么？在被拐卖、被凌辱的绝境里，她的底线又是什么？

我没法评判。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她的地狱。

（二）

一周后，我还是去了国贸。

因为图书馆的老师告诉我，如果要系统查询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档案，可能需要打通关系，可能需要“打点”。这个词很含蓄，但意思明确。

会所在国贸三期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表面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公司。推门进去，才别有洞天——大厅装修得富丽堂皇，水晶吊灯，真皮沙发，墙上挂着看不懂的抽象画。

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王，穿着职业套装，妆容精致。

“苏姐介绍来的？”她上下打量我，“学生？”

“嗯，政法大学的。”

“政法大学好啊。”王经理笑了，“我们这儿就需要有文化、懂规矩的。工作内容苏姐跟你说了吧？”

“说了。”

“那行，先试工一晚。”她领我走进更衣室，“工作服在里面，自己挑合身的。妆发有化妆师帮你弄。”

更衣室很大，一排排挂满了各式旗袍。丝绸的，缎面的，绣花的，颜色从素雅的月白到艳丽的正红都有。我选了一件藏青色的，样式简单，开叉不高。

换上旗袍，看着镜子里的人，我有些陌生。

头发被化妆师盘起来，露出脖颈。化了淡妆，涂了口红。镜子里的女孩看起来很成熟，很……不像我自己。

“不错，挺有气质。”王经理点点头，“记住几点：第一，客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越界；第二，不该问的别问，不该听的别听；第三，小费可以收，但要懂得分寸。”

她带我走进包厢区。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每个包厢门口都挂着名牌：牡丹厅，兰花厅，青松厅……

“今晚你负责青松厅。”王经理说，“客人是几个老板，谈生意。你进去倒茶，上果盘，然后就站在门口，随时听候吩咐。”

“站在门口？”

“嗯，不能坐着，不能玩手机，不能跟客人闲聊。”她推开青松厅的门，“进去吧。”

（三）

青松厅很大，一张大圆桌，真皮沙发，还有卡拉OK设备。四个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烟雾缭绕。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去。

“各位老板晚上好。”我微微鞠躬，声音尽量平稳，“我是今晚的服务员，小文。”

男人们停止交谈，看向我。

目光。很多目光。审视的，估价的，好奇的。

“新来的？”一个秃顶的男人问。

“是的，今天第一天上班。”

“政法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问，“王经理说今天有个政法大学的。”

“是。”

“学法的好啊。”秃顶男人笑了，“懂法，以后生意上用得着。”

我走到茶台边，开始泡茶。手有点抖，但动作还算流畅。茶香弥漫开来，稍微缓解了我的紧张。

倒茶时，我低眉顺眼，不敢看客人的脸。只看见他们的手——有的戴着手表，劳力士、欧米茄；有的戴着戒指，很大颗的宝石；有的手指被烟熏得发黄。

“小姑娘多大了？”金丝眼镜问。

“十九。”我撒了谎。

“年轻啊。”他感叹，“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在美国读书。”

我没接话，把茶杯轻轻放在每个人面前。

“会唱歌吗？”秃顶男人问，“一会儿给我们唱一个？”

“我唱得不好。”我说。

“没事，图个乐子。”

他们在谈生意，什么房地产，什么项目审批，什么领导关系。我听不太懂，但能感觉到，这是一场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我站在门口，像一尊摆设。

腿站酸了，但不能动。脸上保持着微笑，但脸皮发僵。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

中途，他们开始唱歌。秃顶男人唱《北国之春》，五音不全，但唱得很投入。金丝眼镜唱英文歌，发音标准，像是留过学。

“小文，你也来一首。”有人把话筒递给我。

我接过，点了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我唯一会唱的流行歌曲，还是林薇薇在宿舍天天放，我才学会的。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唱得很轻，很小心。男人们安静下来，听着。唱完时，他们鼓掌。

“不错，有味道。”秃顶男人说，“再来一首！”

我又唱了一首，然后借口要添茶水，逃出了包厢。

走廊里，我靠在墙上，大口喘气。

（四）

十一点，客人走了。

王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今晚的，三百。客人给了小费。”

三百。我四个小时的收入。

“谢谢王经理。”

“干得不错。”她靠在老板椅上，“客人都夸你懂规矩。以后每周五、周六晚上来，能来吗？”

“能。”

“那行，下周五见。”她顿了顿，“对了，有件事提醒你。刚才青松厅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姓秦，是做房地产的。他对你印象不错，可能下次还会点你。”

“点我？”

“就是指定你服务。”王经理解释，“这种客人要伺候好了，小费给得大方。但也要保持距离，懂吗？”

“懂。”

走出会所时，已经半夜了。

国贸依然灯火通明，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霓虹的光。街上车流稀少，偶尔有出租车驶过。我把信封里的钱数了数——确实是三百，崭新的钞票。

我拦了辆出租车，说了学校的地址。

车上，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几次。

“小姑娘，这么晚才下班？”

“嗯。”

“在国贸上班？白领？”

“算是吧。”我不想多解释。

他不再说话。车穿过长安街，经过天安门，路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我看见了毛主席像，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见了故宫的角楼。

这些只在课本和电视里见过的地标，此刻真实地展现在眼前。

但我没有激动，只有疲惫。

身体累，心也累。

（五）

周五的兼职成了常态。

我逐渐适应了会所的环境，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恰当的时候递烟倒酒，学会了在客人讲荤段子时假装听不懂，学会了在有人动手动脚时巧妙避开。

王经理说我“上道了”。

但我内心一直在挣扎。

每次穿上旗袍，化上妆，走进包厢，我都觉得自己在一点点失去什么。失去那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倔强的文卓，失去小亭曾经夸赞过的“天赋”和“灵气”。

可我需要钱。

我需要钱继续寻找小亭，需要钱付学费生活费，需要钱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

一个周六晚上，金丝眼镜又来了。

这次他一个人，点了最小的包厢，只要我服务。

“秦总晚上好。”我推门进去。

他坐在沙发上，正在看手机。抬头看见我，笑了笑：“小文来了？坐。”

“我站着就行。”

“坐吧，今天不把你当服务员。”他拍拍旁边的位置，“聊聊天。”

我迟疑了一下，在离他最远的沙发角落坐下。

“你学法的？”他问。

“嗯。”

“将来想当律师？”

“还没想好。”

“律师好啊。”他点燃一支烟，“我公司就有法务部，每年花几百万请律师。你要是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可以来我这儿。”

“谢谢秦总。”

“别总谢来谢去的。”他吐出一口烟，“你老家哪儿的？”

“甘肃。”

“甘肃哪儿？”

“一个小地方，说了您也不知道。”

他笑了：“还挺警惕。行，不问。”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在美国学艺术。一年花我几十万，还要我给她在纽约买公寓。”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太惯着她了。”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没办法，就这一个女儿，不惯她惯谁？”

我保持沉默。

“小文，”他看向我，“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种地的。”

“种地辛苦啊。”他感叹，“我爸妈也是农民，后来我考上大学，来了北京，一步步打拼到现在。不容易。”

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所以我看你，就像看当年的我自己。”他把烟摁灭，“穷孩子在北京，难。但只要有志气，肯努力，总有出头之日。”

这话陈默也说过。

“谢谢秦总鼓励。”

“不是鼓励，是事实。”他站起身，从钱包里抽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这是今晚的小费。以后有困难，可以找我。”

我看了一眼，至少有两千。

“太多了，我不能要。”

“拿着。”他很坚持，“算是资助贫困学生。我每年都给希望工程捐款，这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我犹豫了。

两千块，够我两个月的生活费，够我查询很多资料，够我做很多事。

“那……谢谢秦总。”我最终还是收下了。

“好好读书。”他拍拍我的肩，“别在这种地方待太久，不适合你。”

他走了。

我拿着那沓钱，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六）

有了钱，我开始扩大寻找范围。

我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把文科类院校都走了一遍。每个学校的档案馆都以“保密”为由拒绝了我，但我还是想办法看到了部分毕业纪念册——有时是求学生帮忙，有时是趁管理员不注意偷偷翻阅。

没有梅雨亭。

线索再次中断。

我甚至开始怀疑，小亭说的“大学生”是不是真的？也许她骗了我？也许她根本不是北京人？

但那张手绘的地图，那标准的普通话，那谈吐间流露出的文化素养，都不像假的。

除非……除非一切都是她精心编造的谎言。

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四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学校图书馆查资料时，偶然看到一本旧杂志——《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我随手翻开，看到一篇散文，题目是《北方的星空》，作者署名：梅雨亭。

心猛地一跳。

我快速浏览文章内容：

“……在西北的荒漠里，我见过最干净的星空。银河横跨天际，星星密得像是要掉下来。那里的人们说，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人的灵魂，人死了，灵魂就升上天，变成星星……”

“……我想起北京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看不见几颗星。但北京的夜晚有灯火，有人声，有家的温暖。而这里的星空再美，也美不过家里一盏昏黄的灯……”

文笔优美，情感细腻。

是小亭的风格。

我看作者简介：梅雨亭，女，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级学生。

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我颤抖着把杂志借出来，跑到复印处，把那篇文章复印了三份。一份寄给小亭的父亲，一份自己留着，一份……我不知道给谁，但先留着。

（七）

我带着复印件再次去了黄庄。

这次，小亭的父亲正在楼下晒太阳。看见我，他眼睛亮了。

“文卓，你来了。”

“叔叔，我找到小亭写的东西了。”我把复印件递给他。

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手指抚过纸面，像在抚摸女儿的脸。

“是她的字。”他喃喃道，“这是她大二时写的，我记得。她说要去西北采风，就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

“她很喜欢西北？”

“嗯，她说那里有最原始的美，最纯粹的人。”老人抬起头，眼睛湿润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地方会……会吞了她。”

“叔叔，”我轻声问，“小亭有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同学？也许他们会知道些什么。”

老人想了想：“有一个，叫周晓芸，是她大学室友。小亭失踪后，她来过家里几次，帮忙找人。后来她出国了，就断了联系。”

“有联系方式吗？”

“我找找。”

老人起身回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旧通讯录。翻到某一页，指着一个名字和地址：“这是她出国前的地址，在加拿大。电话早就打不通了。”

我记下地址和名字。

“叔叔，我能拿走小亭的照片吗？一张就行。”

老人从墙上取下一个相框，里面是小亭的单人照——就是那张在未名湖畔笑得很灿烂的照片。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取出来，递给我。

“好好保管。”

“我会的。”

离开时，老人送我到小区门口。

“文卓，如果……如果你找到了小亭，不管她是死是活，都告诉我一声。”他的声音在颤抖，“我老了，没多少日子了。死之前，就想知道个结果。”

我用力点头。

“一定。”

（八）

回到学校，我开始想办法联系周晓芸。

加拿大太远，我没有国际长途的钱，更没有出国的可能。唯一的机会是电子邮件——虽然当时电子邮件还不普及，但高校已经开始使用了。

我去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求管理员帮我发一封邮件到周晓芸可能用的邮箱地址。管理员是个年轻老师，听说是为了找失踪的同学，破例同意了。

邮件内容很简单：

“周晓芸女士您好，我是梅雨亭的朋友文卓，目前在找她。如果您有她的消息，请回复。万分感谢。”

邮件发出去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每天我都去计算机中心查邮件，但收件箱始终是空的。

一周，两周，一个月。

没有回复。

也许邮箱地址错了，也许周晓芸没看到，也许她看到了但不想回。

希望像肥皂泡，又一次破灭。

（九）

五月，北京的春天来了。

海棠花开满了校园，粉白的一片，像云朵。我在花树下给柳子打电话。

“还是没有消息。”我说。

“文卓，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她不希望你找到她？”柳子小心翼翼地说。

我想过。

无数次想过。

如果小亭还活着，她一定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生活。我的寻找，可能会打破她的平静，可能会揭开她想忘记的过去。

但我不甘心。

十二岁那年的谜团，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二十几年。不拔出来，伤口永远不会愈合。

“我必须找到她。”我说，“为了我自己。”

“那如果找到她，你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说，“可能就是想问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利用我？为什么骗我？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要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拉进那么黑暗的事情里？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活不下去。

“文卓，”柳子叹了口气，“你太执着了。”

“你不也是？”我说，“当年在村里，你明明知道危险，还是帮了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

“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柳子最终说，“都是不认命的人。”

挂了电话，我坐在海棠树下。

花瓣飘落，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

小亭姐，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在北京的某个角落，看着同样的海棠花。

你会想起我吗？

想起那个黄土高原上的女孩，想起我们纸上传音的岁月，想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夏天？

你会后悔吗？

还是说，你早已把过去埋葬，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变成了谁。

我都要找到你。

这是宿命。

是我们之间，早在十五年前就写好的剧本。

而现在，幕布已经拉开。

演员就位。

只等主角登场。

 

 

第十一章：夜色迷途

（一）

五月末的北京已经开始闷热。

会所的空调开得很足，旗袍的丝绸贴在皮肤上，冰凉。我端着果盘推开“青松厅”的门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烟雾比往常更浓，酒气也更重。七八个男人围坐，声音很大，像是在庆祝什么。

“小文来了！”秃顶男人——他们都叫他刘总——招手，“来来来，给秦总倒酒，今天他可是主角！”

我这才注意到，秦与——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坐在主位，脸色微红，明显已经喝了不少。他旁边坐着个年轻男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眉眼和秦与有几分相似，但气质更张扬，穿着花衬衫，敞着领口。

“这位是秦总的弟弟，秦与。”刘总介绍，“刚从国外回来，今天给他接风！”

秦与？

我手里的果盘差点没端稳。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防御。甘肃的黄土，二胖家的血案，小亭消失的背影——所有的记忆碎片在脑子里炸开。

但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不可能。只是同名同姓。世界上叫秦与的人多了。

我低着头走过去，把果盘放在茶几上。手指在颤抖，我用力握住托盘边缘，指甲掐进肉里。

“小文，倒酒。”秦与说，声音带着醉意。

我拿起茅台酒瓶，先给秦与倒满，然后转向他弟弟。

“秦先生。”我轻声说，给他倒酒。

他抬头看我。

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他的眼睛很黑，像深潭，看人时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打量。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有种玩世不恭的痞气。

“新来的？”他问，声音有些沙哑。

“工作一段时间了。”我把酒杯推到他面前。

“政法大学的？”

“是。”

他笑了：“学法的来这种地方打工？有意思。”

我没接话，退到门口。

接下来的时间，我像个旁观者，看着这群男人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他们聊生意，聊女人，聊国外的见闻。秦与的弟弟——他们也叫他秦与——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带着一种刻薄的幽默，引得众人哄笑。

我仔细观察他。

年龄大约二十五到三十之间。皮肤偏白，不像常年在西北生活的人。手指修长，戴着一块看起来很贵的手表。普通话标准，但偶尔会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像是习惯。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我在心里说服自己。那个在甘肃强暴我的秦与，应该是个粗鄙的、满身黄土味的男人，怎么会是这个穿着名牌、谈笑风生的公子哥？

但为什么名字一样？

为什么都姓秦？

巧合吗？

（二）

十一点左右，酒局散了。

秦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被司机扶走了。其他客人也陆续离开。秦与的弟弟——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最后一个走。

“你叫小文？”他走到我面前。

“是。”

“全名呢？”

“文卓。”

他点点头，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叫秦与。秦始皇的秦，参与的与。”

我接过名片。烫金的字：秦与，XX地产公司副总裁。

手在抖。

“文卓，”他念着我的名字，“这名字不错。卓尔不群。”

“谢谢秦总。”

“以后我可能常来。”他看着我，“希望还能见到你。”

他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男士香水味。

我捏着那张名片，站在空荡荡的包厢里，很久没动。

（三）

回到宿舍已经半夜。

林薇薇还没睡，戴着耳机看美剧。看见我回来，她摘下耳机：“文卓，你最近脸色越来越差了。”

“没事，就是累。”

“那种地方还是少去。”林薇薇压低声音，“我听说，国贸那边的会所……不干净。”

“我知道。”我脱下高跟鞋，脚后跟已经磨破了皮，“但我需要钱。”

“你家里很困难吗？不是有助学贷款？”

“不只是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在找人，需要钱。”

林薇薇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你要找的，是个男人？”

“不是。”我摇头，“一个女人。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找到了吗？”

“还没有。”

她没再问，递给我一盒创可贴：“贴上吧，别感染了。”

我接过，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冰冷的夜晚，至少还有一点善意。

（四）

接下来的两周，秦与又来了三次。

每次都点名要我服务。有时一个人，有时带朋友。他出手大方，小费每次都给一千以上。王经理很高兴，说我“有福气，抓住了大客户”。

但我越来越不安。

秦与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甘肃的那个夜晚——那种猎人看猎物的、充满占有欲的眼神。虽然更隐蔽，更文明，但本质一样。

他开始问更多私人问题。

“你家在甘肃哪儿？”

“一个小村子。”

“具体呢？”

“说了您也不知道。”

“说说看嘛，我去过甘肃，敦煌、嘉峪关都去过。”

我报了个假地名。

“哦，那儿啊，是穷。”他点点头，“能考出来不容易。”

“是。”

“有男朋友吗？”

“没有。”

“为什么？政法大学没男生追你？”

“学习忙，没时间。”

他笑了：“借口。是你眼光高吧？”

我不说话，低头倒茶。

“文卓，”他忽然很认真地说，“你知道吗，你很像一个人。”

我心里一紧。

“谁？”

“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他的眼神飘向远方，“也是在甘肃认识的。”

血一下子冲上头顶。

“甘肃？”我的声音在抖。

“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收回目光，看着我，“那时候我还小，跟我爸去甘肃考察项目。在那边住了几个月，认识了一些……当地朋友。”

“什么朋友？”

“普通朋友。”他笑了笑，“不过有个小姑娘，跟你差不多大，挺倔的，也挺有意思。”

他说的，是我吗？

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年龄也对得上。

但我还不敢确定。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耸耸肩，“后来我们就回北京了。再也没见过。”

他在撒谎。

如果他真是那个人，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是“挺有意思”的相遇，而是强暴，是伤害，是毁掉一个女孩童贞的罪行。

“秦总记性真好。”我强迫自己微笑，“那么久的事还记得。”

“有些事，忘不掉。”他盯着我的眼睛，“就像有些人，见一面就记住了。”

空气突然变得粘稠。

我借口要添水，逃出了包厢。

（五）

周六晚上，意外发生了。

秦与带了一群朋友来，喝得特别多。散场时，他已经站不稳了。

“小文，你送秦总下楼。”王经理吩咐。

我搀扶着秦与走进电梯。他整个人靠在我身上，很重，酒气熏人。

“文卓……”他含糊地说，“你身上……好香。”

我别过脸：“秦总，您喝多了。”

电梯到一楼，我扶他走到门口。司机已经在等了。

“秦总，车来了。”

他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很大。

“陪我……陪我坐会儿。”他指着旁边花园的长椅，“醒醒酒。”

“秦总，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就一会儿。”他不放手，“司机等着，没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扶他坐到长椅上。夜风吹过来，稍微驱散了酒气。

“文卓，”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夜空，“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来找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不讨好我。”他笑了，“别的服务员，看我给钱多，都往身上贴。你不。你总是……保持距离。”

“那是我的本分。”

“本分？”他摇摇头，“现在还有几个人讲本分？”

我没接话。

“我见过太多人了。”他继续说，“为了钱，什么都肯做。但你不一样。你看我的眼神……有时候是害怕，有时候是讨厌，但从来没有……贪婪。”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是谁。

我在心里说。

“秦总，您真的喝多了。”我站起来，“司机在等，我送您上车。”

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把我拽回椅子上。

“别走。”他的脸离得很近，我能看见他眼睛里的血丝，“文卓，跟我吧。”

“什么？”

“跟我。”他说得很慢，“做我女朋友。我给你钱，给你房子，给你想要的一切。你不用再打工，不用再穿这身旗袍站在这里。”

我愣住了。

“秦总，您真的醉了。”

“我没醉。”他盯着我，“我很清醒。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我要你。”

恐惧像冷水，从头浇到脚。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

六年前，在甘肃，那个男人也是这样说的：“跟了我，我给你钱，让你过好日子。”

然后他强暴了我。

历史要重演了吗？

“秦总，”我用力抽回手，“请您自重。我只是服务员，不是您想的那种人。”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服务员？”他冷笑，“在这种地方工作，还装什么清高？”

“我在这是端茶倒水，不是卖身。”

“有区别吗？”他站起来，俯视着我，“穿成这样，在这种地方，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我浑身发冷。

“我要回去了。”我转身要走。

他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骨头。

“文卓，别给脸不要脸。”他的声音很冷，“我能让你在这儿干不下去，也能让你在学校待不下去。你信不信？”

我信。

我当然信。

以他的财力势力，毁掉我一个穷学生，易如反掌。

但我没有求饶。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秦总，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如果您对我做什么，我会报警，会起诉。也许我赢不了，但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

他愣住了。

也许没想到我会反抗。

我们僵持着。夜风吹过，树叶沙沙响。远处的霓虹灯闪烁着，像无数只嘲笑的眼。

许久，他松开了手。

“好。”他笑了，那笑容很冷，“有骨气。我欣赏。”

他整理了一下衬衫，转身走向轿车。拉开车门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文卓，我们还会见面的。”

车开走了。

我站在原地，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六）

回到会所，王经理在等我。

“小文，秦总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我摇头。

“那就好。”她松了口气，“这种客人，得罪不起，但也要保护好自己。以后他再来，我让其他人去。”

“谢谢王经理。”

“不过……”她犹豫了一下，“秦总刚才打电话来，说下周他公司有个酒会，需要服务员，点名要你去。酬劳很高，一场两千。”

两千。

够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我能不去吗？”

“理论上可以。”王经理看着我，“但实际上……文卓，秦总这种客人，要么不得罪，得罪了就得罪到底。如果你不去，他可能真会找麻烦。”

我明白了。

我没有选择。

“我去。”

“好孩子。”王经理拍拍我的肩，“放心，是正规酒会，在大酒店，很多人。他不会乱来。”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信。

（七）

酒会在周五晚上，国贸大酒店宴会厅。

我穿着会所提供的黑色小礼服，和其他服务员一起站在角落，随时准备为客人服务。大厅里灯火辉煌，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珠光宝气，空气中弥漫着香槟和香水混合的味道。

秦与是主角之一。

他穿着定制西装，端着酒杯在人群中穿梭，谈笑风生，完全是上流社会精英的模样。完全看不出那晚在会所的失态。

有几次，他的目光扫过我，停留一两秒，然后移开。

像看一件物品。

酒会进行到一半，我被叫去给主桌添酒。

秦与坐在主位，旁边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眉目间和他很像，应该是他父亲。父子俩正在低声交谈。

我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倒酒。

“爸，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文卓。”秦与忽然说。

他父亲抬起头看我。眼神很锐利，像鹰一样，上下打量。

“政法大学的？”他问。

“是。”

“学法的好。”他点点头，“将来可以来公司法务部。”

“谢谢秦董。”我小声说。

倒完酒，我准备离开。

“文卓，”秦与叫住我，“一会儿结束了等我一下，有事跟你说。”

“秦总，我……”

“就几分钟。”他打断我，“在二楼咖啡厅。”

我没办法拒绝。

酒会十点结束。客人们陆续离开。我换了衣服，在酒店大堂等了一会儿，还是上了二楼。

咖啡厅已经打烊了，但秦与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水。

“坐。”他说。

我坐下，和他保持距离。

“文卓，”他开门见山，“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我道歉。”

我愣住了。

没想到他会道歉。

“秦总不必……”

“不，该道歉。”他很认真，“我不该那样对你。你是学生，是来打工的，不是来……被我骚扰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我还是那句话，”他继续说，“我喜欢你。不是想包养你那种喜欢，是真的想和你交往。”

“为什么？”我问，“我们根本不了解彼此。”

“有些事不需要了解。”他看着窗外，“感觉对了就行。我对你，就是那种感觉——一见如故，像是很久以前就认识。”

我的心跳加快了。

“秦总，我们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我是客人，你是服务员？因为我家有钱，你家穷？”他摇摇头，“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我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沉默了。

许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推到我面前。

“打开看看。”

我打开。

是一条项链，白金链子，吊坠是一颗很小的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不是送你的。”他说，“是借给你的。下个月我生日，有个聚会，我想请你当我的女伴。这项链配你那件黑色礼服应该好看。”

“秦总……”

“别急着拒绝。”他看着我，“就当是……帮我一个忙。那天来的都是生意伙伴，他们都带女伴，我一个人去，面子上不好看。”

“您可以找别人。”

“我只想找你。”他很固执，“就一次。之后如果你还是不愿意，我绝不纠缠。”

我犹豫了。

这条项链，这场聚会，也许是个机会。

一个接近他、确认他身份的机会。

如果他就是甘肃的那个秦与，我会有机会找到证据。

如果只是同名同姓，那我也可以彻底死心。

“好。”我说，“就一次。”

他笑了，笑容里有种孩子气的得意。

“谢谢你，文卓。”

（八）

回学校的出租车上，我握着那个首饰盒，手心全是汗。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小姑娘，这么晚才下班？”

“嗯。”

“在酒店工作？”

“临时帮忙。”

他没再问。

我看着窗外飞逝的灯火，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在做什么？

答应做他的女伴，接受他的项链，一步步走进他的世界。

这是复仇，还是自投罗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当他说“像是很久以前就认识”时，我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那个人。

那个在甘肃毁了我童贞的人。

那个让我从此害怕男人、恐惧亲密关系的人。

而现在，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用温柔的表象包裹着同样的狼子野心。

历史在重演。

但这次，我不再是十二岁那个无力反抗的女孩。

我是文卓。

是政法大学的学生。

是带着秘密和伤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女人。

秦与。

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人。

那我们之间，确实该有个了结了。

我打开首饰盒，钻石在昏暗的车厢里发出微弱的光。

像眼泪。

像血。

像所有未完成的恨与债。

车在学校门口停下。

我付了钱，下车。

夜风吹来，带着初夏的暖意。

我抬头，看见宿舍楼的灯火。

那是我暂时的、脆弱的庇护所。

但很快，我就要走出这里，走进另一场危险的游戏。

为了真相。

为了了结。

为了十二岁那个，在黄土高原上哭泣的女孩。

小亭姐，如果你在天有灵。

请保佑我。

这一次，我不会再输。

 

 

第十二章：生日宴的陷阱

（一）

秦与的生日宴在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地点是他位于顺义的别墅。

别墅很大，欧式风格，三层楼，带花园和泳池。我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停满了豪车：奔驰、宝马、保时捷，还有几辆我叫不出名字的跑车。

我穿着那件黑色小礼服——用兼职的钱在秀水街买的，仿大牌的款式，料子一般，但剪裁还行。脖子上戴着秦与“借”给我的钻石项链，吊坠贴在锁骨上，冰凉。

“文卓，这边！”秦与在门口招手。

他今天穿着浅灰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解开两颗扣子，看起来随意又精心。看见我，他眼睛亮了一下。

“你来了。”他走过来，很自然地揽住我的腰。

我身体一僵。

“放松。”他在我耳边低声说，“今天你是我的女伴，要笑。”

我强迫自己扬起嘴角。

别墅里已经来了二三十人，男女各半，都很年轻，穿着时尚。音乐是英文的，节奏轻快。长桌上摆满食物和酒水，两个穿白衬衫的侍者在倒香槟。

“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与提高声音，“这是文卓，我朋友。”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过来。

打量，评估，好奇，还有几道明显的敌意——来自几个打扮精致的女孩。

“文卓？没听说过啊。”一个染了金发的女孩问，“哪家的？”

“我自己家的。”我说。

“自己家？”她挑眉，“做什么的？”

“学生。”

“学生？”她笑了，“哪个学校？”

“政法大学。”

周围安静了几秒。

“学霸啊。”另一个戴耳钉的男生吹了声口哨，“秦哥换口味了？从模特换成学霸？”

秦与搂紧我的腰：“别瞎说。文卓是我认真交往的女朋友。”

女朋友。

这三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得我头晕目眩。

我们什么时候成了男女朋友？

但他没给我反驳的机会，已经带着我走向人群。

（二）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像个提线木偶。

微笑，点头，说“谢谢”，喝别人递过来的酒。秦与一直在我身边，手始终搭在我腰上，宣示主权。

我见到了他的朋友：做金融的王少，开酒吧的李少，家里做地产的赵小姐。他们聊的话题我听不懂：美股走势，私募基金，海外置业，限量版跑车。

我像个闯入者，格格不入。

“文卓，你怎么不吃东西？”秦与递给我一盘小蛋糕。

“不饿。”

“那喝点水。”他又递来一杯柠檬水。

很体贴，像个完美的男友。

但我知道，这体贴是表演，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他在塑造一个“浪子回头、认真恋爱”的形象，而我，是这道具。

“秦与，你爸知道吗？”一个戴眼镜的男生问，“找了个学生女朋友？”

“知道。”秦与说，“我爸还说，学生好，单纯。”

“你哥呢？他今天怎么没来？”

“我哥出差了。”秦与笑笑，“不过他见过文卓，说挺好。”

他哥。

我心里一紧。

那个在会所见过一次的、也叫秦与的男人。

“你还有个哥哥？”我问。

“嗯，亲哥，比我大五岁。”秦与说，“我们名字一样，小时候总搞混。后来家里人就叫我‘小与’，叫他‘大与’。”

秦与。大与小。

两个人。

那么，在甘肃的是谁？

“你哥也经常去甘肃吗？”我试探着问。

秦与愣了一下：“甘肃？我哥……应该没去过吧。怎么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

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在撒谎。

（三）

十点左右，秦与被一群朋友拉到泳池边喝酒。我借口去洗手间，离开了人群。

别墅很大，我迷了路。推开一扇以为是洗手间的门，发现是个书房。

红木书桌，整面墙的书架，落地窗外是花园的夜景。我正要退出去，目光却被书桌上的相框吸引。

走过去，拿起相框。

照片里是两个人：年轻的秦与——应该是大秦与——和一个中年男人。背景是……黄土高原？

我凑近看。

没错。光秃秃的山，干涸的河床，典型的西北地貌。大秦与穿着白衬衫，戴着草帽，站在一个土坡上。旁边那个男人……

我手一抖，相框差点掉在地上。

那个男人我认识。

虽然老了二十岁，但我认得出来——是当年和二胖家来往密切的那个“张老板”。村里人说，他是“外面来的大老板”，来收购药材的。

他怎么会和秦与在一起？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92年夏，甘肃文家沟考察留念。

1992年。

那是二胖家灭门案后的第五年。

也是我离开村子、去县城上学的第一年。

秦与去过文家沟。

不仅去过，还和那个神秘的张老板合影。

而这个张老板，当年频繁出入二胖家，有人说，小亭就是被他“介绍”给二胖的。

所有的碎片开始拼凑。

但还缺最关键的一块。

（四）

“你在这儿。”

秦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慌忙放下相框，转过身。

他走进来，关上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漠的表情。

“看到什么有趣的了？”他问。

“没什么，我走错房间了。”

“是吗？”他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个相框，“这是我哥。旁边那个是张叔，我爸的老朋友，做药材生意的。”

“你哥……去过文家沟？”

“你知道文家沟？”他盯着我。

“我……我是甘肃人，听说过。”

“哦对，你是甘肃人。”他点点头，“文家沟……那地方可偏了，你怎么会知道？”

“听说的。”我尽量保持平静。

“文卓，”他放下相框，走到我面前，“你老家，到底是甘肃哪儿的？”

空气突然变得稀薄。

“一个小村子，说了你也不知道。”

“说说看嘛。”他笑了，但那笑容没有温度，“也许我知道呢。”

我们之间只有一步的距离。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混合着男士香水，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

“秦总，”我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有课。”

“急什么。”他拦住我，“生日还没过完呢。十二点有蛋糕，你要陪我切。”

“我真的要走了。”

“文卓。”他的声音冷下来，“我给你买了项链，带你见我的朋友，在所有人面前说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就这么不给面子？”

“我没让你那么说。”

“所以是我自作多情了？”他笑了，笑声很冷，“文卓，别装了。你收下项链的时候，就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说只是帮忙！”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只是帮忙’。”他伸手，捏住我的下巴，“你想要什么？钱？我可以给你。房子？车？都可以。但你要听话。”

我甩开他的手。

“秦总，请您自重。”

“自重？”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在这个房间里，你觉得‘自重’还有用吗？”

恐惧像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

六年前，在甘肃，他也是这样说的：“在这儿，你觉得反抗有用吗？”

“你要做什么？”我的声音在抖。

“做什么？”他一步步逼近，“做我一直想做的事。”

我后退，后背撞到书架。

“秦与，你冷静点。外面都是人，我会喊的。”

“喊？”他笑了，“你喊啊。看看他们是帮我，还是帮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学生。”

他扑过来。

（五）

我躲开了。

六年的愤怒，六年的隐忍，在这一刻爆发了。我不是十二岁那个无力反抗的女孩，我是文卓，是在黄土高原上背过柴、在县城里洗过碗、在市里捡过废铁的、顽强的文卓。

我抓起书桌上的铜质镇纸，朝他砸过去。

他没料到我会反抗，侧身躲开，镇纸砸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你疯了？”他吼道。

“是你疯了！”我握着另一个镇纸，手在抖，但声音很稳，“秦与，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碰我，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凭你？”

“凭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我盯着他，“凭我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做过什么。”

他愣住了。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去过文家沟。”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1992年，你和张老板在那里‘考察’。我还知道更早——1987年，你也去过，对不对？”

他的脸色变了。

“你……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那里。”我说，“我是文家沟的人。文卓，文家沟的文。”

时间静止了。

秦与看着我，眼睛瞪大，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我的脸。

“你是……那个女孩？”

“哪个女孩？”我冷笑，“是那个被你压在身下强暴的女孩？还是那个被你当成玩物、玩完就丢的女孩？”

他的嘴唇在颤抖。

“我……我不知道是你……”

“现在知道了。”我把镇纸举高，“还要继续吗？”

他后退了一步，两步，瘫坐在椅子上。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我们粗重的呼吸声。

窗外传来音乐和笑声，生日宴还在继续。但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六）

许久，秦与开口了。

“那天……我不是故意的。”他的声音很轻，“我喝多了，我爸和张叔谈生意，让我在村里转转。我……我就是想找点乐子。”

“找点乐子？”我笑了，笑声比哭还难听，“毁了一个女孩的一生，在你看来就是‘找点乐子’？”

“我不知道会……会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你知道什么？”我盯着他，“你知道我后来做了什么吗？我拼命读书，拼命考学，拼命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你的影子，有那个肮脏的夜晚。我用了六年，才走到北京。我以为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结果又遇到了你。”

“我不知道是你……”他重复着这句话，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辩解，“你变了，你长大了，我认不出来……”

“但我认得你。”我说，“你的眼睛，你的声音，你说话的方式。我一见到你就认出来了。只是我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命运会这么残忍。”

他沉默了。

“文卓，”良久，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多么轻飘飘的三个字。

它可以抹去六年的噩梦吗？可以抹去那个夜晚的疼痛和耻辱吗？可以抹去我从此对男人、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吗？

不能。

“我不接受。”我说。

“那你要什么？”他抬头看我，“钱？我可以补偿你。很多钱。”

“我要你承认。”我一字一句地说，“承认你强暴了我。承认你犯了罪。”

他脸色煞白。

“那不可能。那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有证据，你告不了我。”

“我知道。”我说，“但我可以毁了你。把你的事告诉你爸，告诉你哥，告诉你所有的朋友。让你身败名裂。”

“你不会。”他很肯定，“那样你自己也会被毁。一个被强暴过的女人，在这个社会，你觉得会有人同情你吗？他们会说你勾引我，说你为了钱诬告。”

他说得对。

这个世界的规则，对女性从来都不公平。

“但是，”我放下镇纸，走到他面前，“秦与，你知道我学什么的吗？”

“法学……”

“对，法学。”我笑了，“我知道法律的漏洞，也知道怎么利用规则。我可以不告你，但我可以让你永远记住，你欠我的。”

“你想怎么样？”

“第一，我要你告诉我真相。”我说，“1987年，你在文家沟到底做了什么？和张老板做了什么？和小亭——那个被拐卖的女人——有什么关系？”

他猛地抬头。

“你怎么知道小亭？”

“因为我认识她。”我说，“我是她在那村里唯一的朋友。”

震惊，恐惧，然后是恍然大悟。

“原来是你……”他喃喃道，“那个帮她递纸条的小女孩……”

“你知道？”我的心跳停止了。

“我知道。”他闭上眼睛，“张叔跟我说过，有个小女孩总在二胖家外面转悠，和小亭偷偷联系。但他不知道是谁。”

“所以，”我深吸一口气，“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小亭在装傻？知道她在计划逃跑？”

“知道。”他承认了，“张叔说，这种有文化的女人，心野，留不住。但他收了二胖家的钱，得把人看住。”

“那后来呢？二胖家的事，和你们有没有关系？”

他沉默了。

“告诉我！”我吼道。

“有。”他终于说，“张叔……不想让小亭走。因为她知道太多。她知道张叔做的生意——不只是药材，还有……拐卖。”

终于。

真相的一角被掀开了。

“所以你们……”

“张叔给了小亭药。”秦与的声音很轻，“不是老鼠药，是安眠药。他说，让她把二胖一家药倒，然后他派人去把人接走，卖到别处去。这样既能灭口，又能再赚一笔。”

我浑身冰冷。

“但小亭……她换了药？”

“她换了。”秦与看着我，“她把安眠药换成了耗子药。她把他们都毒死了。”

（七）

书房里死一般寂静。

窗外，有人放起了烟花，绚烂的光映在玻璃上，像一场盛大的葬礼。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问，声音干涩。

“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秦与说，“张叔的人去接人时，看见三具尸体，还有……桌上没吃完的鸡肉。小亭不见了。”

“你们找过她吗？”

“找了。但没找到。”他摇头，“张叔说，那女人狠，不能留。他怕她报警，怕她把事情捅出去。但他找了很久，没找到。后来风声紧，他就撤了。”

“你呢？”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参与了这些，晚上睡得着吗？”

他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那时……还小。十五岁，跟着我爸和张叔跑生意。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知道……会闹出人命。”

“十五岁。”我重复，“我十二岁。我们都还是孩子，但我们的手上，都沾了血。”

“文卓，”他抬起头，“你想怎么做？报警？把我们都抓起来？”

“抓你们？”我笑了，“证据呢？二十年前的旧案，三个已经死了的、连坟墓都找不到的人。你觉得警察会管吗？”

“那你……”

“我要你记住。”我走到他面前，俯视着他，“记住你做过什么，记住你欠下的债。我要你活着，但活不安稳。我要你每次看到我，都想起那个夜晚，想起文家沟，想起小亭，想起三条人命。”

“你要报复我。”

“不。”我摇头，“报复太便宜你了。我要你活着，带着愧疚活着。我要你替我做事。”

“做什么？”

“帮我找小亭。”我说，“用你的钱，你的关系，你的人脉。我要找到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他犹豫了。

“如果……如果我拒绝呢？”

“那我就把我知道的一切，写成材料，寄给纪委，寄给媒体。”我说，“也许不能让你坐牢，但足以毁掉你家的生意，毁掉你们兄弟的前程。你爸那个‘老朋友’张老板，现在还在做生意吧？如果被人知道，他做的是人口买卖……”

“别说了。”他打断我，“我帮你。”

“还有，”我补充，“从今天起，离我远点。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不要再以任何方式打扰我的生活。”

“如果……我还想补偿你呢？”

“你的补偿，我不需要。”我说，“我只需要你消失。”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愧疚，有恐惧，还有一丝……不甘？

“文卓，”他说，“如果……如果我们换个方式相遇，也许……”

“没有如果。”我打断他，“我们的相遇，从一开始就是错误。是罪孽。”

窗外，烟花还在继续。

五彩的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我转身，走向门口。

“文卓。”他叫住我。

我停住，没有回头。

“那条项链……”他说，“你留着吧。就当……就当是赔罪。”

“不用。”我摘下项链，放在门边的矮柜上，“脏东西，我不要。”

推开门，音乐和人声涌进来。

我走进喧闹的人群，穿过笑声和酒杯的碰撞声，走出别墅，走进北京的夏夜。

身后是灯火辉煌的宴会。

前方，是黑暗的、未知的路。

但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六年的秘密，终于说出来了。

六年的恨，终于找到了出口。

秦与，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完。

但至少，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被窝里哭泣的女孩。

我是文卓。

是拿着刀的人。

哪怕这把刀，是用自己的血磨利的。

我也要用它，劈开所有的谎言和黑暗。

找到真相。

找到小亭。

找到那个，在血色黎明中消失的女人。

夜风吹来，带着花园里玫瑰的香气。

我抬起头，看见满天的星星。

像极了文家沟的夜空。

小亭姐，你看见了吗？

我找到他们了。

找到那些，把我们拖进地狱的人。

现在，轮到我，把他们拖进地狱了。

 

 

第十三章：血色婚宴

（一）

再次见到秦与，是在三个月后。

九月，北京最好的季节。天空高远湛蓝，银杏叶的边缘开始泛黄。我几乎要以为那个夏天的夜晚只是一场噩梦——如果他没有真的开始帮我找小亭的话。

每周一，我的邮箱会收到一封匿名邮件。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他。

第一周：查了1987年北京所有高校失踪女生记录，无梅雨亭。
第二周：通过关系调阅了甘肃警方当年的案卷，定性为“食物中毒意外”。
第三周：张老板（真名张建国）现居深圳，做外贸生意，近年洗白，无犯罪记录。
第四周：找到当年参与寻找小亭的警察，已退休，回忆说“那女人像人间蒸发”。

每一封邮件都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我心里的深潭，溅不起半点水花。

小亭真的消失了。

像她从未存在过。

但我不能放弃。我还有最后一张牌——秦与的父亲，那个照片里和张老板并肩站在黄土高坡上的男人。

（二）

变故发生在国庆节前。

我正在图书馆准备期中考试，手机震动，是陌生号码。

“文小姐吗？我是秦与。”声音很急，“今晚有空吗？我哥要订婚了，家里办家宴，我想……请你来。”

“为什么？”

“有些事，必须让你知道。”他压低声音，“关于……你找的那个人。”

心跳漏了一拍。

“地址发我。”

“七点，西山别墅区8号。穿正式点，我爸……很在意这些。”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血红色。

小亭姐，是你吗？

是你把我引向这里吗？

（三）

西山别墅区在五环外，依山而建，隐在苍翠中。8号院最大，铁艺大门，里面是三层的中式别墅，白墙灰瓦，檐角飞扬。

我穿着用兼职钱买的米色连衣裙——最保守的款式，及膝，圆领，唯一的装饰是腰间的细腰带。头发盘起来，露出脖颈。素颜，只涂了点唇膏。

我要让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干净、朴素、没有任何威胁的女孩。

门开了，是秦与。

他瘦了，眼窝深陷，看见我时眼神复杂。

“谢谢你能来。”他低声说，“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表现出来。”

“什么意思？”

“进去就知道了。”

客厅很大，中式装修，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山水画。沙发上坐着几个人：秦与的父亲——我在照片上见过，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秦与的母亲——保养得宜的贵妇，穿着真丝旗袍；还有秦与的哥哥，大秦与，穿着休闲西装，正在倒茶。

以及，一个背对着我坐着的女人。

她穿着浅紫色的套装，头发挽成优雅的发髻，露出白皙的脖颈。

“爸，妈，哥，”秦与开口，“这是文卓，我朋友。”

女人转过身。

时间在那一刻停止了。

空气凝固了。心跳停止了。血液倒流了。

我看见了一张脸。

一张我用了十五年去忘记、去追寻、去恨的脸。

眼睛。那双深井般的眼睛，虽然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没变——那种冷静的、幽深的、像能看透一切的眼神。

薄嘴唇。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那个我曾在黄土高原的风沙里见过无数次的笑容。

皮肤。依然很白，但不是营养不良的苍白，是精心保养出的润白。

梅雨亭。

小亭。

我的嫂子。

（四）

她看见我了。

眼神交汇的瞬间，我看见了震惊，慌乱，然后是迅速掩饰起来的平静。

“小亭，这是小与的朋友，文卓。”秦母介绍。

小亭站起来，对我伸出手：“你好，文小姐。”

她的手很凉，指尖在颤抖。

“你好。”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掌心的冷汗，“梅……小姐？”

“梅雨亭。”她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可以叫我嫂子。”

嫂子。

这两个字像淬毒的针，扎进我心里。

“嫂子好。”我松开手，微笑，“您……很面熟。”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她也笑，但笑容僵硬。

“都坐吧。”秦父发话，“文小姐是吧？听小与提起过你，政法大学的学生？”

“是的，叔叔。”

“学法的好。”秦父点头，“以后可以帮家里处理些法律事务。”

他们开始聊天，家常，生意，未来的规划。我坐在角落，像个旁观者，看着这场荒诞的戏剧。

秦与坐在我旁边，身体紧绷。

小亭——现在我应该叫她梅雨亭，或者嫂子——坐在大秦与身边，姿态优雅，但手指一直绞着衣角。

她在紧张。

她怕我。

（五）

晚餐在餐厅进行。

长条餐桌，能坐十二个人。秦父坐主位，秦母在左，大秦与和梅雨亭在右，我和秦与在下方。

菜品很精致：清蒸石斑，油焖大虾，鲍汁花菇，还有……一盘水煮鸡。

当保姆端上那盘鸡时，梅雨亭的脸色变了。

“雨亭的拿手菜。”秦母笑着说，“听说小与最爱吃这个？”

“是。”大秦与揽住梅雨亭的肩膀，“她做的水煮鸡，全北京找不出第二家。”

梅雨亭挤出一个笑容：“妈过奖了。”

我看着那盘鸡。黄澄澄的鸡肉，漂着油花和辣椒，香气扑鼻。

和十五年前，二胖家桌子上那盘，一模一样。

“文小姐尝尝？”秦父说。

“我……”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最小的。

鸡肉很嫩，很入味。但我尝不出味道，只尝到了血腥味，死亡的味道。

“好吃吗？”梅雨亭看着我，眼睛里有挑衅，有试探。

“好吃。”我放下筷子，“嫂子手艺真好。”

“文小姐是甘肃人？”她问，“甘肃哪儿？”

“一个小村子，说了您也不知道。”

“说说看嘛。”她端起茶杯，手指捏得很紧，“我去过甘肃，采风。”

“是吗？”我迎上她的目光，“什么时候？”

“很多年前了。”她避开我的视线，“那时候年轻，喜欢到处跑。”

“那您一定见过真正的西北。”我说，“那里的风沙很大，天空很蓝，晚上能看见很多星星。”

她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洒出来。

“小心。”大秦与递过纸巾。

“谢谢。”她擦着手，不敢看我。

“说到甘肃，”秦父突然开口，“小与，你还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甘肃考察吗？”

秦与手里的筷子掉了。

“记……记得。”

“那时候你才十五岁，非要跟着去。”秦父回忆道，“在那边住了两个月，回来黑得跟煤球似的。”

“爸……”秦与想阻止。

“对了，文小姐是甘肃人，应该知道文家沟吧？”秦父看向我。

空气凝固了。

梅雨亭的手停在半空。

秦与的脸色煞白。

大秦与皱眉：“文家沟？爸，你去过那么偏的地方？”

“去过。”秦父点头，“和张建国一起，去看药材。那地方穷啊，但出好药材。对了，还在那边出了点事……”

“爸！”秦与站起来，“菜凉了，让厨房热热吧。”

秦父被打断，有些不悦，但还是摆摆手：“算了，陈年旧事，不提了。”

但已经晚了。

我看见梅雨亭的眼睛，那双深井般的眼睛里，翻涌着惊恐、愤怒，还有杀意。

她知道了。

知道我是谁了。

（六）

晚餐后，女眷移步茶室。

秦母去厨房安排甜品，茶室里只剩下我和梅雨亭。

门关上，隔绝了客厅里男人们的谈话声。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红木茶桌。紫砂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响，水汽蒸腾，模糊了彼此的脸。

“卓儿。”她先开口，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十五年没听她叫我的名字了。

“嫂子。”我回敬。

她笑了，笑容很苦：“你长大了。”

“人都会长大。”我说，“您也变了。”

“变老了。”

“不，是变好了。”我看着她的脸，“皮肤白了，头发顺了，衣服贵了。看起来，过得不错。”

她低头倒茶，手很稳，但茶水还是洒出来几滴。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没找你。”我说，“是命运，把我们又拉到一起。”

“命运……”她重复这个词，“是啊，该死的命运。”

“嫂子相信命运？”

“以前不信。”她抬头看我，“现在信了。欠的债，总要还。”

“您欠了谁的债？”

她沉默了。

茶香弥漫，带着苦涩。

“卓儿，”良久，她说，“当年的事，对不起。”

对不起。

又是对不起。

秦与说过，现在她也说。

好像这三个字是万能解药，能治愈一切伤口。

“对不起什么？”我问，“对不起利用我？对不起骗我买耗子药？还是对不起……把我推到二胖的炕上？”

她的脸瞬间失去血色。

“你……你怎么知道？”

“我后来想明白了。”我说，“那天你让我去二胖家送鞋，说他在屋里等我。我进去时，屋里只有二胖，喝醉了。你早就知道，对不对？”

她的嘴唇在颤抖。

“我以为……我以为他不会对一个孩子……”

“但我只有十二岁。”我的声音在抖，“十二岁，梅雨亭。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的童贞，我的尊严，我的人生，从那天起就毁了。”

眼泪涌上来，但我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对不起……”她捂住脸，“我真的……真的只是想逃走。我以为……我以为二胖不会……”

“你以为？”我笑了，“你以为一个买女人、打女人的畜生，会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手下留情？梅雨亭，你是大学生，你读过那么多书，你告诉我，你真的‘以为’吗？”

她哭了出来。

无声的，压抑的哭泣。肩膀耸动，像秋风中颤抖的叶子。

我没有安慰她。

十五年前，在那个黄土高原的夜晚，我也这样哭过。没有人安慰我。

（七）

许久，她止住哭泣，用纸巾擦干脸。

“卓儿，你想怎么样？”

“我想知道真相。”我说，“所有的真相。”

“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不够。”我盯着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为什么不按张老板的计划，用安眠药？”

她闭上眼睛。

“因为……我受够了。”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受够了挨打，受够了侮辱，受够了像牲口一样被买卖。张老板说，让我药倒他们，然后把我卖到别处去。可我不想再被卖了。我要自由，真正的自由。”

“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是。”她睁开眼，眼神变得冰冷，“我用你买的耗子药，毒死了鸡。然后用死鸡做了菜，把剩下的药下在菜里。我看着他们吃，看着他们死。”

“你不怕吗？”

“怕。”她说，“但更怕继续活着，像那样活着。”

“然后呢？你怎么逃出来的？”

“我穿了你的鞋。”她看着我的脚，“那双布鞋，很合脚。我背着早就准备好的包袱，趁着夜色跑了。走山路，不敢走大路。饿了吃野果，渴了喝溪水。走了七天，才走到县城。”

“然后？”

“然后我扒火车，一路向东。没有身份证，就躲厕所里。到了北京，我不敢回家，怕连累父母。我在郊区租了个小房子，打工，攒钱，整容。”

“整容？”

“微整。”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垫了鼻子，开了眼角。改了名字，办了假身份证。三年后，我才敢回家，跟父母说我在南方打工。”

“再然后呢？怎么成了秦家的儿媳？”

“机缘巧合。”她苦笑，“我在一家画廊工作，秦与——大秦与，来买画，认识了我。他追我，我不答应。后来……后来他强暴了我。”

我的呼吸一滞。

“跟你一样。”她看着我，“所以当他提出结婚时，我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进了秦家，我就安全了。张老板不敢动秦家的儿媳。”

“所以你是为了自保？”

“为了活下去。”她说，“卓儿，你也许觉得我可耻，觉得我攀附权贵。但我想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有错吗？”

我不知道。

生存和尊严，哪个更重要？

“那你现在呢？”我问，“幸福吗？”

她笑了，笑容很空洞：“幸福？什么是幸福？有饭吃，有衣穿，不用挨打，不用被卖，就是幸福吧。”

“你爱他吗？秦与？”

“不爱。”她很干脆，“但我需要他。需要秦家这棵大树，来遮风挡雨。”

（八）

茶室的门被推开，秦母端着甜品进来。

“聊什么呢，这么投入？”

“聊文小姐的学业。”梅雨亭瞬间换上温柔的笑容，“妈，您辛苦了，我来吧。”

她接过托盘，动作自然，像个真正的贤惠儿媳。

我看着她的表演，心里一片冰凉。

十五年，她练就了完美的伪装。从一个在黄土高原仰望天空的绝望女人，变成了秦家优雅得体的长媳。

而我呢？

我还是那个被困在过去的女孩，带着一身伤痕，在黑暗里摸索。

“文小姐，吃甜品。”梅雨亭递给我一碗冰糖炖雪梨。

“谢谢嫂子。”

我接过，勺子碰到碗壁，发出清脆的响声。

“对了，”秦母说，“下个月十五号，小与和文小姐订婚。雨亭，你帮着我筹备。”

我手里的勺子掉进碗里。

“订婚？”我看着秦母，“谁订婚？”

“你啊，和小与。”秦母笑眯眯的，“小与都跟我们说了，你们在交往。我们看了，你是个好姑娘，家世清白，又是大学生，配得上我们家。”

我看向秦与。

他站在茶室门口，低着头，不敢看我。

“秦与，”我说，“我们能单独谈谈吗？”

（九）

花园里，夜风很凉。

“你什么意思？”我盯着他。

“对不起。”他低声说，“我爸……他逼我的。他说要么娶你，要么……就把当年的事告诉你学校。”

“你在威胁我？”

“不，是我爸在威胁我。”他抓住我的胳膊，“文卓，你听我说。我爸知道了，知道你是文家沟的人，知道当年的事。他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你成为秦家人。这样，你就不会乱说话。”

“如果我不答应呢？”

“他会毁了你。”秦与的眼睛红了，“他会让你退学，让你在北京待不下去。文卓，我斗不过我爸。我只能……只能先答应。”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强暴我的男人，此刻像条丧家之犬。

“所以，”我笑了，“你们父子俩，一个强暴我，一个逼我嫁给你。秦与，你们家真是……一脉相承。”

“文卓，求你了。”他跪下来，“嫁给我，我会对你好。我会补偿你，用我的一生补偿你。”

“我不需要你的补偿。”我说，“我需要真相，需要公道。”

“没有公道！”他吼道，“这个世界没有公道！只有权力，只有利益！文卓，你醒醒吧！”

夜风吹过，带着花香，也带着腐朽的气息。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秦与，看着灯火通明的别墅，看着窗内梅雨亭优雅的身影。

突然明白了。

这是一盘棋。

我们都是棋子。

秦父是棋手。

他要的，是封住所有人的嘴，是掩盖所有的罪。

而我和梅雨亭，这两个从文家沟逃出来的女人，是他最大的威胁。

所以他要让我们互相牵制，互相监视，永远活在恐惧中。

“好。”我说。

秦与抬起头：“什么？”

“我答应。”我看着别墅的灯光，“我嫁给你。”

“真的？”

“真的。”我扶他起来，“但有个条件。”

“你说。”

“我要一场盛大的婚礼。”我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文卓，嫁进了秦家。”

他愣住了。

“为什么？”

“因为，”我笑了，“只有站得够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够疼。”

他不懂。

他永远不会懂。

但梅雨亭会懂。

当我走进茶室，告诉她我的决定时，我看见了她眼中的惊恐。

她懂了。

这场婚礼，不是开始。

是结局。

是我们所有人的，血色结局。

（十）

离开秦家时，梅雨亭送我到门口。

“卓儿，”她低声说，“别做傻事。”

“什么傻事？”我问。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她看着我，“秦家……不是你能抗衡的。”

“那你呢？”我问，“你能抗衡吗？”

她沉默了。

“嫂子，”我笑着说，“婚礼上，我想吃你做的水煮鸡。就像……十五年前那盘一样。”

她的脸色瞬间惨白。

“卓儿……”

“晚安，嫂子。”我转身，走进夜色。

出租车在等我。

我坐进去，报出学校的地址。

车开动了。

我回头，看见梅雨亭还站在门口，像一尊雕塑。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小亭姐。

不，嫂子。

游戏开始了。

这一次，我们不再是朋友。

是敌人。

是注定要互相毁灭的，镜中人。

但在这场毁灭之前。

我要先毁了秦家。

毁了那个，把我们拖进地狱的家族。

车窗外，北京的夜晚璀璨如星。

但我看见的，只有十五年前，黄土高原上那盘水煮鸡。

血红色的。

死亡的颜色。

 

 

第十四章：婚宴杀机

（一）

订婚到结婚，只有四十二天。

秦家要快，要在我反悔之前把我绑进这个家族。秦父亲自选的日子，农历十月十八，宜嫁娶，宜入宅。

“我爸说，那天是吉日。”秦与把一本黄历推到我面前，上面用红笔圈着那个日期。

我们坐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窗外秋雨绵绵。距离那场家宴已经过去两周，我成了秦与的“未婚妻”，这个身份像一件不合身的华服，穿在身上处处别扭。

“这么快？”我看着那个红圈，像一枚血色的印章。

“越快越好。”秦与压低声音，“我爸怕夜长梦多。”

我懂。秦父要的不是儿媳妇，是一道保险，一个把秘密永远锁在秦家大宅里的活锁。娶了我，我就成了秦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算我想揭发什么，也得先掂量自己的处境。

“婚礼在哪里办？”

“王府酒店。”秦与说，“定了八十八桌，我爸的朋友、合作伙伴都会来。还有……媒体。”

“媒体？”

“嗯，我爸说要大办，要让全北京都知道，秦家娶了个政法大学的高材生。”秦与的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嘲讽，“他要塑造一个‘书香门第’的形象，洗掉暴发户的标签。”

我端起咖啡杯，手在微微颤抖。

“你紧张？”秦与问。

“不。”我放下杯子，“我只是在想，那天的水煮鸡，该放多少辣椒。”

他的手一抖，咖啡洒了出来。

“文卓，你……”

“开玩笑的。”我笑笑，“嫂子说她会亲自下厨，做她的拿手菜。我很好奇，十五年了，她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秦与盯着我，眼神复杂：“文卓，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想结婚啊。”我说，“嫁进豪门，不是所有女孩的梦想吗？”

“你不是那种女孩。”

“那我是哪种？”我问。

他沉默了。

雨下大了，敲打着玻璃窗，像无数细密的鼓点。

（二）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快进的电影。

试婚纱，三套，从苏州请来的老师傅手工缝制，一套比一套华丽。拍婚纱照，在故宫，在颐和园，在秦家别墅，摄影师指挥我们摆出各种恩爱的姿势，我像个木偶，秦与的笑容也很僵硬。

选婚戒，卡地亚，五克拉的钻石，戴在手上沉甸甸的，像一副镣铐。

见宾客名单，密密麻麻的名字，政商名流，秦父的生意伙伴，秦家的亲戚——那些我从未见过、将来也不会深交的人。

还有梅雨亭。

她负责婚礼的筹备，每天跟我核对细节：请柬的样式，鲜花的颜色，菜单的菜品，喜糖的品牌。我们像真正的姑嫂那样讨论，客气，疏离，但眼神交会时，能看见彼此眼底的暗涌。

“卓儿，”有一次，在秦家别墅的书房里核对菜单时，她忽然说，“那盘水煮鸡，你真想吃？”

“当然。”我头也不抬，“嫂子亲手做的，意义非凡。”

“你知道……”她停顿了一下，“那盘菜，会让我想起很多事。”

“我也是。”我抬起头，看着她，“但有些事，想起来比忘记好，不是吗？”

她的手指捏紧了菜单，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

“秦与……他对你好吗？”

“很好。”我说，“很体贴，很大方，完美未婚夫。”

“那就好。”她像是在说服自己，“嫁进秦家，至少……生活有保障。”

“嫂子当年也是这么想的？”

她的脸色变了。

“卓儿，我们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那该怎样说话？”我合上菜单，“像真正的姑嫂那样？聊育儿经？聊家长里短？聊……怎么在豪门里生存？”

“我们可以做朋友。”她轻声说，“像以前那样。”

“以前？”我笑了，“以前我们是朋友吗？还是……你只是在利用我？”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影挺直，但肩膀在微微颤抖。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她说，“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后悔利用你，后悔伤害你，后悔……把你拉进那件事里。”

“后悔有用吗？”

“没用。”她转身，眼睛红了，“但除了后悔，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看着她的眼泪，心里没有波澜。

十五年前，在那个黄土高原的夜晚，我也曾这样流泪。但眼泪换不来同情，换不来救赎，只能换来更多的伤害。

“做好那盘水煮鸡吧，嫂子。”我说，“就当是……对过去的告别。”

（三）

婚礼前一周，我回了趟学校。

收拾宿舍的东西，办理休学手续——秦父说，嫁进秦家就不需要再读书了，在家相夫教子就好。我没有反抗，平静地接受了。

林薇薇帮我打包书籍，眼圈红红的。

“文卓，你真的要嫁？”

“嗯。”

“为什么？”她抓住我的手，“你才大二，你那么优秀，你将来可以成为很好的律师，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还是……嫁给那种人？”

“哪种人？”

“你知道的。”林薇薇压低声音，“秦与那种富二代，花心，不学无术，玩够了就扔。你真的相信他会对你好？”

“我不需要他对我好。”我说，“我只需要这个身份。”

“你疯了。”她摇头，“为了钱？为了地位？文卓，你不是那种人。”

“人是会变的。”我把最后一本书放进纸箱，“薇薇，有些事，你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啊！”她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们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清澈的、不谙世事的眼睛。

怎么说？

说我要嫁的人，是十五年前强暴我的人？

说我的嫂子，是当年被我帮助、又背叛我的女人？

说这场婚礼，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

不能说。

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

“薇薇，”我抱住她，“谢谢你。真的。你是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

她哭了。

“文卓，你一定要幸福。”

幸福。

多么奢侈的词。

（四）

婚礼前一天，按照习俗，新人不能见面。

我住在秦家为我准备的酒店套房，顶层，能看到整个CBD的夜景。房间里堆满了礼物：珠宝，名牌包，奢侈品，还有一张秦与给的银行卡，里面有七位数。

“零花钱。”他发微信说，“喜欢什么就买。”

我没回。

深夜，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灯火。手机响了，是柳子。

“明天我去不了。”他说，“实验室走不开。”

“没关系。”

“文卓，”他停顿了一下，“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你爱他吗？”

我笑了：“柳子，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不爱。”他很肯定，“你眼里没有光。以前你说要去北京时，眼睛里是有光的。现在……没有了。”

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精致的妆容，昂贵的睡袍，但眼神空洞，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柳子，”我说，“如果……如果明天之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你会记得我吗？”

“你说什么傻话？”

“回答我。”

“会。”他说，“永远记得。记得那个在黄土高原上，说要去看星星的女孩。”

我的眼泪掉下来。

“谢谢。”

挂了电话，我走到梳妆台前，打开最底层的抽屉。

里面有两样东西：小亭给我的银色纽扣，还有一瓶药。

药瓶是白色的，标签上写着“鼻炎康”，但里面装的是我从实验室偷偷拿出来的氰化物。极小的一粒胶囊，无色无味，致死量只需0.1克。

我把它放进明天要用的手包里。

还有那把，我从旧货市场买来的、藏在婚纱裙撑里的匕首。

（五）

婚礼日，晴。

早晨六点，化妆师团队就来了。四个人围着我，洗脸，护肤，上妆，盘头。镜子里的脸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陌生。

“新娘子真漂亮。”化妆师感叹，“皮肤真好，都不用怎么遮瑕。”

我笑笑，没说话。

八点，伴娘团来了，都是秦家安排的远房亲戚的女孩，我不认识。她们叽叽喳喳地帮我穿婚纱，戴头纱，整理裙摆。

白色婚纱，拖尾三米，缀满施华洛世奇水晶，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像一件华丽的寿衣。

九点，秦与来接亲。

按照习俗，他要在门外塞红包，回答伴娘的问题，唱歌，表白。我坐在床上，听着门外的喧闹，心如止水。

门开了，他走进来。

穿着黑色礼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看见我时，他愣了一下，眼神里有惊艳，也有……恐惧？

“文卓，”他单膝跪地，“我来接你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恨之入骨的男人，现在要成为我的丈夫。

“走吧。”我说。

他扶我起来，我们并肩走出房间。走廊里站满了人，鼓掌，欢呼，撒花瓣。闪光灯此起彼伏，记者在拍照。

下楼，上车。车队十六辆宾利，绕着二环走了一圈，引来无数路人围观。

“我爸安排的。”秦与在车里说，“他说要造势，要让全北京都知道。”

“知道了又怎样？”

“知道了，你就永远是秦家的人了。”他看着窗外，“再也……逃不掉了。”

我转头看他：“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遇见我。”

他沉默了许久。

“不后悔。”他说，“遇见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事。”

我笑了。

真讽刺。

（六）

王府酒店，宴会厅。

八十八张圆桌，坐满了人。水晶吊灯，鲜花拱门，巨大的LED屏幕循环播放着我们的婚纱照。司仪在台上煽情地讲述“爱情故事”——当然是编的，说我们是在咖啡馆偶遇，一见钟情，历经考验终成眷属。

秦父秦母坐在主桌，笑容满面，接受着众人的祝贺。梅雨亭和大秦与也在，她穿着淡紫色的礼服，端庄优雅，但脸色苍白。

婚礼进行曲响起。

我挽着秦与的手臂，走上红毯。聚光灯刺眼，掌声雷动。但我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倒计时。

走到舞台中央，司仪开始问誓词。

“秦与先生，你愿意娶文卓女士为妻，无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都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他说得很坚定。

“文卓女士，你愿意嫁给秦与先生，无论顺境逆境，都与他携手一生吗？”

我看着台下。

秦父志得意满的笑容。

秦母欣慰的眼神。

梅雨亭紧张的神色。

还有无数陌生人的脸。

“我愿意。”我说。

声音很轻，但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大厅。

掌声再次响起。

交换戒指，亲吻——他的嘴唇很凉，我的嘴唇在颤抖。

仪式结束，敬酒开始。

一桌一桌，一杯一杯。秦与替我挡了很多酒，但我也喝了不少。白酒辛辣，烧得喉咙疼，但能麻痹神经，让我暂时忘记自己在做什么。

终于，敬到了主桌。

秦父站起来，举杯：“文卓，欢迎你成为秦家的一员。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谢谢爸。”我微笑。

“雨亭，”秦父对梅雨亭说，“你不是说要亲自做道菜，给弟妹尝尝吗？”

梅雨亭站起来，脸色更白了。

“是……我去拿。”

她走向后厨，背影有些摇晃。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青花瓷碗。碗里是黄澄澄的鸡肉，漂着红油和辣椒，热气腾腾。

水煮鸡。

和十五年前那盘，一模一样。

“卓儿，”她把碗放在我面前，“尝尝，合不合胃口。”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嫩，辣，麻，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味。

“好吃。”我说，“嫂子手艺真好。”

“你喜欢就好。”她坐回去，手指紧紧攥着桌布。

秦与也吃了一块：“嗯，确实好吃。哥，你也尝尝。”

大秦与笑着夹了一块：“雨亭的手艺，没得说。”

秦父秦母也各吃了一块。

我看着他们咀嚼，吞咽，谈笑风生。

心里有个声音在数：五，四，三，二……

（七）

变故发生得很快。

首先是秦父，他正在说话，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发紫。

“爸？”秦与扶住他。

然后是秦母，她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人也软了下去。

“妈！”

大秦与站起来，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哥！”秦与慌了，“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宴会厅乱成一团。有人尖叫，有人打电话，有人想往外跑。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切，异常平静。

秦与看向我，眼神从困惑，到怀疑，到震惊。

“文卓……你……”

“不是我。”我说，“是嫂子。”

我指向梅雨亭。

她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如纸，但嘴角却扬起一丝诡异的笑容。

“你胡说！”她站起来，“是你！是你下的毒！我刚才看见你在厨房鬼鬼祟祟！”

“我有证据。”我从手包里掏出那个白色药瓶，“这是从你房间抽屉里找到的，嫂子。上面有你的指纹。”

药瓶是真的，是我昨天趁她不注意放进去的。指纹也是真的——我戴着手套，拿着她的手按上去的。

“你陷害我！”她尖叫。

“是吗？”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

是前天我们在书房核对菜单时的对话：

“那盘水煮鸡，你真想吃？”
“当然。嫂子亲手做的，意义非凡。”
“你知道……那盘菜，会让我想起很多事。”
“我也是。但有些事，想起来比忘记好，不是吗？”

录音到此为止，但足够了。

“你录我？”她不敢相信。

“我只是想留个纪念。”我说，“没想到，成了证据。”

秦与看看我，看看梅雨亭，又看看倒在地上的父母和哥哥，突然崩溃了。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她恨我们。”我看着梅雨亭，“恨秦家，恨所有把她拖进地狱的人。”

梅雨亭笑了，笑出了眼泪。

“对，我恨。”她说，“我恨秦家，恨张建国，恨所有把我当商品买卖的人。我等这一天，等了十五年。”

“所以你杀了他们？”

“是。”她擦掉眼泪，“我用当年毒死二胖一家的方法，毒死他们。很公平，不是吗？”

“但你为什么要嫁祸给我？”

“因为你也该死。”她盯着我，“如果不是你，我早就逃走了。如果不是你给二胖家递纸条，他们不会怀疑我。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看着她眼中的疯狂，突然明白了。

她从来没有后悔。

她只是恨，恨所有人，包括我。

（八）

警察来了。

救护车也来了，但已经晚了。秦父秦母当场死亡，大秦与在送医途中不治。梅雨亭被戴上手铐带走时，一直狂笑。

“卓儿！”她喊，“我们终于……两清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两清？

不。

我们之间，永远也清不了。

秦与抓住我的肩膀：“文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看着他的眼睛，“秦与，我也是受害者。”

他看着我，许久，松开了手。

“对不起。”他说，“我不该怀疑你。”

我抱住他，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从今天起，我们只有彼此了。”

他哭了，像个孩子。

警察过来做笔录。我声泪俱下地描述秦与的死亡，配上凌乱的头发和满脸残妆，演技完美无瑕。

作为最后一位与死者接触的人，我被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不过没关系。

因为真正有毒的那盘水煮鸡，我一口没吃。

我只吃了最开始那一块——那是安全的，梅雨亭为了洗脱嫌疑，特意在端出来之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夹了一块吃。

但她不知道，我在敬酒时，趁她不注意，往剩下的鸡肉里加了氰化物。

用那瓶“鼻炎康”里的药。

药瓶上有她的指纹，录音里有她的动机，人证物证俱全。

完美的嫁祸。

（九）

再次回到婚房，已经是三天后。

房间里的东西悉数被警察带走，连同那盘水煮鸡和药瓶。真相很快就要大白——警察会检测出鸡肉里的氰化物，会查出药瓶的来源，会找到梅雨亭购买毒药的记录。

她逃不掉了。

而我，会因为“无辜受害”而获得同情，也许还能分到秦家的部分财产。

站在空荡荡的婚房里，看着大红色的床单，我忽然想笑。

笑命运的荒诞，笑人心的险恶，笑这场精心策划的、沾满鲜血的婚礼。

梅雨亭被带走的时候，我故意张大嘴巴惊讶地看着她，随即发了疯一样冲上去。有人拦住了我，混乱中，梅雨亭狂笑不已。

别人以为她疯了，只有我知道，这时候的她，才无比清醒。

小亭，欠别人的债，总是要还的。

不能总躲着，躲一辈子吧？

（十）

一个月后，判决下来了。

梅雨亭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去探监。

她瘦了，眼窝深陷，走路都不稳，但眼神依然锐利。

“小亭，你还好吧？”我问。

“还行。”她坐下，隔着玻璃看我，“能睡得着觉了。”

“没有话问我吗？”

“呵呵，都明了。”她笑了，“你根本没有碰过那盘水煮鸡，还有你那药，也是一早准备好的吧。只是，秦与无辜啊。”

“无辜？”我盯着她，“他趁着我男朋友出差强占我的时候就该死了。和当初欺负我的二胖一样，该死。”

记忆的闸门打开，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肉里又被血染上绚丽的红。

“对不起，卓儿。”一滴泪滑落，她仿佛又苍老了许多。

“对不起有用的话，你就不会在这里了。”

“说真的，我不后悔那么做。”她看着天花板，“我不想跟个牲口一样被二胖父子折磨。只是，无辜了你，对不起。”

“你为了逃走故意装傻，为了逃走把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我骗到二胖炕上，为了嫁祸故意让我帮你买耗子药。只是，你应该没有想到吧，我给你的耗子药中掺了断肠草的汁。”

她的表情凝固了。

“断肠草……”

“对。”我说，“所以二胖一家才会死得那么惨。你以为是你毒死的？不，是我。”

她盯着我，许久，笑了。

“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我摇头，“你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报仇。”

“报仇？”她重复这个词，“报完了吗？”

“还没有。”我说，“还剩一个人。”

“谁？”

“张建国。”我一字一句地说，“那个把你卖到文家沟的人。”

她的眼神变了。

“你要找他？”

“是。”

“找到了之后呢？”

“让他付出代价。”我说，“就像秦家一样。”

她沉默了。

“卓儿，”良久，她说，“如果……如果当时的你不那么心急，如果我没有遭遇这一切，也许今天我们可以坐在北京的某个角落，喝着咖啡，聊着未来。那该多好啊。”

“是啊。”我站起来，“可如今，那终究只是我十二岁的一个梦罢了。你毁了我，我毁了你，我们注定此生不能同行。”

狱警过来，带走了她。

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极了十五年前，在黄土高原的风沙里，她第一次看我时的眼神。

清澈，明亮，带着对未来的希望。

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久到，我们都忘了自己曾经的模样。

走出监狱，阳光刺眼。

我抬头看天，北京的秋天，天空很高，很蓝。

像文家沟的天空。

小亭姐。

不，梅雨亭。

我们的账，清了。

但我的路，还没走完。

还有最后一个仇人。

在深圳，做着外贸生意，过着安逸生活的张建国。

等着我。

用我自己的方式。

讨回所有的债。

 

第十五章：归途如尘

（一）

梅雨亭的判决生效后第三个月，我办妥了秦家的遗产继承手续。

秦与父母的全部财产、大秦与名下的股权、加上秦与那份——现在都归我了。律师把厚厚一叠文件推到我面前时，手指都在颤抖：“文女士，您确定……全部捐掉？”

“确定。”我在最后一页签下名字，“一分不留。”

阳光透过律所的落地窗洒在桌面上，文件上的数字闪着金光：九位数的存款，五处房产，两家公司的控股权。足够一个人挥霍几辈子的财富。

但我只觉得肮脏。

这些钱，沾着血。有小亭的血，有二胖一家的血，有秦家人的血，还有……我的血。

“捐款对象我已经选好了。”我把另一份文件推过去，“西北女童助学基金会，还有反拐卖公益组织。匿名捐赠，不要任何宣传。”

律师推了推眼镜：“我明白了。文女士，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离开北京。”我说。

“去哪儿？”

“回家。”

（二）

回文家沟的路，比来时更难走。

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拖拉机，最后一段路，只能步行。西北的深冬，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踩着冻硬了的黄土，一步步走向那个我发誓永不回来的地方。

村子比记忆中更破败了。

年轻人几乎走光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土坯房塌了大半，剩下的也摇摇欲坠。村口那棵歪脖子树还在，但更歪了，树皮剥落，像个垂死的老人。

我站在村口，看了很久。

十五年。

那个背着土豆筐的小女孩，如今穿着羊绒大衣、踩着靴子回来了。可她心里，还是当年那个又冷又饿、满手冻疮的女孩。

“卓儿？”

我回头，看见一个佝偻的老人。仔细辨认，是赤脚医生的儿子，现在也该四十多了，头发却已花白。

“是我。”我说。

“真是卓儿！”他激动起来，“出息了！出息了！你爸妈要是看见……”

“他们还好吗？”

他的笑容僵住了。

“你爸……前年走了。脑溢血，走得快，没受罪。你妈……眼睛瞎了，一个人住在老屋。”

心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

“带我去看看。”

（三）

老屋还在，但更破了。

门虚掩着，我推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很暗，只有炕头上坐着个身影，背对着门。

“妈。”我叫了一声。

身影猛地一颤。

“谁？”

“是我，卓儿。”

她慢慢转过身。眼睛混浊，没有焦点，但脸朝着我的方向。

“卓儿？我的卓儿？”

“是我。”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

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关节粗大，指甲缝里都是泥。她摸索着我的脸，从额头到下巴，手指颤抖。

“真是……真是我的卓儿。”她哭了，“妈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我回来了。”我的声音哽咽。

“回来好，回来好……”她重复着，“饿不饿？妈给你做饭。”

她要下炕，我按住她：“我不饿。妈，你坐着。”

但她不听，摸索着走到灶台边，舀水，生火，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皱纹深得像刀刻。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这个养育我又忽视我、伤害我又思念我的女人。

恨吗？

恨过的。恨她重男轻女，恨她让我干最重的活，恨她在我被强暴后骂我不检点。

但此刻，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昏花的眼睛，那些恨都淡了。

只剩下悲凉。

“妈，”我说，“我带你走吧。去城里，我给你治病，给你养老。”

她摇头：“不去。我哪儿也不去。这儿……是你爸在的地方。我要守着他。”

（四）

在村里的第一夜，我失眠了。

躺在小时候睡的炕上，听着母亲均匀的鼾声，看着糊了报纸的顶棚。老鼠在梁上跑动，窸窸窣窣，和记忆中的声音一模一样。

时间好像从未流逝。

我还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明天还要早起背土豆，上学，躲着二胖家的狗，偷偷去墙根下找小亭的纸条。

但我知道，一切都变了。

第二天，我去了后山。

二胖家的房子早就塌了，只剩下一堆土坯和烂木头。院子里杂草丛生，有野兔被惊动，窜进草丛。

我爬上颤颤巍巍的屋顶——当年小亭仰头看天的地方。瓦片松动，踩上去嘎吱作响，随时可能塌陷。

但我还是爬上去了。

站在屋顶，举目四望。光秃秃的黄土山，干涸的河床，稀稀拉拉的枯树。天空很高，很蓝，云很淡。

小亭当年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吧。

在那个绝望的冬日，她穿着破棉袄，站在这里，仰望天空，心里想的是什么？

想家？想自由？想怎么活下去？

还是想……怎么复仇？

风很大，吹乱了头发。我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想象自己是一只鸟，可以飞离这里，飞向远方。

但我知道，我飞不走了。

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片黄土，这方天空，这些记忆，都像烙印，刻在我的骨头上。

“卓儿？”

我睁开眼，看见柳子站在院子里。

他老了。三十岁的人，头发已经稀疏，戴着厚厚的眼镜，背有些驼。听说他大学毕业后回了县城，在中学教书。

“柳子。”我爬下屋顶。

我们站在废墟里，相顾无言。

许久，他说：“听说你回来了。”

“嗯。”

“还走吗？”

“不知道。”

他踢了踢脚下的土块：“二胖家……后来县里来人，把尸骨收走了，埋在乱葬岗。连个碑都没有。”

“他们不配。”我说。

“是啊。”柳子苦笑，“可是卓儿，有些事……该放下了。”

“放下什么？”

“恨。”他看着我的眼睛，“我听说北京的事了。秦家，梅雨亭，还有你……你太累了，卓儿。”

我的眼眶发热。

“柳子，我放不下。”我蹲下来，抓起一把黄土，“你看，这土里，有血。二胖家的，小亭的，秦家人的，我自己的。怎么放？”

“那就埋了。”他也蹲下来，“把过去都埋在这里。然后，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我笑了，“去哪儿开始？”

“哪儿都行。”他说，“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

风卷起黄土，迷了眼睛。

我揉着眼睛，泪水流下来。

（五）

在村里的第七天，我去了乱葬岗。

那是一片荒坡，没有墓碑，只有一个个小土包，有的塌了，有的长了草。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三个挨在一起的小土包——应该是二胖一家。

我站在土包前，看了很久。

恨他们吗？

恨过的。恨二胖强暴小亭，恨他们打我骂我，恨他们让我看见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但现在，看着这三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土堆，恨意淡了。

只剩下悲哀。

为他们的愚昧悲哀，为他们的残忍悲哀，也为他们的死亡悲哀。

“如果……”我对着土堆说，“如果当年你们没有买她，没有打她，也许……你们都还活着。”

风呜咽着，像是在回应。

我从背包里拿出三炷香，点燃，插在土堆前。

青烟袅袅升起，消散在风里。

不是原谅。

是告别。

告别那段黑暗的过去，告别那些死去的人，也告别那个在黑暗中挣扎了十五年的自己。

（六）

离开村子的前一天，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带回来的钱——不是秦家的遗产，是我自己打工攒的——分成了两份。一份留给母亲，托柳子照顾她，看病，修房子，安度晚年。一份捐给村里的小学，翻修校舍，买书，请老师。

村长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卓儿，你是咱村的恩人！”

“我不是恩人。”我说，“我只是……不想让更多的女孩，像我一样。”

像小亭一样。

像千千万万个被拐卖、被欺凌、被毁掉一生的女孩一样。

站在小学的操场上，看着破旧的土坯房，我想起了小亭说过的话：

“卓儿，你一定要离开这里。”

“你要有选择的权利——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权利。”

我离开了。

但我又回来了。

带着选择的权利，也带着改变的力量。

虽然微小，但总要做点什么。

（七）

回北京的前夜，母亲突然说：“卓儿，妈有话跟你说。”

我坐到炕边。

她的手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的信纸。

“这是……你爸留下的。”她的声音很轻，“他不识字，让我念给他听。我一直藏着，没给你。”

我接过信纸。

是笔迹，很工整，但不是父亲的——他不识字。我翻开第一页，愣住了。

“卓儿，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是父亲的口述，找人代写的信。

“……爸对不起你。你是女娃，爸不重视你，让你受苦了。但爸心里清楚，你是三个孩子里最争气的。”

“……那年你从县城回来，说考上了，要去市里。爸一宿没睡。爸高兴，但也怕。怕你一个女娃在外面受欺负，怕你走得太远，回不来了。”

“……爸没什么能给你的，就给你攒了点钱。在炕席底下，有个铁盒子，里面是爸这些年攒的。不多，你拿着，应急用。”

我冲到炕边，掀开炕席。

果然，有个生锈的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钱，最大的面额是十块，最小的是一分，整整齐齐码着，用橡皮筋捆着。

数了数，一共三百七十八块五毛二分。

不多。

但这是他全部的积蓄。

是他一块砖一块砖搬出来的，一袋水泥一袋水泥扛出来的，一口饭一口饭省出来的。

我抱着铁盒子，跪在炕边，泣不成声。

“你爸……其实最疼你。”母亲摸着我的头，“他只是……不会说。”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那个沉默寡言、重男轻女了一辈子的男人，用他笨拙的方式，爱着他的女儿。

只是，我知道得太晚了。

（八）

离开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母亲拄着拐杖，站在村口。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朝我挥手，脸上带着笑。

“常回来！”她喊。

“一定！”我喊回去。

柳子送我上车：“真不留下？学校缺老师，你可以来。”

“我还有事没做完。”我说。

“那个张建国？”

我点头。

“小心。”他握住我的手，“别再……做傻事。”

“不会了。”我笑笑，“这一次，我要用正当的方式。”

车开了。

我回头，看着村子渐渐远去，变成黄土坡上的一个小黑点。

再见了，文家沟。

再见了，我的故乡，我的牢笼，我噩梦开始的地方。

这一次离开，也许再也不回来了。

但我带走了一些东西：一把黄土，装在玻璃瓶里；父亲留下的铁盒子；还有那些，怎么也带不走的记忆。

（九）

回北京后，我做了一件事。

把秦家遗产的最后一笔捐款，转给了检察院的举报中心——附上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张建国涉嫌拐卖妇女的证据：梅雨亭的证词（她在狱中写的），秦与的证词（他为了减罪主动交代的），还有我自己整理的、这些年来搜集的资料。

数额巨大，影响恶劣，证据确凿。

三个月后，张建国在深圳被捕。

新闻上了头条：“知名企业家涉多起拐卖案，潜逃二十余年终落网”。

我看着电视里他被押上警车的画面，手里握着小亭的纽扣。

小亭姐，你看到了吗？

他付出代价了。

虽然迟了二十年，但终究，付出代价了。

（十）

张建国审判那天，我去了法庭。

他老了，头发全白，穿着囚服，佝偻着背，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在黄土高坡上意气风发的模样。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

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宣判时，法官念出“无期徒刑”四个字，他腿一软，差点摔倒。

走出法庭时，阳光刺眼。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北京灰蒙蒙的天空。

结束了。

所有的仇，所有的恨，所有的债。

都了结了。

手机响了，是基金会打来的。

“文女士，您捐助的第十所女童学校已经建成了，在甘肃。孩子们想请您去剪彩，您看……”

“我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沿着街道慢慢走。

路过政法大学时，我停下脚步。

校园里的银杏叶黄了，铺了一地金黄。学生们抱着书走过，说说笑笑，青春洋溢。

那个曾经在这里读书、打工、寻找真相的女孩，已经走远了。

但她的路，还没走完。

只是换了一个方向。

（尾声）

三年后，我去了甘肃那所新建的女童学校。

学校建在山坡上，白墙红瓦，有明亮的教室，有图书馆，有操场。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在操场上跑步，歌声嘹亮。

校长是个中年女人，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她拉着我的手：“文老师，谢谢您。没有您，这些女孩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

“别谢我。”我说，“是她们自己，选择了走出来。”

剪彩仪式上，我看到了一个女孩。

十二三岁的样子，扎着马尾，眼睛很大，很亮。她站在队伍里，仰头看着我，眼神里有好奇，有羡慕，也有……渴望。

像极了当年的我。

仪式结束后，她跑过来。

“文老师，我以后也能去北京吗？”

“能。”我蹲下来，和她平视，“只要你想，哪里都能去。”

“我想当律师。”她说，“像您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的心被触动了。

“好。”我摸摸她的头，“那你要好好读书。”

“嗯！”她用力点头，“我一定会考上政法大学！”

我笑了。

离开学校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女孩还站在校门口，朝我挥手。

阳光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光。

像希望。

回北京的路上，我收到了柳子的信息。

“我妈说，你妈走了。走得很安详，手里攥着你寄回来的照片。”

我的心一紧，又慢慢松开。

也好。

她终于可以和父亲团聚了。

在那个没有重男轻女、没有贫穷苦难的世界里。

窗外，西北的风景飞快后退：黄土山，白杨树，偶尔出现的村庄。

我想起了很多人。

小亭。秦与。父母。柳子。还有那些，在我生命中出现又消失的人。

我们都被命运之手推着，走上各自的路。有的交叉，有的平行，有的背道而驰。

但最终，我们都走向同一个终点。

只是这一路上，我们带着不同的行李：爱，恨，遗憾，希望。

而我，选择了放下仇恨，拿起希望。

虽然沉重，但心安。

飞机起飞，冲上云霄。

透过舷窗，我看见下面的黄土高原，像一幅巨大的、苍凉的画。

而我，终于从画中走了出来。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走向那个，我用了半生去追寻的、光明的未来。

虽然来路坎坷，但前路可期。

这就够了。

（文章来源：理想小说网 lixiangxiaoshuo.com）

（全文完）